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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欧洲的悲剧

时间:2015-03-27 09:57:18  来源:info aggregator  作者:

欧洲“伊斯兰化”与“多元文化”的失败
素来以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为荣的法兰西人很少表现得像1月11日那么万众一心。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总人口不到7000万的法国,有超过370万人走上巴黎和其他城市街头,以展现他们在恐怖主义面前毫不畏惧的团结精神以及捍卫数百年来形成和珍视的自由价值的决心。
在 以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的名字命名的宽阔大道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政府领导人身着深色大衣,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一起手挽着手走在集会群众的前列。他们中有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Cameron)和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 Ahmet Davutoglu)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Abbas)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Netanyahu)几乎是肩并肩走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现出了来自文明世界的鲜有的同仇敌忾。
游行人群挥舞 着“Jesuis Charlie (我是查理)”的标语,将共和国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挤得水泄不通,《马赛曲》(LaMarseillaise)的熟悉歌声再一次响彻巴黎和法国上空。尤其让人振奋的是,星期天的大游 行中出现了许多穆斯林移民的身影。
突如其来的灾难总是能够使平时素不相识、甚至经常意见相左的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法国仿佛想要以此告诉世界: 虽然已过去两百多年,但“自由、平等、博爱” 的理想在这个国家依然历久弥新,换发着鲜活的生命力。正如奥朗德总统难得那么庄重严肃地宣告的:“今天巴黎是世界的首都……法国将呈现出最好的面貌。”
血色星期三
此前,在这个老牌西方大国的首都和全球时尚中心,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震惊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
1 月7日上午,三名蒙面枪手挥舞AK47自动步枪袭击了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编辑部,致12人当场遇难,其中包括该杂志编辑部主任,争议重重的著名漫画家斯特凡纳·沙博尼耶(Stéphane Charbonnier,笔名Charb)和两名警察。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法国东部某地一个清真寺发生爆炸,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还在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劫持并杀害了多名人质。
周末,德国《汉堡早邮报》(HamburgerMorgenpost)的办公楼遭遇纵火袭击——像其他许多德国报纸一样,周三发生在巴黎的枪击事件发生后,《汉堡早邮报》也转发了《查理周刊》刊登的漫画,以示对它的支持。
……
这一连串的恐怖袭击总共导致17人死亡,是自2004年3月发生在马德里的连环火车爆炸案和2005年7月发生在伦敦的公交系统自杀炸弹袭击(分别致186人和52人罹难)以来,西欧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
对 《查理周刊》而言,这已不是它第一次因为发表讽刺伊斯兰教的漫画而受到攻击。这份诞生于1970年的左翼无神论媒体多年来不懈地刊登揶揄、嘲笑各类宗教 和政治领袖的漫画,有人说它已成为法国式尖刻讽刺传统的堡垒。2005年9月,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先 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漫画家和该报因此收到死亡威胁,欧洲不少报刊纷纷转载那些漫画以支持《日德兰邮报》,《查理周报》即在其列;2011年,《查理周报》 在封面上刊登讽刺默罕默德的卡通画,并宣布这位先知是杂志社的“特聘编辑”,它的办公室随后被投掷燃烧弹,沙博尼耶也上了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悬赏“清除” 的名单,并从此接受法国警方保护……
沙博尼耶生前所创作的最后一幅漫画仿佛是对自己命运的精确而神秘的预言:漫画的主角是一名穿着很像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男子,漫画上方空白处写着“法国尚未遭到袭击”的文字。他在漫画里的对话泡泡中说,自己1月底之前都可以许下他的新年愿望。
显 然,针对《查理周刊》编辑部的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此,事件发生后,法国迅速将国内安全提高到最高警戒级别。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富于激情和力量地宣布,法国正与激进伊斯兰主义“开战”,他同时谴责了国内的反犹太主义思潮。法国政府将部署1万名军警加强“脆弱地点”的安 保,重点是全国717所犹太学校以及一些宗教礼拜场所,包括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法国和相邻的比利时警方还展开突击行动,击毙和逮捕了多名恐怖分子和嫌疑 人。法国政府还将增加情报机构的资源,提高它们的电子监视能力,并阻止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在监狱里对其他穆斯林灌输激进理念。司法部称,目前有150多名 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押。
经法国警方和美国反恐部门的确认,1月7日袭击事件的三名嫌犯分别是34岁的赛义德·库瓦奇 (SaidKouachi)和32岁的谢里夫·库瓦奇 (Cherif Kouachi)兄弟以及18岁的哈米德·穆拉德(HamydMourad),他们都是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公民。据信,萨伊德曾在2011年 前往也门,可能在那里接受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的培训。期间,他可能还曾与基地组织前重要头目、生于美国的伊斯兰教教士安瓦尔·奥拉基 Anwar al Awlaki见面,后者于2011年9月在美军发动的无人机空袭中丧生。而谢里夫·库瓦奇曾因在2008年参与一个巴黎恐怖主义组织而被监禁18个月,该 组织试图招募法国公民赴伊拉克作战。兄弟俩一直是警方的监视对象。
也门基地组织不久后自称是巴黎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目前正肆虐中东的“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则将巴黎恐怖袭击者称颂为“圣战英雄”。而在 犹太超市发动袭击的艾米第·古里巴利(Amedy Coulibaly)和女友哈雅特•博姆迪安(HayatBoumeddiene)也在先前录制的视频里宣布自己效忠于“伊斯兰国”及其“哈里发”阿布· 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
这些信息使得这一次的恐怖袭击与中东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呈现出某种扑朔迷离的关 联,但实际上,近年来发生的更多“圣战者袭击”——例如波士顿马拉松赛 (2013年4月)、伦敦街头(2013年5月)、渥太华战争纪念碑(2014年10月)和悉尼酒吧(2014年12月)——都是由所谓“独狼恐怖分子” 策动的。
这些凶残的杀手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自己袭击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其中很多甚至出生在西方国家。由于这类操着一口标准伦敦英语和巴黎法语的新圣战分子来自西方内部,因而比来自遥远的中东和中亚的敌人更加令人恐惧。
法 国人至今记忆犹新,将近3年前的2012年 3月,就在总统大选前夕,24岁的阿尔及利亚裔青年穆罕默德•梅拉赫(Mohammed Merah) 骑着摩托车在南部城市图卢兹的一所犹太学校疯狂扫射,杀害了一名拉比(犹太教师)和三个犹太儿童。他后来告诉警方,他希望以此“让法国屈服”,以报复法国 参与阿富汗战争和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法律,并为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报仇。这位曾去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枪手还曾杀害了3位北非裔法国伞兵,在同警方谈判 时,他不仅“毫无悔意”,还为没能实施更多杀戮而感到可惜。美国反恐当局的信息显示,梅拉赫也曾被美国列入最高级的“禁飞”黑名单。但认识梅拉赫的的邻居 们说,他生长在一个与宗教几乎毫无关系的家庭里,性格安静单纯,虽然有过小偷小摸的前科和一些暴力迹象,但总体上看起来很正常,他甚至还热心地帮邻居搬过 家具……
英国人也记得很清楚,当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策划和领导者、年轻的穆罕默德·西迪克(MohammedSiddeque)高声叫嚣“为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报仇!”时,他所说的英语没有一丝巴基斯坦腔,而是带着明显的约克郡口音。
就在巴黎血案发生两周前的2014年11月24日,英国内政大臣特丽莎·梅伊(TheresaMay)警告称,英国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英国政府认为,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归来的英国人是最大威胁之一。
欧洲的“伊斯兰化”
许多人会很自然地用“文明冲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20多年前发明的一个著名概念——的视角来看待发生在西方世界“心脏地带”的这场触目惊心的恐怖袭击,而这恰恰是西方政治家以及穆斯林社团上层精英唯恐避之不及的。
袭 击发生后,无论是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是其他许多政治家都在第一时间小心翼翼地表态,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极端主义造成了这起血案,告诫民众不要因此仇视穆斯 林。法国前司法部长、著名的废除死刑运动领袖罗伯特·巴丹泰(RobertBadinter)甚至还警告,袭击“不仅是一场犯罪,还是一个圈套”,意思是 它意在挑起法国人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令人略感吃惊的是,最先对袭击事件发表谴责的竟是法国穆斯林信仰理事会(French Council of the MuslimFaith),足见其感受到的压力。
但这些“撇清”之举或许并不能消除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对规模日益庞大的穆斯林社群的不信 任。袭击发生之际,正是伊斯兰激进主义成为全欧洲安全官员心头大患的 微妙时刻。调查显示,数以千计的欧洲公民——其中尤以法国人居多——已经加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战组织,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正 在渗透进入欧洲的担忧。这种担忧在法国最为强烈,因为法国拥有欧盟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群体,目前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超过500万。近几个月来,法国政府 曾多次就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发动恐怖袭击的风险发出警告。
