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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怎么防止“警察”滥用暴力

时间:2015-05-12 10:46:03  来源:腾迅大家  作者:吴钩

 【宋朝已有“警察”】

宋朝有警察制度吗?

有。“警察”一词,并不是现代才有,宋代已出现了“警察”的说法(当然涵义跟今天的略有差异)。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就是宋朝的警察机关,由两个互不隶属的系统组成:一是尉司,由县政府统辖;一是巡检司,通常为跨县设置,统属于州政府或路监司。

宋朝一个“邑大事烦”的大县,按照惯例会置立两个尉司,称东尉司、西尉司,或内尉司、外尉司。尉司的行政长官为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长,每司统率数十至一百名“弓手”(相当于警察)。

巡检司是平行于尉司系统的警察机构,除了重点县份一县置一巡检司之外,一般都是数县设一司,或者数州合设一都巡检司。在重要的边境市镇城寨,也会单独设置巡检司,类似于现在的边防派出所;在沿江、沿海地带,也会设巡检司,相当于水上缉捕机构。由于巡检司多以寨为驻扎单位,所以巡检所统率的人马又称为“寨兵”。

巡检司与尉司合称为“巡尉”。巡检司的寨兵又与尉司的弓手合称为“弓兵”。他们的职能是差不多的,都是负责社会治安、侦破刑案、搜集犯罪证据、通缉罪犯、捉拿盗贼等等。

宋朝政府又在大城市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做“巡警”,类似于派出所。比如北宋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东京梦华录》说,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南宋临安城的街道,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说,“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铺兵的职责,跟现代城市的治安警察并无太大不同。

 【逮捕犯人要有“逮捕令”】

那么宋朝的“警察”(为了跟现代警察制度区别开来,我们给宋朝“警察”打上引号吧)是不是可以随便抓人呢?比如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将进城摆摊的小贩、擂鼓告状的访民抓起来?不能。尉司、巡检司缉捕的对象只能是盗贼及其他刑事犯。即便是逮捕罪犯,也有一道程序要先走——申请“逮捕令”。

宋人说:“郡之狱事,则有两院治狱之官,若某当追,若某当讯,若某当被五木(五木,指刑具),率具检以禀郡守,曰可则行。”宋朝的州郡,一般都设有两个法院:州院与司理院。两院的法官在办案时,认为要缉拿哪些嫌疑犯,则需向州郡的最高长官知州(宋朝的知州也是州法院的首席法官)提出申请,知州批准,发牒文给巡检司,巡检司才可以缉拿某人,这叫做“直牒追摄”。现代司法制度中的“非经法庭批准,任何人不得被逮捕”原则,其实是可以从传统司法中找到渊源的。

如果遇上案情紧急、必须迅速拿下犯人的情况呢?宋朝法律允许“警察”先行抓人,但报捕的程序必须补办。《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奉使用所追摄,虽被制,皆报所属官司,不得直行收捕。事涉机速,听先捕获,仍取所属公文发遣。”

宋朝的批捕牒文发展到清代时,叫做“捕票”。从法律上来说,衙役捉人,没有“捕票”的话,是非法的。“捕票”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从《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抄录一份下来,大体格式如下:

兹有某素行不法,劫夺客商,罪实难恕。据此,合行差缉。为此票该差立即驰往某处,擒带某正身,务获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得迟延滋事,如违重究不贷。速须票。

某处 某

年 月 日给差(字、朱)某

县行(字、朱)

宋朝的批捕牒文格式不详。不过我们可以确知,宋朝“警察”捉人,在程序上是需要先申请到“逮捕令”的。另外,按照宋代司法制度的分权设计,巡尉的责任只是拿人,而无权参与审讯,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宋真宗时,曾有犯人临刑称冤,法院吩咐县尉司复审,刑部立即表示反对:“县尉是元捕盗官,事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要求明确立法禁止县尉推勘案件。

当然这些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大打折扣,特别在县一级,“其追呼讯鞫、具名以禀,悉出吏手。故其事与州郡不同”。经常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但“警察”自我授权“追呼讯鞫”犯人的做法,依宋朝法律,无疑是不合法的。 

【什么情况下可以“格杀勿论”】

那么宋朝“警察”在追缉犯人的时候,如果碰上拒捕、“袭警”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对犯人“格杀勿论”呢?

