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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市委书记:政坛“承上启下”关键一步

时间:2015-02-10 09:40:29  来源:Vista看天下  作者:

 易萱 薛田Vista看天下

 

1月25日,原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21天后,他空出的职位被填补——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北上南京,担任这个江苏省会城市的“一把手”。

 

此次履新南京,是黄莉新仕途中再度“救火”。2011年12月,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她“空降”无锡,接替因涉嫌严重违纪落马的原市委书记毛小平。

 

“‘救火’不易,就好像啃骨头,大家都要用利刃,但总用这个刀,那刀就磨损严重,也许就折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过,如果经受住了考验,那自然风险越大,收获越多,可能更容易受到上面赏识。”

 

从一个省内水利系统的普通科员,到成为一省最重要城市的“一把手”,黄莉新的“升迁”轨迹在专家看来,符合一般省会市委书记晋升路径的特点。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担任过省会(自治区首府)市委书记的官员共有37人,观察他们的从政履历可见,其中颇有一些规律和共性,而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省会市委书记的升迁之路,在能力、关系、机遇等多种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关乎当时时代特征的多种特点。

 

 

党龄越长越好


 

据《南京日报》报道,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炯在介绍黄莉新时,称她“政治立场坚定,党性观念强,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熟悉经济和三农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有较强的统筹全局和组织协调能力”。

 

这样的表述已是第二次出现——2011年12月,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向无锡官员介绍新任主官黄莉新时,就曾赞其“政治素质好,大局意识强,熟悉党务、经济和农业农村工作”。

 

“(省会)书记不光要具备管理能力和宏观把握力,他们更需要的,是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成熟度。”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爱明提到了2011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称,针对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的岗位职责和特点,提出人选必须具备的3个方面标准条件,排在第一位的,恰是“政治上强”。

 

吴爱明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有履历相近的官员同时成为省会书记的候选人,那么年龄自然越小越好,党龄却要越长越好。

 

据本刊记者统计,这37名官员就任省会书记时,党龄大多超过了20年,其中三分之一,更是已经入党30年有余的老党员。

 

吴爱明称,党龄作为一种资历,衡量的是“中共党员干部在为党工作的这些年中所累积起来的忠诚度”,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因此,如果要挑选一名书记,甚至是省会书记,“党内资历”比“党员身份”更加重要。

 

而与此同时,官员在仕途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根据《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在官员年龄上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官员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下的官员要有3~4名;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50岁左右官员的数量应有所增?加。

 

据统计,37名官员成为省会书记时的年龄平均数为50.9。这其中,担任省会书记时最年轻者,是现任福州市委书记杨岳。2011年9月,他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刚过43岁生日不到两个月。目前在任的26名省会书记(截至本刊发稿,济南市委书记尚无人补缺)中,与杨岳一样同属“65”后的,还有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以及贵阳市委书记陈刚。

 

“越年轻的提拔得就越快,提拔快的官员,就有更多机会到经济发达的地方任职,做出成绩后,也就有更大的几率被提拔为省会书记。”吴爱明对本刊记者分析说。

 

 

先做市长,再当书记


 

一名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此后的关键,还是基层经验。

 

这里的“基层”,主要指的是区县。据统计,37名先后担任省会书记的官员中,拥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执政经历的有五分之一——现任省会书记中,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在县委、县政府任职均超过7年,其次是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任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达6年之久。

 

“作为一个省会的领导者,在城市发展中更需要的是社会管理的能力,要学会与老百姓打交道,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基层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练。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

 

基层历练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大部分人会辗转于省内各个地级市,继续积累地方执政经验。还有人会离开地方,到省一级综合性部门任职。在2012年后曾担任省会市委书记的37名官员中,在本省内部“轮岗”、积累地方执政经验者,占到近三分之二,共计22人。

 

完成了这一步骤,多数官员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

 

任学锋的前任,如今已经落马的万庆良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之前,曾在梅州、揭阳两个地级市任市委书记,后升任副省长,并在2010年入主广州,担任市长一年后,任广州市委书记。更早之前,张广宁走的是“企业家转型官员”的道路,从广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直接调任广州市政府,历经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朱小丹则在共青团广州市委、从化县、广州市委、广东省委、省政协多个岗位历练;林树森也曾在广东省内地级市和省计委工作。

 

像这几名广州市委书记这样“当地培养成长起来”的官员,在现任26名省会书记中人数超过一半,达到15人。

 

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朱海仑,此前曾任喀什市委书记、和田地委书记。到昆明履新市委书记之前,高劲松已经在曲靖市当了两年的市委书记。黄莉新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之前,曾在无锡主政3年。