这场危机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不仅给法国,也给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带来了重大挑战。它 们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宗教和文化分裂,而所谓“欧洲的伊斯兰化”又是 其中富争议的焦点。过去数十年来,欧洲出生率不断下降,外来移民日益增多,其中约有90%来自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不仅临近欧洲,有些原本就 是欧洲老牌帝国的殖民地,可谓近水楼台。穆斯林是融入还是改变欧洲?成为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有些人甚至惊呼:Europe(欧洲)正在变成 Eurabia(“欧拉伯”)。就在袭击发生的那一周,《查理周刊》为特立独行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新小说《屈服》(Soumission)制作了一组专题报道,描绘的是一位穆斯林总统领导的伊斯兰政权控制下的法国。这些都曲 折地反映出普通欧洲民众对“欧洲伊斯兰化”的疑惧。
统计数据的确印证了这种与日俱增的担忧是有来由的:
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规模引入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劳工,参与战后重建。德国人本以为这些劳工中在赚了一笔钱后就会返回家乡,但事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留居德国安家立业。总人口8000多万的德国目前有大约400万穆斯林公民,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土耳其。
如 果说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还仅仅代表了一种长期趋势的话,那么更为令人感受到迫在眉睫的不安和威胁的是:不像他们的父辈,新一代的欧洲穆斯林越来越难以 被西方文化同化。在西欧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法国,2009年的盖普洛民意调查显示,52%的法国穆斯林“强烈”或“极其强烈”地认同自己的宗教,而普通法国 人的宗教认同感只有23%。在英国,这一对比更为鲜明,为75%比23%。据报道,目前英国至少有85个正在运作的伊斯兰教法法庭,英国的清真寺数量 (1689个)几乎与新近关闭的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堂的数量相当,“穆罕默德”成为英国新生男婴的最流行名字……
2013年底,英国历史悠久的马莎 (Marks &Spencer)百货公司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纠纷,放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一位顾客在伦敦的一家马莎门店准备购买一瓶香槟酒,他在收银台付款 时遭到一位女性穆斯林店员的拒绝(《古兰经》明确禁止穆斯林饮酒),并被要求到别的收银台交钱。此事经《每日电讯报》(The DailyTelegraph)等媒体报道后,立刻在整个英国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许多英国读者正确地指出,那位英国顾客购买酒精饮料的权利必须得到保 护;至于那位笃信伊斯兰教的那位女店员,她压根就不应该选择在马莎这样的地方工作。要是她的这种做法得到尊重和鼓励,那么以后任何一位共和主义者都可以理 直气壮地拒绝遵守英国的法律。
马莎百货事件是一个极端例子,但在文化价值日益分裂的欧洲,人口上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的穆斯林的确也越来越善于利 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手段来达到强化自己独特 的宗教民族认同的目的。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在欧洲社会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还要求从欧洲国家政府得到特别的资助。这方面,挪威的穆斯林组织已经走了 很远:他们要求穆斯林女警察穿特别的制服,公众泳池专门为穆斯林妇女设开放时间,穆斯林男孩洗澡要有特别的窗帘隔离,避免身体暴露于不同种族的目光之下, 学校要有特设的饮食,机场要设有特别的祈祷室,所有的公共机构要为不同国家的穆斯林提供官方语言的口译服务……等等。
2014年3月,英国报界 收到的一封奇怪的匿名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一份名为“特洛伊木马行动”的纲领。行动方案为如何在英国中小学中逐渐让伊斯兰教义和 价值观占据教育主导地位列出了详细的步骤,例如通过学生、家长投诉等,校董会逐渐让那些非穆斯林的教职员工靠边站,孤立非穆斯林的校长,最终以穆斯林校长 取而代之……用中国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伊斯兰主义占领英国的教育阵地。匿名信还说,伯明翰的部分中小学已经成功的使用了“特洛伊木马行动方案”。 信中点名的几所学校,虽然是公立普通中学,但由于人口分布所致,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校董会成员也都是穆斯林。
事后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这 份耸人听闻的“行动方案”是有人蓄意伪造,意在引起媒体和政府部门对“伊斯兰化”问题的关注。但它显然还是引起了英国上上下下许 多人士的共鸣,英国教育大臣要求相关部门今后对全英国的中小学进行不定期的突袭检查,目的是杜绝公立学校“过分注重伊斯兰文化”的倾向,如女学生戴头巾、 学校广播呼唤祈祷、为中东国家募捐等等;此外,英国教育当局还宣布,今后要在英国所有的中小学中(包括私立和教会学校),弘扬“英国价值”。
“多元文化”的失败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自己所属政党的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 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这并不是说默克尔主张封闭和排外,她同时说,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 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够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
在强调“政治正确”的西方社会,默克尔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她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欧盟另外两大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强烈附和。
2011年2月,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对在英国和欧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发出了猛烈而系统的攻击。他认为这种文化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
卡 梅伦说,英国必须奉行“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策,把平等、法治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有在英国的移民必须讲英语,学校必须向学生讲 授英国的共同文化。他警告穆斯林团体,如果他们不支持妇女权益并推动融合,就会彻底失去政府的资助。卡梅伦指出,英国必须铲除国内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根 源。“我们没能(向穆斯林青年)描绘一种他们愿意归属的社会前景。我们甚至容忍那些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悖的封闭群体。所有这些原因使得一些穆斯林青年感 到无所依托。在寻找归属和信仰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落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
之后,卡梅伦不止一次地刻意强调自己对英国的基督教文化的认 同。他在一场复活节招待会上表示,他对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感到骄傲,并为自己的孩子在一家教会学 校读书感到骄傲。他还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称他自己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员”,并认为英国“应该对其基督教国家的地位更加自信”……卡梅伦的这种 “宣誓”折射的是欧洲人的普遍焦虑: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虽然基督教仍是英国最大宗教,但把自己称为基督徒的人从2001年占人口近72%的比例下 降到了不到60%。
萨科齐更加积极地付诸行动,在他的竭力倡导下,法国于201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任何公共场合佩戴伊斯兰面 纱和罩袍。此后,戴高乐机场还 发生了拒绝脱掉面纱的中东女性遭禁止入境的事件。萨科齐用更强硬的话语重复了默克尔的观点,穆斯林必须“融合到单一社会里,这个单一社会就是法国这社 会……如果你不想接受它,在法国你将不受欢迎。”
不论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的主张正确与否,欧盟内部最重要的三大国的领袖不约而同地向“多元文 化”开火,说明文化价值分裂不仅已是当代欧洲普遍面临的困 境,而且也日益凸显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试图就这类传统上的“禁忌话题”展开严肃的讨论。也许是受到邻近大国的鼓 舞,2003年,瑞士经全民公决后通过禁止建造清真寺宣礼塔的法令。但总的来说,欧洲社会舆论对这类问题的回应并不热烈。
所谓“多元文化社会”, 根据前英国工党劳工大臣、欧盟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RoyHarrisJenkins)在20世纪60年代时所下的定义,它尊 重“相互包容的环境中的文化多样性”。更简单地说,官方对公民的宗教身份认同的不加关心,并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个政府之下能够和睦相处。
作 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多元文化社会”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它毫无依据地将所有宗教都假设为经历过现代化洗礼之后的基督教。有人正确地指出,提倡 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在欧洲社会已是根深蒂固,按照这种世俗主义的观点,宗教信仰是个体或私人行为,因而应当允许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各团体信奉自己的宗教,但 这些宗教信仰应与公众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这是“多元文化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但这很可能只是欧洲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在这个基本出发点上,穆斯林与欧洲 的传统认同与文化差异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对于许多穆斯林 来说,这种“政”与“教”之间区分是荒谬和难以理解的。许多人期待穆斯林会改变,但穆斯林却很难妥协并以此为傲。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不愿向世俗化压力妥 协的坚守,使穆斯林社会充满生机并与众不同。事实证明,穆斯林有效抵制了使其宗教沦为私人活动的各种世俗化努力。
事实上,健忘的欧洲人可能已经记不得了,在欧洲,争取政教分离的斗争经历了一段导致几十万颗人头落地的血泪史,想想“30年战争”吧!驯服宗教,将它严格限制在公共政治边界之外,这项启蒙事业即便对欧洲来说也不是太久远的历史,而且现在看来也不见得真如想像般那么美妙。