不是的。按照《宋刑统·捕亡律》的规定,只有在两种情景下,宋朝“警察”杀死被追捕者才是无罪的:其一、“罪人持仗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其二、“走逐而杀走者”,“皆勿论”。意思是说,被追捕者手持武器拒捕,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或者逃跑,可能逃脱掉,这时候如果被宋朝“警察”杀死,那么“警察”是不必坐罪的。

这是宋朝法律对“警察”特权的保护。现代国家也会授予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开枪的权力,比如在美国,被盘查的人如果不配合警察的指令,哪怕做一下掏口袋的动作,都可能马上会被警察击毙。但是,警察这种“格杀勿论”的特权极容易被滥用。对宋朝“警察”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完全可能会滥用暴力、伤害犯人,甚至以缉盗之类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南安军上犹县有两个恶僧,向一渔人买鱼,又不付钱。因为渔人向他们索取鱼钱,心中忿恨,便买通县里的“警察”,诬称渔人一家为强盗,带领一大帮人“掩捕其家”,导致渔人一家“四人遭杀,三人被伤”。两僧人“以杀获劫贼告于官”,县尉受了贿赂,验尸时帮着掩饰掉死者身上“縻缚之迹”;知县老眼昏花,又受吏役蒙骗,便以“杀获劫贼”草草结案。

为防止出现这类捕者滥权杀人的行为,《宋刑统·捕亡律》又规定,在三种条件下,“警察”杀死被追捕的犯人是必须坐罪的:

其一、“空手拒捍而杀者,徒二年。”犯人如果手无兵器,那他即使拒捕,“警察”也无权格杀,否则,致人死亡的“警察”判“徒二年”之刑。显然,当时的立法者已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罪人空手,虽相拒捍,不能为害”,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不成威胁,因此致人于死地便毫无必要。美国警察之所以在盘查对象稍不配合的时候就可能要开枪,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民持枪的社会,警察的风险非常大。禁枪的其他国家当然不可仿效这样的“美国经验”。

其二、“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斗杀伤论。”如果被追捕的人已经就缚,或者没有拒捕的行为,那么“警察”便无权杀死他,或者打伤他。否则,按“斗杀伤”罪论处。宋朝的“斗杀伤”,如果致人死亡,可判绞刑。在前述上犹县“渔人案”中,死者已被“縻缚”,那么按照宋朝法律,就算他确实是强盗,逮捕他们的人也不能杀死他。这就是县尉为什么要“隐其縻缚之迹”。

其三,“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如果宋朝“警察”在抓捕犯人的过程中使用刀刃杀死空手的犯人,则按“故杀伤”论处。宋朝的“故杀伤”罪,最高也是可以判死刑。这同样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伤害能力的平衡”原则,在冷兵器时代,使用刀刃的杀伤力,就相当于今天的开枪。

上面这三条立法,无疑是出于制约“警察”暴力、保护犯人人身权的考虑。也就是说,宋朝“警察”在执行缉捕公务时,绝不是不管什么情形都有权对被追捕之人“格杀勿论”。假如宋朝那时候“警察”已经配枪,他可以在追捕过程中随便开枪吗?肯定不可以。正如我们所确知的——法律既应当赋予警察合法使用暴力的特权,但又必须防止警察滥用暴力,所以,法律需要设立一些红线,禁止执法者踩过线。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还要将上犹县“渔人案”的结局交待清楚。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所有在县初审的涉及人命的刑案,都必须上报州法院复审。南安军法院在复审“渔人案”时,发现了疑点与破绽,最后查得真相,推翻上犹县的结案陈词,上报中央法司。终审结果判下来:“僧皆坐死”;“县尉杖脊”,发配道州服役;上犹县知县“贬文学参军”;其他十五名涉案者发配广南充军;“以僧私田给渔者家”,相当于给予受害者家庭刑事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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