 

此外,37名官员中,20人曾担任市长,其中有9人还是省会市长。

 

“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先做市长,再进阶做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本刊记者,在现行行政体制内,书记和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主要负责人,“市长是训练办事能力的重要岗位,作为行政体系的一把手,可以锻炼干部的管理能力,和对政府内各系统的协调能力。”竹立家表示,协调能力锻炼出来了,那么“工作更为宏观、需要在几套班子之间平衡协调,带领领导团队抓主要矛盾”的书记,也就可以出师了。

 

 

“没有人情债,更能放手干正事”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都会有意识地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2012年以来的37名先后担任省会书记的官员中,在不同省份,或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调职的超过了三分之一,共有15人。

 

拥有东、中、西部地区多地主政经历被专家视作省会书记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国企主管“跨界”、中央“空降”地方,也是省会书记的重要“来源”。

 

现任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在北京从朝阳区委书记提拔为北京市委常委后,南下贵州省。现任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在调任江西前,曾是上海黄浦区委书记。

 

“从直辖市或东部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党政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中央对地方人事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竹立家分析称,干部异地任职背后的高层意图,实际是抑制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希望通过地区间的流动互通,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竹立家还提到,“(省会书记)异地任职的好处肯定是明显的”,因为没有人情债,更能放手干正事,进而做出成绩。本地书记周围都是熟人,就算你不愿意搞关系,工作开展起来会有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则称,东部地区的干部到西部去,可以锻炼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地区谋求发展的能力。因为东部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官员的稳定性更高,年轻的官员不那么容易脱颖而出,而中西部的深化改革需要由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来完成,因此通过官员的“老中青代际变化”来推动改革是可行的。

 

此外,“省会书记都是省部级、乃至中央后备官员的核心培养成员,那么如果要为中央输送人才,培养全局观念也很重要,因而其履历中,既要有东部经验,也有西部经验”。

 

从中央派往地方担任省会书记的情况也存在。不过,这些“空降”官员常会先进省委或省政府班子“锻炼”几年熟悉当地情况,再到省会任职。

 

现任杭州市委书记龚正2008年从海关总署副署长任上“空降”浙江,历任该省副省长、常务副省长。5年后,于2013年9月转任杭州市委书记。时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岳调任福建也是在2008年,此后,他历任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直机关工委书记,2011年9月起,担任福州市委书记。

 

“在中央部委工作,然后被派往地方的还是少数。在中央(部委),官员处理的是某一方面的事务,而地方需要的是综合治理能力。除非这个人能力很强,两方面都很全面,才能胜任(书记一职)。”毛寿龙称。

 

竹立家则认为,中央与地方官员互换,有利于各自执政能力优缺点的互补。“毕竟部委高官只是主管某一领域,而地方一把手就要抓全盘工作,这种锻炼还是很必要的。”

 

 

省长、常务副省长“前站”


 

另外,2012年以来37名先后担任省会书记的官员中,如杨岳一般,由本省省委、省政府秘书长转任者,有11人。现任26位省会书记中,有6人之前的职务是该省省委秘书长。

 

在专家看来,省委秘书长通常都是省委常委,是省委的“大管家”,对省会情况的熟悉程度和良好的协调能力,可能使其在其他竞争者面前略占上风。

 

由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转任省会书记的,则分别是2人和10人。其中,西宁市委书记王建军是在省委专职副书记的职位上,“回炉”主政西宁的。早在2007年,王建军就已是西宁市委书记,2011年升任省委副书记后,他还继续兼任西宁市委书记一年多。

 

“省会的书记一般都是由副省级官员直接转任的,由正厅级官员直接提拔的相对较少,当然也不是说市长就一定没机会。”曾有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副省级城市的市长本身就是副省级,他们熟悉情况,接任书记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至于成为省会书记之后的仕途,竹立家表示,省会书记这一职务一般会是省长或者常务副省长的“前站”:“这个是比较常规的出路了。因为省会城市对其能力的锻炼是很全面的,而且也是培养重点。”

 

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王军衔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因为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

 

毛寿龙则认为,省会书记因“‘高配’省委常委或者省委副书记”,比普通市委书记级别高一级,在晋升中也就掌握了跳板。

 

“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有力竞争者,就是曾担任过省会市委书记的干部,剩下的干部也不会妄想‘高攀’。”毛寿龙告诉本刊记者,普通地级市的书记,往往只希望可以通过提高自己政绩,有机会竞争省会书记,或者至少能够进入省政协或者直属机构任职。“这样细化干部层级能够使得每一级别的干部竞争不至于过分激烈、造成干部队伍不团结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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