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苏联电影中女孩送别战士的镜头)

其实，Katyusha是俄语女名Katenina或（E）katerina（（叶）卡捷琳娜）的昵称。其源头Catherine/Katherine是基督教世界极为普遍的女名，出自希腊语，意为“纯洁”，最早的记载是公元4世纪初的基督教圣徒“亚历山大的凯瑟琳”。

随后英语中演变出Kates（凯特，昵称Katie），德语中有Katharina（昵称Kathi），Katharine则英、德都用，发音不同，俄语还有昵称Katushka，而昵称Katja（卡佳）更是德语、荷兰语、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语国家共用。

有趣的是，1725~1727年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原为立陶宛农民之女，受彼得一世恩宠，皈依东正教后更名。

更有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在位）则干脆出身在普鲁士王国的什切青，是德国公爵的女儿，后成为彼得三世的未婚妻。

还好，纳粹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Keitel）的姓与凯瑟琳无关。

关于歌曲《喀秋莎》的产生背景，一致认为是由苏联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写于1938年的一首诗谱曲而成。

这一年7、8月苏日之间爆发了张鼓峰事件（苏军称哈桑湖战役）。

作者当然并未到前沿，而且年初就已写好了开头（梨花开遍[原诗还有苹果花]，江岸陡峭，雾如轻纱，女主角出场），但当夏天作曲家催他完稿时，他笔下的“遥远的边疆”和“勇敢战斗”显然已有这一战役的背景。有人可能从“草原的雄鹰”推测背景是1939年发生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苏日诺门坎战役，但时间晚了，而且哈桑湖的东边也是草原。

值得一提的是，诗人讴歌苏军英勇保卫了祖国边疆。

实际上，当时苏军利用《中俄瑗珲条约》故意留下的漏洞，将边界进一步向中国方向推至张鼓峰，只在图们江边给中国留出一条通往防川村(今属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的狭窄通道。

当时中国东北为伪满州国统治，与苏军作战的是驻朝日军，都不影响被抢占的是中国领土的现实，也使现在有人将这首歌说成“描绘俄罗斯春回大地时的美景”显得可笑。

当前中国流传的故事中还有一个分歧，一说此歌诞生后迅速唱遍苏联，掀起爱国主义热潮，一说当时并未流行，直到两年后苏德战争爆发。

其实，不要说为“哈桑湖战役”抒怀的一首歌，这次战役本身的指挥者——布柳赫尔元帅战役结束一个星期即被免去远东方面军司令员，11月被含冤枪决，罪名居然是从1921年起就充当“日本间谍”。

这位元帅曾化名“加伦将军”担任孙中山的军事总顾问，为北伐甚至南昌起义立下大功，回国后1929年又在“中东路事件”中打败张学良的东北军，1935年位列首批五大元帅之一。

他帮助国民革命军移植了一整套苏联政治制度，却保不住自己的人头。而张鼓峰事件的起因之一，也是预感要在“肃反”中被清洗的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留希柯夫上将于1938年6月叛逃伪满。

可见，虽然这首歌未受大清洗牵连，1938年就已在莫斯科演唱，但在气氛极端恐怖的那两年，苏联国内的主题显然不是爱国热潮。

关于《喀秋莎》因战风行，中国还有一个出处无考的故事流传：1941年7月的一个黄昏，新编的近卫军第三师开赴前线，送行的莫斯科某工业学校一群女生唱起此歌为战士们送行，随后该师在第聂伯河阻击战中几乎全部献身。

遗憾的是，近卫称号苏军只授予战功显赫的部队，除非以原近卫编制重建，否则不可能新建即授。第三近卫步兵师（不是近卫军第三师）的前身，第153步兵师1940年8月组建后一直在乌拉尔军区训练，1941年6月上旬已调至白俄罗斯东北部，22日战争爆发时仍在调动和补充。

一周内，仓促备战的该师就展开防御，7月5日与德军接战，但受阻的德军迅速绕过，4天后将已损失惨重的该师合围在维切布斯克附近。到8月初，一直在突围的该师6000人只剩约1000人，但仍在第聂伯东岸坚持抵抗。