正 如卡梅伦所看到的,在欧洲许多国家,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年轻一代则通过家庭(传统习俗)安排,与共同宗教和种族背景、特别是祖国来的人结成配 偶。这样一来,他们便在新的祖国建立了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社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国籍和语言,各自独立的 社区越来越突出了族群文化的符号特征。而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粘合剂的存在,这些欧洲国家最终必将四分五裂——这种分裂不同于传统的领土分裂,而是因文化价 值而导致的社会分裂。
年轻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所表现出来的对本族群宗教身份的自我强化,表面上看似乎相当出人意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父 母虽然逃离了故国的专制政权,但 以往生活的经验使他们倾向于顺从权力——在欧洲,也就是服从西方主流价值。而年轻一代的内心已经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表现出来 的“叛逆”恰恰正是他们已经”英国化”或”法国化”的标志。但当他们因叛逆而需要刻意寻求主流之外的精神认同时,最唾手可得的资源便是来自父辈祖国的宗 教。对这些穆斯林第二代来说,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有点像土生土长的英国和法国白人问题青少年那里的酒精和毒品。
而作为一种催化剂,欧洲穆斯林的高 失业率——在许多国家通常三倍于平均水平——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和文化自我隔离。孤立和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愤 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桶,那里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不仅宗教,也包括政治极端主义——引入歧途。
结语
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才能使价值观明显不同的族群和谐地(或至少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这是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将它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默 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已经看到了当前欧洲复杂的文化危机的症结所在,但他们并没有能够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一方面,这已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老问题,而且民 主政治下的选票压力很可能使占据相对人口优势的穆斯林社团在老龄化、出生率低下的西欧国家赢得越来越大的政策话语权。另一方面,正如一些人敏锐地警告的, 简单的文化说教,或者像卡梅伦那样强化所谓的“基督教认同”,效果也许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这相当于不停地提醒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你们是‘穆斯 林’,不同于这里其他所有人”。那么,他们当中许多原本并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可能真会开始把自己当作“穆斯林”。在这样的情况下,削减相关政府资金,驳 回或限制那些与宗教或种族符号相关的政策诉求,必定会招致更多的怨恨。这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击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法国人只有成千上万地聚集在大街和广场上、挥舞着标语并高唱“革命”歌曲时,才最能体现自己的存在。1月11日的百万人大游行继承了高傲的法兰西民族200多年以来的光荣传统,它在艰难时刻传递出自由、宽容……还有团结的价值观,令世人肃然起敬。
但 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管它为的是什么。素不相识的人们从国家、城市的不同角落聚拢到一起,群情激奋地高喊口号过后,终将离开大街和广场,回到自己 原来属于的角落里去。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将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走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正在面临重大考验。许多政治观察家忧心忡忡的指出,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甚至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人们有理由担心,在国家政治层面,极右翼势力可能会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民意支持度;在社会生活层面,针对外来移民的种族歧视可能会加剧。
最近十多年来在法国政坛异军突起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抱怨说,政府没有邀请她参加“1·11”大游行(这显然是左翼社会党政府刻意为之),相当于排除了四分之一的法国选民。
从某种意义上看,她说得没错。在2014年5月下旬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勒庞女士领导的国民阵线在法国得票高居第一,反伊斯兰主义以及对移民的强硬态度正是它人气高涨的重要因素。
2010 年秋,勒庞曾将穆斯林在街头祈祷比作上世纪40年代上半叶纳粹对法国的占领。一年半后,作为一个长期名不见经传的边缘小党的候选人,她在法国总统 选举中赢得了17.9%的选票。一些评论人士眼下甚至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如果勒庞和她的国民阵线能够充分利用民意的话,她将是2017年法国大选 中最有实力问鼎爱丽舍宫(ElyséePalace)的竞争者。
一旦上述预言成真,整个欧洲的面貌将为之彻底改写。
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打响“欧洲文化保卫战”第一枪的,不是法国国民阵线这类危言耸听的极右翼政党,战场也不在法国这样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欧洲文明核心地带。
2011 年7月22日,在欧洲大陆最遥远的边陲小国挪威,32岁的极右翼狂热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Breivik)单枪匹马发动了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他先是在奥斯陆市政区策划了一场爆炸,随后又在奥斯陆以北的 于特(Utoya)岛上向正在那里举行夏令营的工党(LaborParty)青年团营员开枪扫射。两起袭击一共导致近百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年龄 最小的仅有14岁。
据布雷维克后来供认,其他一些目标、例如王宫和执政党工党总部也在他计划袭击的目标之列。左翼的工党似乎是布雷维克袭击的主 要目标,该党长期支持开放移民 和多元文化政策。几十年来,于特岛一直是工党下一代领袖组织夏令营的地方,挪威现任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Stoltenberg)将它形容为 “我年轻时的天堂”。布雷维克希望在于特岛遇到工党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曾于1981年至1996年间三度出任挪威首相),他甚至怀揣一把利刃,想用它要砍下布伦特兰的头,因为她支持多元文化,是布雷维 克眼里的“甲级卖国贼”。
这桩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发生在“9·11事件”10年之后,本·拉丹也恰好在两个多月前被击毙。这自然令人联想起那次 发生在纽约的史无前例的伊斯兰恐怖主 义袭击。对于仅有500万人口的挪威而言,这次恐怖袭击中的伤亡人数与美国在“9·11事件”中的伤亡人数在比例上一点也不少。实际上,布雷维克一人策划 的这次行动就是一幅颠倒了的“基地”组织恐怖主义的画面。
后来披露出来的信息显示,这位极右翼狂热分子花了9年时间来筹划这次杀戮行动。实施连 环袭击之前,布雷维克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文档。在 这份题为《2083——欧洲独立宣言》(2083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Independence)的文件中,布雷维克强烈谴责了欧洲的“伊斯兰化”和多元文化。他认为,多元文化是最肮脏的政治词汇之一,他将它称为“文化 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
布雷维克写道: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但“不要责怪野兽,应该责怪的是多元文化的A类和B类叛徒,是他们让这些野兽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不断给其提供便利。”至于A类和B类叛徒,他认为是政界和和媒体中的多元文化支持者。
因 此,他对欧盟、联合国等跨国组织以及包括挪威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因为它们倾向于支持开放移民。他激烈攻击挪威执政的左翼工党,同 时批评右翼的进步党( ProgressiveParty)“过于听话”。布雷维克还盛赞日本是一个“模范国家”,因为它拒绝移民并成功抵御了多元文化。他写道,他渴望见到日本 前首相麻生太郎——属于右翼保守派的麻生太郎在2005年出任内阁大臣时曾标榜日本“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与一个种族”的优越性。在布 雷维克看来,一个曾经是神话般的理想社会——文化上同质的欧洲——眼下正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最大的威胁便是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他将二者视为一 丘之貉。
布雷维克在一年后被判处入狱21年,这是挪威法律最高的监禁刑期(但当局可以视情况无限期阻止他出狱)。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布雷维克对 自己所做的袭击供认 不讳,但他拒绝认罪,“因为我这是在进行自卫。”他甚至在法官进入法庭时拒绝起立,以示对挪威法庭合法性的否定。他昂首挺胸地说,“你们只是来执行支持多 元文化的政党下达的命令。”
受到历史上“十字军骑士”的鼓舞,布雷维克视自己为“基督教”正义战士。他在那份“宣言”中宣称,自己将肩负起重大 使命,要将欧洲从穆斯林移民浪潮和多元 文化中拯救出来。他对辩护律师说,杀戮虽然“残忍”,但却是“必要的”。“一旦决定攻击,你要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否则会削弱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效 果。”布雷维克以尼采似的笔调写道:“最初的一滴雨点,标志着一场伟大的、不可阻挡的文化保守主义大潮即将袭来。这场大潮将使西欧摆脱文化马克思主义,并 将第三次驱除伊斯兰教……赞美我们吧,我们是保守主义革命的殉道者,即将升入天堂之国安享晚餐。”
布雷维克的激情与仇恨将包裹着挪威的那层甜蜜 和天真撕得粉碎,长期以来,挪威人过着田园牧歌一样的生活,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拥有一个即充满信任、又高度 开放的社会。这个被视为“世界和平使者”的国家,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发源地。那里不仅鲜有政治极端主义,甚至连暴力犯罪也很少。
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自问:这样一个堪称社会民主对话(social democraticdialogue)典范的国家,为何竟会会发生如此血腥的悲剧?
