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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文革版北京工人理论队伍盛衰史

时间:2015-05-18 10:54:50  来源:共识网  作者: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陈徒手

 

狂热的政治学习潮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一连串政治批判兼具理论学习的运动,试图逐步消除林彪集团的负面影响,掌握理论宣传、权威辩诬的制高点。1973年10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国庆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传递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就是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这里就初步蕴含着全民理论学习的模式,确定今后不脱产的特征。

  1974年4、5月间,中共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相关通知,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全国各地随之召开了群众“批林批孔”大会,动员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力量,主讲人多是工农兵及机关工作人员。

  1975年1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报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20条,长达五千字,毛泽东很快于2月2日批复同意印发。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其中列宁占了23条,由此正式拉开了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帷幕。

  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最早兴起于1972年的批林整风,成形于1973年的“批林批孔”,火爆于1974、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据1975年7月26日北京市委宣传组报告,目前全市工农理论队伍已发展到25万人,其中工人理论队伍16万人。市委宣传组黄森在同年8月8日还宣称,“现在全市工人业余学校已发展到5600多所,有68万多人参加,农民五七政治学校已在绝大多数生产队中建立起来。青年业余学习小组十万个,近百万人参加。”(见黄森《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针进一步巩固提高工农理论队伍》)

  到了1976年1月,市委宣传组统计表明,全市先后办起了10958所业余学校,有241.3万多人参加学习(其中工人业余学校6833所,学员79.5万多人)。此外,还有十万个青年业余学马列小组,经常有百万人参加学习。(见1976年1月19日《北京市几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成长的若干资料》)全市竟有240多万人参加政治学习,大规模地卷入了理论热潮,很快达到文革期间当局所能预期的人力规模极限。

  小厂能作大文章

  1975年8月8日,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丁某在市工农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积极参加理论战线的斗争,这是历史的一个创举,是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他还指出,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战略措施。

  使用“历史创举”“战略措施”这种政治用语,实际上是中央文件中的框架精神要点,地方党委只是在腔调上不断予以拔高。丁某在讲话中谈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理论本身的难度和理解上的周折:

  过去,不少人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乏全面完整的了解,认识上有片面性。经过这段学习有提高,初步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认识到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存在着前进到共产主义或倒退到资本主义这样两种可能性。

  认识到我们现在还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既要承认它的不可避免性加以利用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一讲“限制”就想马上取消它,也不可一讲“不可避免”又不对它加以限制。(见讲话提纲)

  丁某的讲话文本是市委秀才们起草的,这是70年代党内最为时兴、日渐圆熟的理论腔调,张春桥、姚文元尤其擅长此类写作,语气空泛而生硬,来回名词“拉锯”,只是满足官方的一时急需,缺乏扎实的学理。影响所及,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所写的文章也大都呈现此类空洞文风,由于涉及艰深问题,理解不便,行文更为晦涩、突兀,论及历史性、理论性较强的话题更要装腔作势,摆出“非我莫赢、你错我纠”的斗争姿态。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五厂是一个只有职工829人的小厂,1973年4月就建立起117人的理论队伍,组建了13个研究小组,其中党史组准备用一年时间,立志写一本大部头的中共党史。厂党委王副书记在1975年8月6日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极为高调地表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要实现这样广泛深刻的革命,只靠研究机关和少数专业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要想全局,有远见。不怕厂子小,就怕志气短。”

  “小厂写大文章”,市委宣传组向市委的报告中屡屡提及汽修五厂的成果。据统计,该厂在几个月时间内,已写了四十多篇专题研究材料,譬如政治经济学小组《正确处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历史小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进行的斗争》、哲学小组《领导班子执行什么路线是决定企业性质的根本问题》、中共党史小组《从解放后四次路线斗争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国际形势小组《苏修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的》等等。

  现在再翻阅这些“很受职工欢迎”的文章,味同嚼蜡,价值全无,只是朦胧地视为当年曾经红火过的荒唐无趣的岁月物证,看出那个时代社会语言环境的单调和硬梆梆的特性。对于一般工人而言,像“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生产”之类均是一个个拗口费解的理论难题,本无深意,却硬要从中寻摸出“正确性”。

  从马恩原著寻章摘句

  《人民日报》公布的33条有关无产阶级专政语录,成了1975年各工厂理论队伍竞相追逐的攻坚目标,每一条语录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梳理,铺张扬厉,蔚为大观。

  市电表厂工人理论小组光是编写第17条语录的学习辅导材料,就三上三下地来回折腾。这条语录本身就夹杂着一些难句,如“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等,一开始理论小组为了这几条名词解释就弄得焦头烂额,到班组征求意见,工人师傅就说:光解释几个名词,怎么能讲清一条语录的中心思想?有的师傅问:“我们天天跟货币打交道,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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