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北窗”，原题目：《老城保护故事：注定失败的抵抗？》）
1972年的一天，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发生了一次游行，反对市政府刚刚出台的一项历史中心区的规划。邻里委员会威胁到，如果不终止规划，就“退出意大利共产党”。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反抗政府，威胁的却是“退出意共”？要理解这个看似吊诡的逻辑，要从博洛尼亚的老城保护规划说起。
1、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
二 战后，尤其是1960年代后，欧洲许多城市的老城区域人口不断外迁，老城区留下的大都是穷人，形成了“贫民窟”。于是，对老城区建筑的维修和升级成为城市 复兴的主要手段。但这种方式带来另一个极端的问题是“贵族化”，老城改造后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地价飞升，原来居民由于生活成本的提升而被迫搬到城市外 围，有些住进了政府建造的集体住宅，市中心则成为富人的地盘，人口性质发生了变化。
但博洛尼亚却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建筑要维修，人也要留下！在当时的欧洲，它几乎以一己之力抵抗着来势汹汹的“贵族化”大潮。
这 座城市曾在1955年制定过一个规划，意图增加人口，搬迁市中心人口到北部郊区的新城。但进入60年代后，博洛尼亚市政府否定了1955年的思路，以“反 发展”作为其规划理念。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不适合速度过快的发展，一切城市开发都应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座城市首次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即“整 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建筑，更要保护生活在建筑中的人，让他们的集体记忆能够保留下来，并维持既有的社会肌理。
这里的集体记忆，是哪个集体呢？是工人阶级。博洛尼亚拥有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在老城区的生活和记忆是规划聚焦的核心。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居住在老建筑中，需要被保护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租户。保护的不是业主，而是租户，这是博洛尼亚规划的亮点，也是最难点。这是后话。
1969 年，意大利规划师柴费拉提（Cervellati）主持制定了古城保护规划，细化了“整体性保护”方案，划定了13个保护区，基础是保护低收入阶层的根本 利益。规划将老城区的建筑分为四个类型，并设立了三组修复准则，具体规定出了建筑物可改变的类型、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及建筑的功能。这个方案跳出了仅从建筑 学和美学层次评估建筑价值的拘囿，强调建筑的时间、文化意义和社会使用方面的价值；同时强调，真正赋予历史城区价值的，是那些外表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 建筑。
俯瞰博洛尼亚老城区
San Petronio教堂
大量保存下来的柱廊是博洛尼亚老城区的特征
老城居民区交通限制（井盖右侧是地锁，由图左的收费器操控）
博 洛尼亚的“反发展”理念和“整体性保护”方案，早已成为今天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经典范例。把人和建筑一起保护，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强调的“社区”。以致今 天每每看到打着保护遗产的幌子将原居民搬迁的行径，文化遗产工作者都会谈及“博洛尼亚经验”。在很多人看来，博洛尼亚的计划，最亮点便是针对无良房地产商 的“斗争”。
如果仅仅这样看待博洛尼亚计划，未免太过简单了。
诚然，把人和房子一起留下，听起来如田园诗般优美。但更值得我们思索的，是“整体性保护”方案如何实施，以及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提出这套方案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只有了解了how与why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认识它的成功与失败，也不枉其“斗争”一场。
2、理想与妥协
一个规划理念，一套城市规划方案，如果只考虑what而不考虑how，还能取得成功，那是游戏《模拟城市》。博洛尼亚不是模拟的，而是实际的。这个世界上，最实际的两个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钱。
这 两个问题，在1969年的时候基本是无解的。对建筑进行修缮，当然没问题。可是，谁出钱？把居民保留下来，让他们生活在原地，没问题。可是，保证房租不 涨，要求房主不能提高租金。你要是房主，你干么？市政府无力支付高额的维修费用，也没有权力强制私人房主冻结租金上限。当时看来，规划只是个甜蜜的梦。
事情在1971年有了转机。当年意大利颁布了《住房改革法案》，允许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征收私有土地，目的是在城市周边可以建造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集体住宅，也可以集中力量将历史街区中的私有空间改造为公共空间。