二.
实际上,挪威不同于瑞典和丹麦等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甚至都并没有一个称得上主流的右翼党派。挪威的右翼政治力量相当羸弱,而且几乎是一盘散沙、亦无 激进历史。布雷维克曾经加入过挪威最主要在野党、仅次于工党的议会第二大党进步党(Progress Party,目前在议会169个席位中占据41席),并在该党的一个地方党支部担任过负责人。该党属于保守派,也一直致力于在挪威采取更为强硬的移民政 策。不过,它远没有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排外政治势力那么极端,布雷维克正是因为进步党不够激进而退出该党。得知这次恐怖袭击后,该党领袖西芙·延森 (SivJensen)对布雷维克曾经是本党成员而表示震惊。延森坚决反对暴力,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
袭击发生后,一些人反思指出,人们以前普 遍认为,北欧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比欧洲其它国家更为宽容,来到挪威的外国人往往也会对这个社会的和谐与非对抗留下 深刻印象。然而,表面上温良恭俭让的北欧社会可能只是更善于掩盖敌意而已。北欧人民的生活如此美满,以至于他们从未意识到会有人从根本上否定他们的社会模 式。但近20年来挪威由于其社会的开放以及接收难民政策的宽松,移民人数激增。从1995年到2010年,挪威移民人数几乎增长3倍,至将近50万人,接 近挪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警方调查和法庭审判过程中,布雷维克多次声称,存在一个更大的泛欧洲组织。他还说,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在其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Code)中描述的“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组织已于2002年在伦敦重建,他自己则是挪威“圣殿骑士团”和挪威抵抗运动的军事指挥官。此外,他一直是共济会 (Freemasons)会员,并渴望成为一名十字军(The Crusades)战士。
但绝大部分法律和精神病专家认为,布雷维克的这次袭击并非受到哪个组织的指挥,也没有同伙,“圣殿骑士”之类的故事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臆想。
布 雷维克在他的“宣言”中大加赞美了欧美的一些极右翼团体,其中包括“阻止美国伊斯兰化(Stop Islamisation ofAmerica)”和“阻止欧洲伊斯兰化(StopIslamisation of Europe)”、“圣战观察(JihadWatch)”及“维也纳之门(Gates of Vienna)”等网站,也包括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Finns)和奥地利的自由党等。他还提到了自己与保卫英国联盟(EDL)一些成员的联系和 友谊。
不过,布雷维克认为上述这些团体试图通过和平民主手段达到目标的做法一概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不仅“过于天真”,而且“十分危险”。例如,他曾建议保卫英国联盟攻击核电站,以“使英国经济陷于瘫痪,促成一种最佳的氛围,帮助实现显著的政治变革”。
恐怖袭击发生后,列入布雷维克称颂名单上的那些右翼团体不出意料地争相对他表示谴责,并撇清与他的关系,但这并未妨碍它们以一种更为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对它的共鸣——
保 卫英国联盟(English DefenceLeague,缩写为EDL)的领导人斯蒂芬·伦农说,他无法宽恕布雷维克滥杀无辜的行为,但“大家应当看看奥斯陆发生的事情,要明白这种 愤怒的情绪在欧洲不断发酵。你可以压制民众的权利,可以压制民众的声音,民众只好不断转入地下——但这并不能让问题消失”。
贝鲁斯科尼联合政府 中的右翼党派北方联盟(Northern Union,缩写为NU)议员弗朗西斯科·斯佩罗尼(FrancescoSperoni)说,布莱维克“是想捍卫西方文明”;而同为北方联盟成员的欧洲议 会议员马里奥·博尔盖齐奥(MarioBorghezio)甚至对意大利一家主流电台说,他对布雷维克的部分想法表示谅解。
相信欧洲“已经到了 ‘伊斯兰化’最后阶段”的荷兰右翼政客格尔特·维尔德斯(GeertWilders)则如此评价布莱维克:“那个疯子侮辱了反伊斯兰化 的战斗。他既让人厌恶,也打了全球反伊斯兰运动一记耳光。”“欧洲正在慢慢陷入黑暗”、“西方危在旦夕”……之类论调,是维尔德斯最喜爱使用的。
事实上,除了暴力,布雷维克提出的许多其它建议——例如对屡教不改的惯犯加大死刑的使用、强迫使用宿营地治疗吸毒者、通过禁止堕胎以提高西方国家的出生率、给予教堂更多的文化权力……等等——都是上述这些欧洲极右组织经常挂在嘴上的。
三.
我们也许的确应该部分同意保卫英国联盟的领导人的解读:布雷维克的观点反应了越来越多欧洲人永远也不会说出口来的隐秘担忧,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像他那样极端和系统,而布雷维克的所作所为则是对这种担忧的暴力回应。
可 能是因为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沉痛教训,西欧的政治光谱历来比美国偏左得多。但事实是,二战以后在欧洲一度人人喊打、几乎销声匿迹的极端右翼势力在新世纪 初开始死灰复燃,并渐成燎原之势。一些人分析认为,一方面,因为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过去西北欧国家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模式眼下越来越难以维系;另一方 面,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下,大批移民涌入富裕的欧洲,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而肇始于华尔街的60年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以及直 接由此触发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则进一步激化了所有这些长期以来隐藏在和谐宁静的表象之下的矛盾。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的极端右翼政治势力借助民 众的失望和不满,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它们不仅改写了欧洲的政党结构,甚至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逆转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正在将它重新拖回历史上造成过累累 灾难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2011年4月举行的大选中,芬兰极的右翼政党正统芬兰人党获得19%的支持率,成为与传统主流政党平起平坐的主 要政治势力。它在选举中一举囊括议会 39个席位,成为芬兰第三大党,而它在之前的历史上最多只获得过6个席位。正统芬兰人最重要的选举口号是反对欧元区内北方一线国家救援南方二线国家,这种 立场不仅赢得芬兰选民的选票,实际上也赢得了许多富裕的北方国家人民的共鸣。
长期以来,芬兰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和欧元的最强烈支持者之一,但这次 大选将它变得截然不同。难怪稳坐瑞士最大政党地位的瑞士右翼的人民党人经常庆幸瑞士限制 外来移民、没有加入欧盟是明智之举。它的副主席、前司法部长克里斯多夫·布劳赫(ChristophBlocher)称,欧债危机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都 看到了,没加入欧元区和欧盟真是好处多多。”
比芬兰的政治变局更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曾经为安妮•弗兰克(AnneFrank,她留下了 著名的《安妮日记》)提供庇护的被认为“世界上最自由、 最宽容的的国家”——荷兰,民调显示,前文提到的老牌民粹主义政客格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FreedomParty)成为眼下该国最受欢迎的党派 之一。荷兰的少数派联合政府想要维持下去,就需要它的支持。维尔德斯在政治上的主要卖点便是反穆斯林和反欧盟,他经常抱怨“欧洲人的主权被剥夺,被移交给 了遥远的布鲁塞尔当局,如今各种决策都由非民选官员暗箱决定。”
维尔德斯甚至还创办了一个供荷兰人表达对移民不满的网站(主要指向中东欧移民),尽管他本人娶了一位匈牙利裔太太。
更 早些时候,在同样是欧洲一体化坚定支持者的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FreedomParty)领导人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2002年9月辞去党主席职务,2008年10月遇车祸身亡)主张排斥穆斯林移民,他一直怀念第三帝国,极力赞美纳粹的就业政策。海德尔领 导的自由党早在2000年时曾进入奥地利联合政府,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说:“只要是了解历史的人,都会为此感到担忧。”
稍 晚些时候,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党(GDP)在2012年5月6日进入希腊议会令人惊愕不已。标志深受纳粹徽章影响、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参考读物 的它鼓吹的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在拉脱维亚,总统对前武装党卫军举行年度游行表示支持;在匈牙利,从前曾屠杀过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的箭十字党的继承者今 天四处活动……
与上述这些相比,极右翼政治在作为欧盟支柱的法国的兴起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在2014年3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马琳•勒庞领导 的国民阵线取得突破性进 展,赢得了1995年以来首个市长席位,并在全国多个城市崭露头角。它给人气低落的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及其社会党(Socialist)政府带来沉重打 击的同时,也对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Sarkozy)所在的温和右翼的人民运动联盟党(UMP)构成了强大压力。
法国国民阵线 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的维希傀儡政府,该党得到了许多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后返回法国、心怀怨恨的北非殖民者的支持。马琳的父亲—— 国民阵线创始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普遍被认为是个反犹和排外的极端人士。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时,勒庞曾杀入最后一轮,对最终当选的希拉克(Jacques Chirac)形成了强劲挑战。
充满政治魅力的马琳眼下正有条不紊地改变着国民阵线在民众眼中的形象,让该党的变得温和。这位45岁的女政治家很聪明地利用了人们在经济方面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政治精英集团的憎恨,推行其反移民和反欧盟的民粹主义路线。
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日渐加剧的全球竞争以及法国的国民认同等诸多棘手问题,马琳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有500万人失业了,为什么还允许更多移民进入法国?马琳在政治集会上非常有鼓动性地说:“人们希望在法国活得像个法国人,而不是沙特阿拉伯人或卡塔尔人。”