虽然9月18日被授予近卫称号，但也基本损失殆尽，两天后被撤回总预备队。到1942年夏重新以第153步兵师的名义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下属编制已全部换掉，当年末又获第57近卫步兵师番号。

因此，这支部队的确英勇，但《喀秋莎》是否因他们而传遍战场就不好说了。有趣的是，用喀秋莎称呼1941年6月投产的多管火箭炮也并非只出于浪漫，因为该炮BM-13的军用代号只见于秘密文件，直到战后才公开，连类别也用的是生造的“近卫迫击炮”。

战士只好先用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的名字称其为科斯蒂科夫炮，后以炮身上的“沃罗涅日共产国际工厂”的首字母K自行命名为“喀秋莎”，而德军一直称其为“斯大林风琴”。

到1945年春，当苏联随军记者激动地将2000多门“喀秋莎”火箭炮的呼啸写成“简直是‘喀秋莎’的歌声在向柏林进攻”时，德国的凯瑟琳们的受难日也开始了。

【合格的情感】

听过《喀秋莎》的人也许从未奇怪过，描写一个姑娘思念远方军中爱人的歌曲为何要用2/4拍这样典型的进行曲式？

这当然不是为“节奏明快、简捷”，而是斯大林时代的基本任务——服务于军事需要。也是出于这种需要，出身贫农、只上了两年中学、18岁就入党、还深受高尔基赞赏的伊萨科夫斯基对在冰冷战壕里生死难料的战士描述了浅显直白的希望（或者说条件）——“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他1942年的作品《在靠近前线的森林里》中也有类似句子：“人人怀念家乡亲人，都知道惟有去战斗，才能重返家乡……一旦祖国需要我们，人人坚强如钢，……同志们，奔前方，为了昨天珍贵的一切，也为明天的希望。”

而他作于1945年的《敌人烧掉了我的小屋》出版后就被官方批判为悲观主义，直到1956年才允许付印和演唱。待他写出完全儿女情长的作品《红莓花儿开》时，已是战后的1949年。

其实，有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民族怎会忽略文学触及人性的一面，只不过在苏联，这要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纠缠。

拉夫列尼约夫1926年完成的代表作《第四十一个》就因一声枪响，将爱情毁于国内战争中的阶级搏杀引起巨大争议。此后，60年代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曾悄然掀起人性的波澜。

不过，禁止任何正视战争残酷性的表达，排斥儿女情长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大批“人性论”的还不是苏联。1949年后中国文艺的人性色彩很快被埋葬在文革中只能有坚定和斗争的样板戏中。

直到文革后，电影《小花》那点名不符实的爱情必须升华到阶级情才不负解放事业，也能引发全社会的痴迷。部分尚有人性情怀的苏联文学作品，也同原本就未明文禁止的苏联歌曲一起迅速复活。

当然，迅速传染的儿女情长中，保家卫国仍是点亮作品境界的关键，连杨钰莹也不忘来一句“阿哥去当边防军”，但战争残酷性和触及人性的内容始终躲躲藏藏有如罪人，直到2007年的电影《集结号》仍一改再改。

至于苏联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等特殊人物触及的深度，以及苏联史上的种种错误与反思，至今也只是在部分中国人中水落石出。

同时，当中国面临战争时，宁愿逃避，也害怕真实会伤了士气，以至在80年代的老山作战中《血染的风采》境界过关，《两地书，母子情》就有动摇军心之忧。

结果留下的一个传闻仍逃不开战争与人性的冲突：某敢死队小战士在出征仪式上向首长表示唯一遗憾是从没看过女人胸部，一个护士就当众解开了自己的衣襟。

同样在战争中，欧美文化对人性的触及很早就显出区别。比如德国汉堡的教师汉斯•莱普于一战中的1915年在俄国前线写下的诗歌《年轻哨兵的歌》，与《喀秋莎》一样于1938年被谱曲并改名《莉莉•玛莲》。

