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版刀郎”——一个多么反讽的标签。
那 是在帕尔哈提竞逐“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的朋友叶三在微博上说：“帕尔哈提管汪峰叫老师，属于当面骂人。”她如此赞美帕尔哈提，甚至还声称想坐帕尔哈提 的车兜风——把他想象成一个黑车司机。我质疑了一下：“有的人走向大地，有的人走向歌厅，所谓中国好声音，就是把歌手通通赶进歌厅去带领全国人民吊嗓飙 泪，但他不是那种能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的人，坐他的车，保证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说：恭喜帕尔哈提成为“维吾尔版刀郎”。
（在中国好声音上走红的歌手帕尔哈提）
绝 大多数人是在帕尔哈提在中国好声音上一炮而红之后，才去关注他之前的音乐。而我是先听过他的酸奶乐队在德国出版的唱片，也看过他在德国与德国乐手一起合作 的视频。当我看到帕尔哈提在电视上张口闭口“老师”，然后高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感觉是一个走向塔克拉玛干的摇滚老炮，转身昂首走进了歌厅，在汪峰的 指挥下，领着全国人民k歌。
然而帕尔哈提本来就出自歌厅——在歌厅酒吧干活，经常翻唱汉语流行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常态。酸奶乐队是 “地下”的，但当帕尔哈提翻唱汉语流行歌的时候，他有机会浮到地上，最终在选秀节目上飞得更高，并似乎一举解决了自己身上的双重矛盾——摇滚与流行之间的 矛盾，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矛盾。他成功了，他的经纪公司据说甚至给他标出了八十万的天价出场费。这当然过分，但对比庞麦郎经纪人标出的 九十万（当然成交价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你也只能摊手一笑。
但名利双收的成功掩盖不了他的矛盾。在欧洲大一些的唱片店不难找到酸奶乐队的唱 片，在帕尔哈提走红之后，星外星公司也及时引进了这张唱片。这张《来自塔克拉玛干的摇滚》值得一听，但不过如此。它并没有超越第一代的新疆维吾尔摇滚如艾 斯卡尔，也无法和第二代的维吾尔摇滚代表傀儡乐队相提并论，帕尔哈提作为歌手有其嗓音唱腔的独特魅力，但酸奶乐队至少目前只是三流乐队。
我 在广州的“星空亚洲”新年音乐节上领略过阵容庞大的酸奶乐队，帕尔哈提集中暴露了自己的分裂（这个词没有贬义）：他翻唱了《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和许巍的 《礼物》，理所当然地掀起全场的荧光棒高潮，但一到酸奶乐队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族摇滚，荧光棒便收敛了，帕尔哈提的大乐队在狼烟滚滚黄沙漫天中像坦克一样 碾过了中华卡拉OK歌厅，简直是在舞台上开了一个维吾尔哈萨克民族乐器博物馆——吉他贝司鼓和民族器乐展开车轮大战，乐手的手艺不错，效果也热闹非凡，但 有时候这种融合过于表面，现场的音响效果又进一步削弱了乐队整体的层次感。
越是高唱汉语金曲，帕尔哈提似乎就越是需要展示他的民族根源，当然相比十来二十把马头琴一起狂拉的人海战术，帕尔哈提还不至于那么夸饰，但即便在音乐上有时缺乏必要性，民族风情西域奇观也总是博人眼球的。
帕 尔哈提生于乌鲁木齐，德国公司却为他贴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标签，实际上整张唱片准确地说只有第一首歌跟塔克拉玛干有关——帕尔哈提翻唱了一曲刀郎木卡 姆——其实还不如干脆贴上一个“刀郎摇滚”的标签。对西方人来说，塔克拉玛干要远比乌鲁木齐更具异域神秘色彩。法国Inedit厂牌录制的刀郎木卡姆唱 片，出版时也含混地给刀郎木卡姆贴上了一个政治不甚正确的标签：Chinese Turkestan(“中国突厥斯坦”)。对西方人来说，帕尔哈提的魅力正在于神秘，越神秘偏远越好，他们巴不得把他从一个人口千万的工业大城市，扔到渺 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帕尔哈提的魅力却必须通过相当程度的“祛魅”才能实现，必须将他一把拉进客厅，在电视机前高唱观众耳熟能详 的汉语金曲，一个长相和嗓音都颇为奇异、“非我族类”的歌手，通过演唱这些金曲，被以汉人为主的广大受众接纳，而从一个陌生的“他者”，转化为主流偶像， 酸奶掺咖啡，伴着饭后甜点。
与其说帕尔哈提是妥协，还不如说他处于民族文化身份和音乐类型身份的双重矛盾中，而他从中突围的努力，其文化和政治意义，要比音乐意义更为重要。
艾 斯卡尔是第一个全国闻名的维吾尔流行明星，八十年代末他借助歌舞片《西部舞狂》打进乐坛，在片中他在歌厅既唱维吾尔歌，也翻唱当年的中文流行歌如《一个篱 笆三个桩》，后来他的专辑中中文歌也不少；阿卜都拉则是目前新疆最当红的流行歌王，但其汉语舞曲口水歌专辑并没能获得全国性名声；帕尔哈提既用维吾尔语写 歌，也翻唱维吾尔金曲和哈萨克民歌，但迄今为止还没听过他的中文创作歌曲。无论如何，在一个民族关系敏感的时期，涌现这样一位各族民众家喻户晓的流行明 星，多少有助于改变内地主流社会对维吾尔人的刻板印象。