对于欧盟,她嘲笑它是“欧洲的苏联”。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她的口号是如此直截了当:“欧盟反人民,因此人民应当动员起来反对欧盟。”

所有这些在过去10多年里越来越有市场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都热衷于抨击布鲁塞尔、华尔街或者本国政经领域中的“精英”,他们也都敌视全球化,敌视外来移民,尤其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
不 过在21世纪,它们都披上了更加令人尊敬的崭新外衣,将它们简单归类为传统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妥当的。马琳•勒庞希望大幅限制移民并退出欧元区的同时,却 支持同性恋者权利;她也不主张小政府,相反主张慷慨地给予国民(但不包括那些她讨厌的外国移民)更多社会福利,并且还认为没有必要实施紧缩政策;英国独立 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Farage)也不反对自由贸易,他希望英国在退出欧盟后与能够与后者达成更自由的双边协议……这使得它们 与美国的保守主义南辕北辙。
与历史上的极右翼不同,除了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之类,新的极右翼政党一般都不再宣扬传统 的反犹主义和暴力思想。荷兰的威尔德斯 甚至强烈支持以色列,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是自己的盟友;国民阵线不仅选择了女性领导人,2013年时 还将一名侮辱候黑人司法部长克里斯蒂亚娜·陶比拉(ChristianeTaubira)的候选人驱逐出党,以显示该党洗刷历史上的反犹太人和种族主义政 治污点的决心。
就连发动于特岛恐怖袭击的布雷维克也鄙视新纳粹主义,在他看来,它与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属于同一类。
当然,尽管马琳•勒庞 在柔化国民阵线的形象上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它仍然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极右翼色彩。调查显示,在法国普通民众中,认为穆斯林“像其他人 一样”是法国人的比例为65%,而在国民阵线支持者中,持相同观点的仅占21%。此外,约有51%的国民阵线支持者称不希望犹太人成为法国总统,28%的 人不希望接受犹太医生的治疗。
但正是这层更加“民主”、“平等”的新外衣,使得这些长期以来的极其边缘化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如春雨润物般地进入欧洲政坛主流。
2000 年奥地利自由党进入该国联合政府时,欧盟曾为此对奥地利采取了制裁措施,拒绝接纳其外交官。2002年让-玛丽·勒庞进入总统大选最后一轮,曾经 让法国和欧洲大惊失色。眼下,看起来仍然没有任何一个极右政党有望在欧洲各国的大选中夺得政权,但它们的影响力已经大到足以影响政治辩论的程度。马琳·勒 庞也许不能当上总统,但她也正在推动整个政治讨论向右翼方向发展,让国民阵线的观点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正当化。长远来看,这将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而一 旦经济或社会领域更大的灾难爆发,20世纪上半叶的幽灵便有可能重新浮现。
随着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大获全胜,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志同道合者正踌躇满志地计划组成一个个跨国的政治联盟(议会党团),这使得传统主流政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 了讨好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中右翼的萨科齐不得不承诺要求新移民必须先通过“法国价值观”考试,他提议成立一个两党议会委员会以调查可能存在的情报失误, 并增加在街头执勤的佩枪警察的数量。他表示,若有任何伊斯兰教领袖散布不符合共和国利益的观念,法国就应将其驱逐出境。同样,保守党籍现任首相戴维•卡梅 伦(DavidCameron)曾讥讽英国独立党是一群“疯子、怪物和隐蔽的种族主义者”,但由于它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0%的选票,卡梅伦首相如今 感到有必要通过立法阻止更多外国人前来……
眼下,就连《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都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威胁。
历 史将会告诉我们,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究竟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还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那场28个成员国的4亿公民被号召参加的堪称世界上最大 规模——同时却最不被重视——的选举中,“反泛欧主义”政党(Euroscepticism)政党一举囊括了四分之一的欧洲议会席位。而他们积极参加欧盟 选举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杀死这头“欧洲怪兽”(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格尔特•韦尔德斯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独立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分别获 得了各自国家国28%和25%的选票,高居本国第一,将老牌的工党、保守党和人民运动联盟、社会党抛在身后;在德国,成立 仅一年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Germany,该党的宗旨是反欧元)以7%的支持率赢得7个议席;在丹麦,反对移民的极右翼的人民党(PP)获得27%的选票;在匈牙利,前文提 到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获得15%的选票;在荷兰,自由党(DFP)获得的议席高居第二;在希腊,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以9%的支持 率位列第三……
这些形形色色的欧洲“造反派”的诉求经常大相径庭,但与美国茶党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很愤怒,都向往更单纯的时代,都认为权力中 心充斥着腐败专权的官 僚……除此之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受挤压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中下层民众。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尤其是年轻人口失业)以及为应对债务危机而实施的紧缩政策成 为他们不满和愤怒的来源,他们将这些归咎于全球化和移民。而作为一体化的象征,欧盟则是出气他们的靶子。
以欧盟创始成员国法国为例,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国人认为全球化是“灾难性的”;只有41%的法国人表示仍然支持欧盟。当然,不出意料的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比法国人更不相信联盟的好处。
但这不过是为自身的问题寻找一个替罪羊而已,欧洲历史上到处都是替罪羊的尸体——从犹太人到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如果仅就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但它恰恰是经济最繁荣、财政赤字和失业率最低的欧洲国家。
因此,对于极右翼党派在去年5月欧盟选举中的胜利,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法国等国政府需要通过促进经济成长、就业和竞争力的政策来挽回投票人的支持。“我认为,专注于竞争力、经济成长和就业,是化解失望情绪的最佳途径。”
但这需要这一代的欧洲政治家像他们那些高瞻远瞩的前辈一样,拿得出既鼓舞人心、又令人信服的心的愿景来。毕竟,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之初相比,60年过去之后的世界和欧洲早已面目全非,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应对。
与此同时,挪威于特岛和法国《查理周刊》的两幢重大恐怖袭击案还警示有抱负的欧洲政治家,必须特别需要重视各种边缘群体在全球化时代的挫败感,努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对民粹主义的免疫力。
从移民困境看欧洲政治的失败
放在今天的视野里来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不像是一块奠定更大规模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的基石,倒像是上一代不切实际的欧洲主义梦想家们的一声绝唱。
直 到不久之前,宁静富足的欧洲还被奉为一种崭新国际秩序的典范——它从商业融合入手、由易及难,化解了欧洲大陆上业已存在了数百年的民族宿仇和政治积怨, 第一次真正践行着伟大的启蒙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200年前规划的“永久和平”。以至于有人说,相对于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世界上现在又多了一个更具群体性的“欧洲梦”:即不同的宗 教、民族和国家可以不通过战争而和平地融为一体,它们既享受着人类团结的同一硕果,又保持了各自独立的多元特质。
1991年底签订的《马斯特里 赫特条约》将历时40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向了高峰,它不仅宣告了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其前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更是孕育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跨国法定货币——欧元。对当时的条约签署者们而言,这不过是欧洲 各个现代民族国家放弃一部分主权、逐步融入一个后现代的超主权共同体的第一步。随着过去的零和游戏变成现在的正和游戏,这种主权集中的进程会持续下去并不 断加快,直至一个“欧罗巴合众联邦”的破壳而出。
今天回头再看,当初那些坚不可摧的乐观信念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呓语。虽然欧盟成员国数量在 随后的20多年里扩大了一倍,并覆盖了东欧前共产主义集团的 大部分国家,但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一体化的深化进程便告停滞;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荷兰等多个欧盟创始成员国遭到否决,标志着这 一进程开始逆转;而2010年以后爆发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则仿佛预示着它无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如今,欧洲不再是榜样,而变成了问题。
然而,在未来的历史上,过去60年究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还是一段旧世界的插曲?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现在这一代人手里,这将是对他们胸怀、勇气和智慧的考验。
一.