不过这首讲述一名战士在军营外的路灯下与心上人依依不舍的歌也默默无闻，直到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德军开设广播电台，并于1941年8月18日晚首次向巴尔干和北非的德军播出刚在老唱片上找到的《莉莉•玛莲》，一时风靡前线交战双方，连柏林的电台也不例外。

哀伤缠绵的《莉莉•玛莲》唤起了战争带走的一切美好回忆，又缺少“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的微小希望，自然容易引发厌战情绪。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败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禁播此歌，但他销毁所有唱片的要求落空，只好将女歌手拉拉•安德森等人关进集中营。英军将领也担心这首德语歌的负面影响，幸而汤姆•康纳为它改写了英语歌词，并迅速在法军和美军传开，最终形成14种语言的版本，并在十余部电影中出现。

真正对歌曲爱国与否没那么恐惧的还是美国人。

《兄弟连》第九集里E连战士驶向柏林的途中，曾唱着一首高昂的进行曲，但中国人很少听得出来，这首名为《血染伞绳》（Blood Upon the Risers）的歌其实唱的是一名菜鸟伞兵在训练中就因过度紧张没挂上开伞绳而摔死的过程，二战中就风靡盟军空降部队。

它的前身《共和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倒是一首真正的爱国歌曲。可是，后者却源自1860年麻省民兵第2步兵营的兵油子们拿一个也叫约翰•布朗（布朗是试图以武装起义废除奴隶制的美国白人）的战友取笑而胡诌的打油诗。

该营最后传出的军中小曲《约翰•布朗的尸首》实在低俗，除了“布朗的尸首正在坟里烂掉，他的灵魂还在前进”等歌词，就是反复循环美国南部布道集会的赞美词“我主荣耀”（Glory Hallelujah）。直到1861年11月女作家朱莉亚•沃德•豪改写歌词才登得大雅之堂。

从此，这首歌不光深受林肯和丘吉尔喜爱，马丁•路德•金也常在演说中引用，至今仍常在美国总统就职等场合演唱。

不过，这样一曲正宗的爱国歌曲其实仍主要通过上帝的荣耀和正义鼓舞人心，中国人熟悉的“解放事业”只有一句“既然耶稣为我们的神圣而死，就让我们也为人的自由而死吧”。

到了《血染伞绳》中，连“我主荣耀”也成了“Gory（倒霉的新兵叫戈瑞），这真他妈是个糟糕的死法”。你能据此说美国人不愿为国而战？又能理解美军为何爱唱着一个死法去迎接冒险吗？

这种文化冲突在中国并不鲜见。前些年红极一时的军营励志电视剧《士兵突击》题材十分东土，配乐却颇为西化，以致采用的Era（创世纪）乐团的专辑《The Mass》被讹传为“德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师战歌”。

实际上，这张专辑只是借鉴了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1936年以欧洲中世纪游吟诗集为基础而作的歌曲集《布兰诗歌》。

伴随宏大和激昂的军乐，战争机器制造学由西欧传向东欧、东亚，一番成王败寇后，也给我们留下了喀秋莎、莉莉•玛莲、戈瑞等代表普通战争经历者的名字。

因而，当一个民族整整一代人对战争只有技术上、书面上的“精通”和目标上的崇高，却在战争与人性的问题上掩耳盗铃，无疑是危险的。

历史表明，战争动员中，不要说哪种死“重如泰山”太抽象，“国仇家恨”未必容易建立，“仗义每多屠狗辈”的自觉也不好人工制造，对境界不高的大多数人，“天堂给你留着72个处女”当然是邪路，但让他有个姑娘吧，哪怕就是想想，未必就是拆了长城。最终的血火洗礼后，永立正义之巅的只能是人性的光辉。

遗憾的是，2014年总结的“十大经典抗战歌曲”中，除了苦难和怒吼，为个人留下的唯一位置竟是“王二小”。就连名曲《何日君再来》在抗战期间诞生后，日军认为这是盼国军归来，国民党认定这是召唤共产党，中共则把它看作上海堕落生活方式的写照。

其实，不就是打仗的时候最想女人吗。显然，我们连古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坦率与豁达也不及。

（本文原标题为《除了年龄，<喀秋莎>还能暴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