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朋友圈看到 Bedstars 乐队的鼓手李凡发过几张照片，是他在山里的一所学校教小学生敲鼓时拍的。那些小学生看上去特别高兴，李凡也乐得跟个小孩似的 —— 我好像只有在他演出完把自己喝成傻逼的时候才见他这么笑过。我问他是怎么想起跑山里学校去教小孩敲鼓的，他稀里糊涂也说不清楚，最后就跟我说：“要不哪天你跟我去吧，净化一下你的心灵。”
我们要去的这所小学位于北京西边的燕山地区，要从市中心的前门坐将近两个小时长途车才能到；李凡住在北京东边的燕郊，那里属于河北，坐车再换地铁到前门差不多也要两个小时。他穿着平常演出时的那身衣服，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老师，不过挎包里装的却是厚厚一沓打印好的鼓谱，他自己听着歌编的。
李凡跟我说，本来他是想教孩子敲架子鼓的，让他们以后都玩摇滚去；可学校的经费有限，只能教中国大鼓 —— 但学校也没买中国大鼓，就配了一堆橡胶鼓垫和成本不过三块钱一副的小鼓槌。歌曲是由校方指定的，李凡本来从里面挑了屠洪刚的 “霸王别姬”，最后还是改成了 “中国龙”。
长途车穿出宛平城一直向西，雾霾笼罩下的北京根本就看不见近在咫尺的燕山山脉。燕山区是全国唯一一个 “特别行政区”，地处房山区内，但非区非县、非乡非镇，说白了就是一片巨大的工业基地。到处都是钢筋管道组成的城市景观，在 PM 2.5 的映衬下组成了一片蒸汽朋克式的地标建筑。
我们要去的这家小学，就是工厂子弟的学校。这里的人可能半年才去一次二环里的北京，俨然是一个地处首都又与之平行存在的空间。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会外聘一个摇滚乐手当代课老师吧：这里的人们生活压力没有市区里那么大，还保存着中国老工业区的生存状态；城里的孩子从 “小升初” 时期就已经开始的竞争意识，在这里并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他们会安排小学生学习书法、打击乐、油画等兴趣专业课，而不是在奥数和英语的死路上一走到黑。这也使很多像李凡这样的北漂青年，成了这些远郊区县小学里的代课老师。一路上我们碰到李凡的好几位 “同事”，看起来显然都不是专业从事教师职业的年轻人。
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终于赶到了北京燕山羊耳峪小学，李凡的打击乐课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这可能是我在北京见过的最舒服的小学操场了，远近的小山在昏暗的阳光下显得异常宁静。下课的时候，孩子们逐一跟李老师打着招呼；他则一脸傻笑，感觉比在酒吧里呲到了新妞儿还高兴。
李凡指着学生们画的画跟我说：“我每次看见他们就特他妈高兴，感觉自己心灵被净化了。”
不过上课的时候，他就没这么多笑脸了。李凡的打击乐教室，其实就是学生食堂，墙上贴着 “粒粒皆辛苦” 什么的，夕阳照进来的时候显得很安详。不过这种安详和宁静马上就被这帮小孩打乱了 —— 男孩们拿着鼓槌敲击着一切能发出刺耳声响的东西，女孩们则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嚷个不停。
这可比朋克摇滚乐的现场无序多了。一贯负责在舞台上制造混乱的李凡，现在反而成了要维持秩序的那个人；而且你能看出来，他在努力克制自己在酒吧里那种 “一言不和飞脚就踹上去” 的暴脾气，对这些不服管教的小男孩，也只能吼一句之后站在那儿干生气。人家就是不理你。
好不容易维持住了秩序（前排那个多动症小男孩的鼓槌也被没收了），李凡给每人发了一张他打印的 “中国龙” 鼓谱，开始按小节给学生们讲解起来。我本以为自己是挺有节奏感的，结果听了半天还是不明白；不过我前边有个小男孩显然比我聪明得多，知道该在哪儿空一拍，弄得我后来干脆把鼓槌给放下了。我不捣乱了。
有几个小孩的个子比其他学生大一圈，李凡介绍说他们的脑子都有生理缺陷，学校安排他们进来时也说明：不用必须教会他们，跟着打发时间，别胡闹就行了。这几个小孩都坐在后排，全班一起合奏时，他们敲出来的鼓点让我觉得整个食堂里一团糟，根本听不清鼓点到底是不是整齐的。不过好在李凡很有经验，每段结束后都能指出哪个小孩又打错了，然后让他自己重新敲一遍。
一个小时的课，就在一片噼里啪啦中结束了。我什么也没学到，李凡却跟我说，今天孩子们已经比上节课表现得有节奏多了。小学生们还跟我们小时候一样，下课之后就又把老师当成了最亲的人，李凡的脸上也开始重新出现了笑容。我知道，这种打击乐课到学期末势必又会以集体表演的形式作为学业总结；但至少能感觉到，这些小孩在噼里啪啦声中还挺快乐的，这就挺好了。
回去的路上，我跟李凡都在长途车上睡着了，醒来时车正堵在晚高峰的西四环外，李凡的耳机里响着巨大刺耳的音乐声，一直看着窗外笑。我问他每次往返要花七个多小时的路程，来这里才上一个小时的课，他到底为了什么？他只是回答说他特别开心，觉得跟小孩呆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比喝酒和姑娘有意思多了。
然后他又露出了在酒吧里那种最常见的坏笑，说一开始就是觉得认识俩女老师也挺刺激的，突然又把这幅笑脸收起来，对我说：“其实我经常觉得自己挺脏的，我就必须得时不常看见他们，让自己干净一点儿。”
Written by : 陈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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