我在本文的中篇(《欧洲的悲剧(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击》,见 2015年3月2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中已经概述了法国国民阵线、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希腊“金色黎明”党、英国独立党、荷兰自由党、 奥地利自由党、匈牙利Jobbik等这些20年前极为边缘或根本不存在的极右派政党的崛起以及它们对欧洲政治版图和政策议题的改写。但实际上,这仅仅是欧 洲政治日益民粹化和两极化的一个侧面,在它的另一面,极左翼政治势力正以同样的势头瓦解着欧洲一体化的基础。
在2012年4月的法国大选中,首 轮得票超过10%的托洛斯基派老共产党员、“中国模式”的推崇者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 誓言要终结全球化;在稍后举行的意大利大选中,前喜剧明星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领导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几乎使政府陷于瘫痪;而在问题缠身的希腊,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左翼激进联盟(Syriza)在2015年初的大选中成功上台执政,正如人们之前担忧的,它的反紧缩口号随即在已是脆弱不堪的欧元 区掀起了一轮新的危机……最近几年里,一个接一个欧洲国家政府变得岌岌可危,有些甚至被放倒。传统上处于温和中间的主流政党为了能够保住继续执政所需要的 选票,现在不得不花越来越大的力气去争取——很多时候其实是迎合——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激进民意。
在2014年5月举行的那场引发政治“地震” 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拥护一体化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其中包括卢森堡前首相、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 •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领导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领导的中左翼社会党、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总理马特奥•伦齐(Matteo Renzi)所属的中左翼民主党等——虽然依然控制了751个欧洲议会席位中的约70%,但这些主流政党丢失了大片地盘。相反,疑欧派和反欧派的议员人数 翻倍增长,其中极右翼和激进左翼团体赢得了约四分之一的席位,尽管可能尚不足以阻挠欧盟立法,但却获取了更大的政策话语权。
而正如我们已经在本文的中篇中已经看到的,在欧盟最重要的三大国中的两个——英国和法国,极端派政党力压老牌大党,夺得了最多选票。
此 外,仅有43.1%的投票率还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欧洲民众的失望情绪。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投票结果公布后的电视演说中称:“这样的投票结果是对欧 洲的不信任。”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对媒体记者说,“这对于欧盟来说是糟糕的一天……这些投票人并不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只是已经失去了信任和希望。”
这样的低投票率进一步放大了极端派政治势力的声势,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欧洲政治将会遭遇反体制派的史无前例的挑战。
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声音在用同一个嗓门大声叫嚷着:“停下世界的车轮,我们要下车!”“让我们从世界撤离!”
除 了反对欧洲一体化以外,一般说来,这些极端派也都反全球化、反移民(这三者是一体的,不过20世纪后期以后的极左派反对移民和全球一体化,鼓吹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也许会让坟墓中的马克思都觉得受到了背叛!),当然,现在还要加上反财政紧缩。他们希望重新关闭本国边境,并把跨国公司和跨国机构赶出自己的国 家……他们中的许多(主要是极左派)也反美——梅朗雄希望法国退出西方同盟,Syriza则主张亲近俄罗斯,齐普拉斯当选希腊新总理后会见的首位外宾便是 俄罗斯大使,希腊随即明确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出台进一步制裁措施……他们的目标是终结欧盟、解散北约、退出全球秩序……简言之,将世界的时钟拨回到二战以前 的20世纪上半叶。而他们最具煽动性的嘹亮口号便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权,他们宣称要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从华盛顿、布鲁塞尔——用马琳•勒庞的话来说,就 是“非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外国技术官僚”——以及华尔街“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
然而,面对这股上世纪60年代“青年造反”运动以后来势最为 凶猛的反体制浪潮,今日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不是正焦头烂额地应付本国国内的乱摊子(如英国首相卡 梅伦),就是深陷一种自我贬损的失败主义氛围中难以自拔(如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他的社会党在去年春天欧洲议会选举中遭遇空前惨败之后,奥朗德哀叹道: “欧洲已经变得模糊不明、遥远,而且基本上令人费解;即使对政府而言也是如此。”虽然奥朗德誓言“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自己的不得人心以及前总 统萨科齐领导的中右翼阵营内部的混乱不堪,使得他们似乎只能听任严峻的政治形势向更坏处滑落而束手无策。
当欧洲最需要政治家们拿出振奋人心的行 动纲领、推动适应时代的重大变革之时,他们却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时代、做任何“对的事情”都只会得罪选 民……仿佛这样就能逃避自己身上的责任。放眼当下的欧洲,别说是撒切尔、科尔或密特朗那样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就连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这样稍稍拥有一些个人 魅力的政治家都几乎难以寻觅。
如果说选举中把票投给边缘和极端政党还算是一种“愤怒政治”的情绪发泄的话,那么。相互作用的政治家们的无力感与 民众的绝望情绪则更加令人不安。一位英国 专栏作家在与一些法国民众闲聊时吃惊地发现,面对经济低迷和各种极端思潮的兴起,许多老百姓甚至都已经不再表现出应有的怨气和愤怒,人们的普遍情绪是“你 又能做什么呢?”