1972 年，以《住房改革法案》为契机，博洛尼亚向市议会提交了《经济公共住房规划》，具体针对13个保护区的5个作为试点，对其内600座房屋维修，受影响的人 口约为6000人，严格按照原地点、原形制、原材料的原则，并要求原住户在修缮完成之后回来居住。（在修缮阶段，原住户被安置在250个由公共空间改造的 临时居所中）
这个计划需要多少钱呢？初步估算是3.1亿里拉，而博洛尼亚市可以拿出的钱是1亿里拉，又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筹措了资金。无论如何，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那 么有了法律作为尚方宝剑，看来博洛尼亚市政府也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了？答案是否定的。《住房改革法案》虽然赋予了政府低价收购土地的权力，但没有赋予其 “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最初的《经济公共住房规划》中，博洛尼亚市提出的方案是“征收”。这个方案一出，立刻招致强烈的抵抗，主要抵抗者是房产的业主。
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分析文章中，这些反对者多以“敌人”的形象出现，是无良的房地产商，只知谋求利益，不知历史保护；而当地民众则是政府的支持者，怀有高尚的历史情怀，同房地产商进行着斗争。
这 就未免陷入“好人/坏人”的二分论断，过于片面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房产的业主很多也是最普通的居民，生活条件并非富贵，房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 要求冻结租金上涨，只允许租户支付约占家庭收入百分之十五的租金，当然是对房主利益造成了伤害。还是那句话，换做是你，你干么？
更为关键 的是，这些房主非但不是恶贯满盈的资本家，反而也是较为贫穷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在选举中是博洛尼亚执政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对，你没看 错，博洛尼亚的执政党是意大利共产党，整个博洛尼亚保护计划的推动者就是意大利共产党。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具体历史背景稍后详谈。
简而言之，这些本来依靠自己拥有产权的小型住宅赚点小钱的房主，认为意共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故而奋起反抗。而对立面的那些租户大都是劳工阶级，当然也是意共支持者，也参与到了争论中来。在一次媒体主办的聚会中，两个群体发生了正面冲突，一则记录这样写道：
“在这次聚会中，你可以亲眼见证城市规划的后果——租户和地主真实上演了一出“阶级斗争”。”
政府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支持者发生内讧。因此，他们删除了最初方案中关于征收住房的条款，取而代之的是临时性的“合约”，即政府与业主达成某种约定，业主承诺不上涨租金，而政府对业主给予贷款利息上的优惠，以及一定的补贴。
最开始，很多业主对这项“合约”机制深表怀疑，他们对政府提供的所谓优惠和补贴不感兴趣，也因为担心有朝一日政府会以更低价格强行征收房产，所以纷纷将房产按市值卖给了政府。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相信政府，参与到了修缮计划之中。
租 户呢？通过政策干预，政府允许租户权利可以在同一家庭内继承。这些房屋象征着博洛尼亚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仍旧由原先的住户居住，这些人有一半都是单身的 老工人。看起来，时间似乎就此定格，美好的历史留在了城市中。但实际上，许多贫穷的老人仍然负担不起房租，要让他们留下，市政府仍需要对其进行补贴。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那两个问题了：没钱？政府掏；人不支持？政府妥协。
3、理想不能当饭吃
把人和建筑一起保护，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理念，但理想不能当饭吃。
由 于没有足够公共财政支持，私人又根本不愿资助，最终完成的房屋修缮也就是最初划定的600户住房，并且用了10年时间。正如上文所说，整个博洛尼亚历史中 心区划定了13个区域，共计15000多处住房。600和15000相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尽管在这600户实行了房租管制，但剩下的那些可不受限制， 房价可以随着市场而肆意飞涨。
另外，通过“合约”的方式与房主签下协议，只是当时政府为了尽快推动规划的权宜之计，却不能保证其可持续性。这种“合约”一般年限是10-15年，合约期满后，房主依旧可以将其放入市场。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出钱帮你修了房子，换来你若干年的妥协。
更 为吊诡的是（或是更为符合市场经济逻辑），恰恰由于历史中心区的保护更新计划，让博洛尼亚市中心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地价迅速增长，博洛尼亚的市中心区域 一下子成为了意大利最贵的土地。尽管老居民得以留下，但有能力负担高额房租的精英阶层也不断涌入，人口持续增加，反而导致博洛尼亚市中心区的人口发生了更 为激烈的“贵族化”现象。
劳工阶级可以低房租住在城中心修缮好的住宅中，也可以住在市郊的廉价公共住房中；精英阶级可以来这里以高租金居 住。那么，谁是贵族化的真正受害者呢？是那些没有钱，也没有资格住在廉价公共住房的人——学生。市中心高昂的租金他们支付不起，只得搬到低收入住宅的边 陲。他们手中没有选举权，因此在1977年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抗议政府，甚至造成了一名学生的死亡。