例 如，在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发生后，有家地方电台一度要求DJ们不要播放“新疆歌曲”（问题来了：《达坂城的姑娘》不能放吗？《党的政策亚克西》也不能放 吗？）；有地方文化部门甚至暂时叫停“少数民族演出”；新疆汉人歌手张智尽管早已移居云南，但由于他在北京的音乐会冠以新疆主题，也引起有关部门过敏反 应，不许现场卖票，不过能让演出照常进行，已经算仁义了。这还不算什么，住旅馆这种日常小事似乎更令人头疼。去年秋天我之所以要跑到乌鲁木齐去录唱片，原 因之一是我不能确保维吾尔乐手能在北京顺利住上旅馆，而我实在不太愿意为这种荒唐事去找关系。
帕尔哈提融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汉语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方式，对维吾尔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启发，一个样板，用“背叛”和“迎合”这样的词去做价值评判是简单粗暴的。
当 然，思想和音乐段位有高下之分。帕尔哈提在唱片里翻玩了三首哈萨克民歌，与《燕子》之类经过汉化改编的“汉语哈萨克民歌”相比味道要纯正一点，但与马木尔 的IZ乐队相比，帕尔哈提对哈萨克民歌的改编却缺乏神采——酸奶乐队的最大问题是编曲陈旧——更不用说，当IZ用工业噪音来回应乌鲁木齐这个疯狂的后现代 工业城市的时候，帕尔哈提的《工人》这样的作品实在过于浮浅。
直 到近年乌鲁木齐才涌现了两个Livehouse（Yue Livehouse和嬉游Livehouse），从前乌鲁木齐乐手几乎都成长于歌厅和酒吧，九十年代初的歌厅乐手，后来有些成为舌头、傀儡、IZ的乐手， 也有人成了“刀郎”。那位名叫罗林的汉族乐手摇身一变成为红极一时的流行明星，以至于后来“刀郎”和“西域刀郎”还打起了官司，争夺“刀郎”的独家命名权 或者说商标。而真正的刀郎被遮盖或者说被垄断了——刀郎人也被称作多郎人，当然刀字要酷多了。因此我不得不给那位歌星的注册商标打上一个双引号，以示正本 清源。
（刀郎，生于四川、本名罗林的汉族歌手。自2003年《西域情歌》专辑，他开始采用“刀郎”的名字。而“刀郎”更古老悠久的含义，即新疆喀什地区盖提、巴楚、莎车等地的、迥异于一般维吾尔风格的音乐舞蹈，则不太为人所知。）
最近有记者做赵牧阳的报道采访了我，我说了半天赵牧阳的音乐根源：秦腔和花儿，最后记者弱弱地问：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说他会受花儿的影响。我才明白，他只知道花儿乐队，不知道花儿，只知道娱乐节目的“花儿与少年”，不知道民歌的“花儿与少年”。这实在是太嘻唰唰了。
我负责策划监制的一个摩登天空旗下世界音乐民族音乐厂牌，准备推出两张由马木尔制作并参与演奏的刀郎唱片，一张是72岁的麦盖提县大师吐尔逊的刀郎热瓦普演奏，一张是吐尔逊和23岁的刀郎女歌手古丽合作的刀郎民歌金曲。
我在微博上发照片预告的时候，不少人纷纷发表对刀郎的看法——当然是对那位歌星“刀郎”的看法。对此我只能回应：2015年的第一场雪，是不是比往常晚来一些？
（来自新疆麦盖提县的刀郎热瓦普大师吐尔逊，他手中的乐器即刀郎热瓦普）
花儿，刀郎——这混合着泥土和血泪的字眼，如今在潮来潮往中，渐渐模糊了。
说帕尔哈提是“维吾尔版刀郎”，是因为他像“刀郎”那样一举成名，成为新疆出的又一位全国性流行歌星。而另一方面，通过演绎一曲刀郎木卡姆音乐，他又向“刀郎”逆袭，尽管他并非刀郎人，但帕尔哈提多少还是从“刀郎”那里，夺回了这两个字眼原有的一丝光彩。
但是或许，大家只记得他翻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却不记得什么刀郎木卡姆。
阿卜都拉据说是刀郎人，因此他的汉语专辑最后还是保留了一首《刀郎麦西来普》。可惜《说好以后不要再哭》之类汉语口水歌并没有帮助他赢得更多汉族歌迷，或许他只能像那位“刀郎”一样，和帕尔哈提一样，继续翻炒《冰山上的来客》的冷饭，继续翻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去 年秋天在喀什，从喀什老城去国际大巴扎路上经过一个唱片店，进去一看好货甚多，问价钱，老板比划手指：十五。又问我：“Tokyo？”我说是汉人，他很吃 惊。“难道没有汉人来过你的店吗？”他摇头，笑笑，同意降为十块。我买了二十张，正版和盗版难以区分，有些乌兹别克斯坦的维语唱片则是刻录的。喀什的汉人 越来越多，但这是一个没有一张汉语唱片的唱片店，这是另一个音乐世界。我想，那家店大概现在也会卖酸奶乐队的唱片吧。
从 喀什往东南走，就是刀郎木卡姆的圣地麦盖提。2009年，马木尔去麦盖提采风，在吐尔逊家里录了老头的刀郎热瓦普独奏，但随后马木尔就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拉 去派出所问话，他们不去考虑马木尔和吐尔逊同样是优秀的音乐家，却质疑为什么一个哈萨克人要千里迢迢跑来一个维吾尔村庄。马木尔被要求上交录音，他交出了 一个，但偷偷把另外一个放进了口袋。
这就是幸存的珍贵录音，此刻它就在我手里，五十多分钟无与伦比的刀郎热瓦普独奏，来自真正的、伟大的刀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