一些欧洲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甚至可能已在为一场预期中的灾难作心理准备——在法国,有人正在忧心忡忡地想像着马琳·勒庞入主爱 丽舍宫后的国家前景;在英 国,卡梅伦的一位重要阁僚、文化大臣贾维德(Sajid Javid)最近对媒体说,如果英国退出欧盟,自己“不会掉一滴眼泪”……
但命运的钟声并不会因为人们的逃避就停止敲响,前景是越来越清晰的:正 像极左派政党Syriza在边缘小国希腊的选举中胜出又一次撼动了欧元区一样,在欧 盟的两个支柱国家,如果国民阵线赢得下一届法国大选、而英国公投的最终结果是对布鲁塞尔说“No”的话,那么这一拥有60年历史、28个成员国的人类历史 上首个超主权政治经济共同体的解体几乎就是宿命。届时的欧洲或许暂时还不至于回到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战决的上世纪上半叶,但贸易保护壁垒、人员流动限 制的回归以及四分五裂的各主权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衰落……则将是必然的。说起来真是具有讽刺意味,英国独立党和法国国民阵线竭力想要摆脱“布鲁塞尔 控制”的最重要的诉求之一恰恰是提高“独立自主”的英国和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
与很多人的预期截然相反且非常令人费解的是,传统上更为国际化的政治力量——欧洲的左翼政党不仅没有从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获益,反而在那场 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苦苦等待了百年之后才迎来的资本主义矛盾大暴发和市场大崩溃之后,变得更加立场尴尬、面目模糊,难有立锥之地。
我在本文的中篇 中曾经提到,相比于美国,欧洲的政治光谱历来要偏左得多。然而,自2008年到2012年的4年间,从大不列颠到伊比利亚,甚至直到社会民 主主义意识形态最坚固的大本营——斯堪的纳维亚,欧洲的主流左翼政党(英国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以及许多国家都有的社会民主党)一个接一个地丢失政权。 在举世公认的最成功的“福利国家”瑞典,能干的约翰·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John Fredrik Reinfeldt)不仅成为二战后第一位在完成了四年任期后又成功获得连任的保守派首相,他所领导的温和党还差一点在2010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将得票 率险些跌破三成的社会民主党一举赶下国会第一大党宝座——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到2012年初,七国集团(G7)中由左 翼政党执政的只剩下了美国,而在10年前的新世纪初,欧盟一半以上的国家都拥有一个左翼政府,其中包括德国、英国 和意大利。虽然2012年以后左翼的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民主党重又夺回了政权,但法国选民投票给“正常先生”奥朗德,并不是拥护他和社会党的政策主张,而 是因为厌恶性格乖张的萨科奇;而伦齐之所以能当上意大利总理,更多地恐怕是凭借他那马基雅维利式的政客权谋。
由于左翼运动传统上秉持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它也成为战后欧洲一体化事业得以持续推进的主要政治力量。例如,工党历来被认为是英国国内最强烈的“亲欧派”政党。如今,温和左翼政党在各国的式微则令困境中的欧盟雪上加霜。
左翼政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失势,首先源于它们所设计和推行的“福利国家”模式遭遇的重大挫折。
自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的高税收、低效率和官僚主义造成了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止步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一系列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并 直接触发了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随着欧洲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未来养老金和健康护理的费用支出将会进一步增加。在疲弱的经济增长大背景之下,这 意味着现有的“福利国家”模式注定将难以维系。就连“福利国家”中最成功的瑞典,选民对所谓“瑞典模式”的不满也开始与日俱增,这也成为过去8年中赖因费 尔特政府取得显著成功的民意基础。
换言之,在许多欧洲选民看来,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左翼在管理经济、应对危机方面是不及格的。它们没有能够兑现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承诺,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社会不平等反而扩大的窘况。现在,他们想要改弦更张,让右翼来试一下。
更为根本的是,欧洲的中左翼未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变迁,这使得它们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和文化矛盾——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左翼脚下的土壤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它们却拿不出一张新地图。
这 里仅举一个例子,同样拿社会民主党来说,在历史上,它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二次分配”。但在目前的欧洲,这一再分配只能局限在国家层面(只有国家拥有 这样的财权),因此很难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一同推进。这就意味着,在现有条件下,不太可能产生泛欧型的社会民主党。而且,一体化越深入,国家政府就越 无力实施再分配,因为个人、公司和就业岗位必定会四处选择最优的地点,特别是“税收洼地”,这会产生大规模跨国转移支付的要求,但它却加剧了已经相当严重 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紧张。
欧洲当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一是老龄化,二是所谓“后工业社会”。这意味着正在劳动岗位上的工人阶级人数越来越 少,也使得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左翼政党 日益丧失对劳动阶级的代表性。数据显示,当前,英国工党中仅有13%的成员是技术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在法国,社会党中仅有5%的成员是体力劳动者。从某种 程度上看,欧洲的左翼政党已经从过去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公务员和退休人员的政党,党员的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德国社会民主 党党员的平均年龄是58岁。
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贬值和缩水,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等新时代的挑战,欧洲左翼政党很少能够成功打造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叙事、或者说愿景,它们像迷失了方向的航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陷入失语状态。
而 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当代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位置有些不同的另一群精英分子而已。法国人称他们为“鱼子酱左派”(gauche caviar),其中最典型的当属3年多前因性侵酒店女服务员而丢掉IMF总裁职位、目前仍官司缠身社会党大佬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Dominique Strauss-Kahn)。有人挖苦说,他与尼古拉·萨科奇所代表的右翼精英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享用同样的高级午餐时卡恩会摘掉领带。
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左翼政党在欧洲社会基础的动摇和民众信任的流失。
虽然社会民主党在2011年的丹麦选举和2014年的瑞典选举反败为胜,帮助左派重新赢回了北欧,但从更大范围来看,欧洲左翼全面复兴的机会在短期内恐怕是相当渺茫的。
二战以后在欧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温和左翼的失败是欧洲政治失败的一个典型缩影,毋庸置疑,它加剧了布鲁塞尔所承受的离心力。
三.
在与50多位外国领导人并肩参加1月11日的巴黎反恐大游行仅仅几小时后,有志于在法国政坛卷土重来的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就忧虑地对媒体谈到了有关移民 和穆斯林的敏感话题。他当然不可能将恐怖主义直接归咎于穆斯林移民,但他认为移民“使情况复杂化”。他在之前就曾表示过,“松懈的移民政策已持续了50 年,使得社会融合陷入了失败境地”。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原因导致法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强烈的”紧张,“从举国团结陷入国内对抗”。
这话说得既有 些道理,又有很大的偏差。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民主国家的政治家,萨科齐说出了许多欧洲人的共同心声。随着欧洲的经济表现在全球化时代的相对衰 落,欧洲在身份认同和文化问题上变得愈发焦虑和敏感。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以及公共财政在支付未来养老金和医疗、教育福利方面所承受的压力,都加剧了这 些不安情绪。这样一种思潮正在渐渐膨胀:欧洲(西方)的本土文化正面临被移民浪潮吞没的风险,因为这些移民的出生率远高于本土居民,但却既无法也不愿融入 当地社会。
这种民意动向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使得极端派政党和反移民政策获得了越来越多支持。
在丹麦,为抵挡来自右翼民粹主义的 丹麦人民党的压力,政府单方面决定实行永久边界控制;地中海沿岸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经常抱怨欧盟忽视移民问 题,使得他们要背负非法移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法国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之所以支持率一路攀升、并且看起来仕途前景光明,当然也主要是得益于她对移民进行 限制的政策主张;在内外交困的希腊,有着可疑的纳粹面目的“金色黎明党”及其追随者不加掩饰地对外来移民使用语言威胁和暴力手段,发誓要“清扫肮脏的土 地”;甚至在几个世纪以来素以自由宽容著称于世的荷兰,内阁大臣都在公开谈论,将没有工作的东欧人都驱逐出境是个很受欢迎的想法,尽管这必将遭到欧盟法律 禁止……
首先遭到猛烈冲击的是1985年签署的《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当年6月14日,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5国——德国、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签署了这份协定,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边 界。28个成员国中的其他国家后来也陆续加入了该协议,欧盟在唯一的外部边界之内取消了所有内部边境线,实现了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梦想:自由流动。
但 自2010年下半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后,短短几个月内,便有数万来自政治动荡的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也门等北非及中东国家的难民(几乎全部是 穆斯林)涌入地中海北岸的南欧国家(特别是近水楼台的意大利),寻求庇护和工作。这给欧盟造成了巨大压力,因为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 他们发放临时签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慷慨地代替法国接纳了他们——因为这些北非国家中的大部分过去是法国殖民地,来自那里的难民大多想要借助意大利这个 跳板进入法国投亲靠友。
丹麦率先迈出了第一步,它以反偷渡和反走私为名,无视《申根协定》,在与德国和瑞典交界处恢复临时边境控制。随后,肩负 压力最大的法国也在欧盟的消极回避 态度面前关闭了边境。迫于各国压力,欧盟委员会后来不得不提议,允许欧盟国家在暂时的、特殊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国家边境控制,控制非法移民。