最初以抵抗贵族化而采取的行动，反而成了贵族化的一个推手。难道，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抵抗？
4、注定失败的抵抗？
要理解博洛尼亚古城保护规划，必须跳出简单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从更高层面回顾计划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博洛尼亚？
如果把答案简单化，则只需要六个字：意大利共产党。
意 大利共产党自二战时反抗纳粹政权赢得大量民心，在意大利北部的劳工阶级中一直具有很高的支持率。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老牌工业城市，最初以丝绸作坊起家， 到19世纪，劳工阶级已在城市中占据了主要比例。这些人支撑着意大利共产党在博洛尼亚执政很多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博洛尼亚市郊的廉价集体住房，租户以工人阶级为主
市中心广场上的意共反法西斯游击队的纪念墙，标志着博洛尼亚的红色记忆
博洛尼亚工业博物馆，记录这座城市工业时代的辉煌
在与右翼势力的斗争中，意共的最大诉求便是“文化”。 尤其是要与当时意大利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相抗衡，意共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他们要向世人证明：共产主义将以保存人民的文化价值作为执政方针，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则是摧毁文化价值。
从 某种程度而言，博洛尼亚宛如一个试验场，是意共的政党理念的一种实践，以赢得更多民心。同时也要看到，博洛尼亚规划的实验性质不仅局限于一座城市。意共也 有意将其树立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杆，即如何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施行共产主义政策，抵抗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记忆的丧失。
从这个角度 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72年计划受到抵制之后，意共并没有选择继续推进土地征收策略，而是选择了妥协。一方面，共产党也要在选举中和其他政党凭 借选票相竞争，失掉民心，意味着选票的流失；另一方面，意共也必须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在全国层面获得更大的施展空间。
但是，制约意共大 规模推动博洛尼亚规划的，恰恰是其最重要的支持者——劳工阶级。许多意共的支持者对历史城区的保护缺乏真正的兴趣，这项计划更是损害了其中不少人的根本利 益。规划“保护”了一部分意共支持者，却也伤害了另一部分支持者。这不是简单的民众与房地产商的斗争，而是更为复杂的政治理念与利益的纠结。
完 全依赖公共财政的城市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性，没有资金支持和民众支持，理想也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中关于福利国家 的左翼倾向逐步被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取代。政府不再会像1970年代一样投入大量公共财政支持住房、教育以及遗产保护，这类公共事务的私有化、市场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博洛尼亚的建筑保留了下来，但人却还是不得不面临“贵族化”的困境。
用保护人来抵抗贵族化，用社会价值抵抗经济价值，用共产主义抵抗资本主义，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抵抗吗？
如果以“抵抗贵族化”的目标来衡量，的确如此。但博洛尼亚成为了意大利保护最好的历史中心之一，规模仅次于威尼斯，大部分原居民依然留了下来，这已然是一种成功。
博洛尼亚计划的真正意义，在于一种对理念的探索。“把人和建筑一起保护”已经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共识。关注建筑本身价值之外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也是博洛尼亚规划留下的珍贵财富。博洛尼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历史街区的更新，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一定以搬迁原住户为代价。
博 洛尼亚计划的另一个间接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住在历史城区（而非在这里开店）是一种高层次的生活审美。虽然这导致了老城区人口的变化，但也保证了新搬入 的居民至少对文化遗产是尊重的，而不是毫无修养的人。在这里，不同时代的记忆互相叠加、交织，形成了新的博洛尼亚文化记忆。
博洛尼亚计划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已并不重要。我们看它，不能简单看它的文化遗产保护，毕竟这是在宏大的政治、社会背景下的一场颇具勇气的实验，也必须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中思索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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