目前, 这场关于控制穆斯林移民的战斗仍在进行时中。欧盟边境机构Frontex的数据显示,2014年有27万人试图非法进入欧洲,创历史新高。这些人主 要来自中东地区,经由地中海中部和东部进入欧洲,这在当地(特别是法国)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鉴于估计有3000多欧洲人正作为圣战分子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作战,允许欧盟内公民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安全漏洞。欧洲安全部门负责人承认,他们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封堵这 个漏洞。
眼下,德国国内的反伊斯兰和反移民运动也日益活跃。今年初,一个名为Pegida(它是“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缩写,翻译为汉语的意思是“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组织的领导人卢茨·巴赫曼(Lutz Bachmann)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装扮成希特勒的照片而被迫下台。此前,他还曾公开把移民骂作“人渣”、“蠢驴”和“垃圾”。德国政府已经多次禁止 Pegida了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等东部城市组织的示威游行,默克尔等主要领导人也一再告诫民众不要追随Pegida,但这显然远不足以抑制一些人内心对 穆斯林移民的恐惧和敌意。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还展开了另一场战斗——驱逐罗姆人(Rom)。
罗姆人是法国人对吉普赛人(Gypsy或Gypsies,在匈牙利等东欧一些国家,他们也被称为“茨冈人(Tzigane)”)的称呼。官方统计显示,目前欧洲大约有900万至1200万吉卜赛人,其中大多数生活在罗马尼亚,东欧其他国家也有不少。
由于据说近年来罗姆人给法国的社会治安带来了诸多种种问题,法国民众对他们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糟糕。从2010年夏天开始,萨科齐政府展开了大规模驱逐罗姆人的行动,一个月内便在全国各地拆除了120多个罗姆人宿营地、并驱逐了上千名罗姆人。
为 此,萨科齐政府遭到了国内左翼、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安组织、甚至联合国等的强烈批评,但他丝毫不为所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司法、人权和公民事务的副 主席维维亚娜·雷丁(Viviane Reding)将法国政府的行为同二战时期维希政府驱逐罗姆人作对比,并警告要将法国告上欧洲法院,但萨科齐反唇相讥,建议雷丁的祖国卢森堡接收更多罗姆 人。
在英国,除了应付日益严峻的国内穆斯林极端主义问题,戴维·卡梅伦首相也打响了另一场限制移民的战斗,矛头针对的是来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工作移民。
根 据欧盟事先确定的法律,从2015年元旦起,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将像欧盟其他国家公民一样享有在英国工作的权利。然而,由于近年来英国经济不景气、 失业率高涨、社会保障资金压力沉重……许多英国人担心蜂拥而来的东欧移民会夺走自己的饭碗,或者抢食英国的社会福利。于是,随着针对这两个东欧国家的人员 流动限制解禁的日期的临近,英国国内要求设立劳工移民配额和上限、以及对雇佣东欧劳工追加额外限制(如要求雇主在雇佣东欧雇员之前先登记,证明自己无法在 同等情况下聘用到英国本土员工等等)的呼声日益高涨。
备受压力的卡梅伦政府不得不修改规则,以试图控制东欧移民的涌入。他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所谓“福利移民”,即那些想要跑到英国享受医疗保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而不是辛苦工作的人。“如果人们来英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乞讨、睡大街,他们将被驱逐。”
卡 梅伦在英国《金融时报》说发表文章称,上一届工党政府在2004年波兰和其它九个国家加入欧盟的时候没有进行限制是“根本性的错误”,导致远超出预期的 大量移民涌入英国。他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新移民入境后最初3个月不能申请失业救济;6个月之后会停发救济金,除非申请者获得“真正”工作机会; 新移民不能立即申请住房补助;新移民被发现在街头乞讨或流浪将被驱逐出境,一年内不得入境英国;对于拒绝支付最低工资的雇主,罚金将增加3倍……等等。
卡梅伦还认为,当今的欧盟与30年前大不相同。承认自由流动是欧盟的核心原则,但这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原则。因此,欧盟现在英国达成新的协议。他似乎还暗示,这是英国民众在将要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是否继续支持欧盟的重要前提。
任 何人都没有权利来到另一个国家,就只享受福利,却拒绝作出贡献。卡梅伦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他这个原则也获得了法国和德国政府的支持。德国政府承 诺,将打击“不公正的社保福利申领”以降低所谓“救济金旅游”(即东欧穷人仅仅为获得德国慷慨的社会福利而移民德国的做法),而法国政府也对临时跨境工人 出台了更严格的控制措施。
不过,英国人的担忧和恐惧究竟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还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却并不那么容易判断。例如,根据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的估计,今后5年里将要前往英国的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数量可能仅有英国当局估计的1/6到1/5。
卡梅伦的上述计划受到东欧国家的批评,欧盟就业专员拉斯洛•安多尔(Laszlo Andor)不客气地警告说,英国有可能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猥琐的国家”。
四.
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移民问题是当前欧洲政治困境的全方位和最集中的体现,它几乎牵涉到经济衰退、认同危机以及政治失败等各个方面。
历 史一再证明,移民有助于传播新思想,推动社会发展。欧洲目前的移民问题,本质其实不在移民本身,而是政策出了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也是迄 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原因就在于它的熔炉政策的成功——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渴望成为美国人,而不是在美国建立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小祖国”。
反 观欧洲,那些认为移民太多、或认为向布鲁塞尔让权太多的人,心中多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建议,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并不清楚自己国家到底有多少移民。调 查机构益普索MORI (Ipsos MORI)曾要求受访者估算一下出生在外国的英国居民的比例,他们给出的答案平均为31%(真实数字为13%,其中将近一半是学生);此外,英国最担忧移 民问题的地区并不是有很多移民的伦敦,而是几乎没什么移民的农村地区。
历史还一再告诫人们,在艰难或失败的时刻,外来者总是最好的(也最容易被当作的)替罪羊。事实上,不仅穆斯林移民被指责偷走了欧洲的就业岗位,破坏了当地社会和谐和文化凝聚力,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和出口商也一样不受欢迎。
而近年来的经济疲软让欧洲各国领导人更加缩手缩脚,眼下,在欧洲大陆的好几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这催生了一种“愤怒政治”。
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极端派政客一再对移民和外国人表达愤怒,今天的欧洲却比过去任何适合都更加需要移民。低生育率和老龄化人口意味着,欧洲需要年轻 的外国劳工填补经济所需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欠缺;陷入困境的欧洲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也需要移民收入及税收的支持。
因此,问题归根结底依然 在政治,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念。在布鲁塞尔看来,一国政府不应区别对待本国公民和那些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公民,这是一项基 本原则。但在欧盟的许多国家,人们仍本能地更想在本国(民族)内保持团结,不愿与欧盟其他国家的人民同甘共苦。这种观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关于移民及福利问 题的争论中,还大大削弱了德国、荷兰等北方富国拿本国纳税人的钱为南欧危机国家纾困的意愿。
就拿蹂躏了欧洲长达5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来说吧,其 实各国政府是完全能够挽救欧元的,只要他们愿意。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总额约为6800亿欧 元,这可能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但它仅相当于欧元区年GDP的7%左右。通过更高层次的财政融合(例如跨国转移支付或发行欧洲联合债券)来补上这个窟窿、打 消金融市场恐慌,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很容易的。但问题在于,这在政治上行不通。然而,已经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在尚有足够资源阻止一场风暴发生的时候因为 政治层面的自私自利而袖手旁观,听任其发展演变成为浩劫的话,结果将是损失得多得多。
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深刻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区债务危机既是经济体系的失败,本质上更是政治体系的失败。
简 单地说,一体化推进了60年后的今天,欧洲人依然远没有为政治统一作好准备,因为这需要过去长久以来维系民族国家的那种强大的、自发的忠诚和国民之间休 戚与共的信任。过去60年里,不管欧洲的经济(甚至政治)实现了多大程度的一体化,这种共同的欧洲情感纽带并没有因此培养起来。
前任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比利时人范·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曾无数次宣布民族国家已经死亡,他说得很对:“今天欧洲最大的敌人是恐惧,恐惧导致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战争。”
当 然,即便处在60年来最不稳定的时期,现代欧洲毕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上的韧性,也拥有稳固的财富基础,这些都是与20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 语的。但如果欧洲政坛的主流政治家们迟迟不能提供新的可靠的替代选项,那么,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有可能趁虚而入并再次取得成功。
欧洲一体化是一项停不下来的事业,就像一辆骑行中的自行车。按照当初那些“欧洲之父”们的设计方案,一体化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不稳定的过渡状态,都是下一步的基础。如果在某一步上停顿得时间太长,一体化就会不进则退,趋于逐渐瓦解。当下就是这种状况。
从 某种意义上看,正如2011年7月发生的于特岛枪击事件给了斯托尔腾贝格和他的挪威一个机会一样,今年初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也给了奥朗德以 及整个法国一次反思和调整的重大机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称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的奥朗德居然因为在应对这次事件过程的表现而广受好 评,民意支持率也显著上升。
但问题仍然是:接下来呢?

我有一个中学女同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去了德国,她在亚琛(Aachen,隶属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已经生活了十多年。今年她回上海过春节时,我们见了面。
当得知我在写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文章时,她对我说:“下次你如果到亚琛来,我带你去马斯特里赫特小城,它就在我家不远。”
我对她说:“上帝保佑!我下次去的时候,德国与荷兰边境没有重新竖立起边检站,检查护照和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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