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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陈独秀的意义

时间:2015-01-20 13:24:33  来源:新浪  作者:

  【摘要】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开创新时代”的伟大人物,更是几千年中华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标志性人物。对于当代中国,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他所独具的现代人格更具有特殊的精神引领意义。

  陈独秀,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陈独秀,一个让人一想起就热血沸腾奋然前行的名字。

  陈独秀,一个让男人一想起就羞惭让女人一想起就心跳的名字。

  陈独秀,一个让中国人自豪让中国现代史熠熠生光的名字。

  陈独秀,一个超越了意识形态受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尊崇的名字。

  陈独秀,一个中共领袖人物中唯一通晓中西文化具有现代眼光的人,一个与中国现代化密不可分的名字。

  陈独秀,一个只会让中国共产党脸上有光,不会给中共脸上抹黑,不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可能引领中共走向未来的名字。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后,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时,《世界日报》刊登了一幅漫画:主人公是遍体鳞伤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人生之尴尬,莫过如此!后人很有讽刺性地评价说这也许是当时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全世界关注。爱因斯坦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 徒,请求给予释放。被誉为“世界20世纪的三大哲学家”也相继给蒋介石来电,特别是罗素和杜威,更是慷慨陈词,对陈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国内,从国民 党上层到社会各界人士,更是众口一词,要求当局宽大处理。《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 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 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得对陈的宽免。

  出于党派利益之争,国府不能见容于陈独秀,并不奇怪,不过,总的说,执政当局对其还算客气;从逮捕入狱到出狱流亡至陪都重庆,一直到陈去世,都对陈的人格表现出了基本的尊重。陈 独秀坐了5年牢,竟然因祸得福。在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享受到高级政治犯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他一人住一间大牢房,有一张大书桌,两个 大书架,文房四宝齐全,可以安心读书写作。除此之外,他的年轻的妻子潘兰珍还可以照顾生活起居。坐牢期间,著作接连问世,日子过得极为充实,若不是 1937年底南京监狱被日军飞机炸毁,出狱之前,他很可能会著作等身。1942年陈病逝,当时四川省江津县政府出面操办了陈的葬礼,国民党的不少高官都前 来祭奠,当时来的最大的官员是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段还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赠金。蒋介石赠金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 立夫各两千元。

  但是,让人深感遗憾的是中共的表现。对于这位党的真正缔造者和“伟大导师”,无论是陈的生前还是身后,中共作为一个超级大党,都一直欠陈一个公道,有负于陈。

  一、谤积丘山,志吞四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他是党的创始人,然而党至今欠他一句话:“对不起,老师。”

  陈独秀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无人能与之类比的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导师。就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而言,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陈尽管不是最早的,但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他带动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并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首任总书记并连任五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至少,中共的诞生就不会那么顺利,也不 可能一开始就产生巨大的能量和影响。所以,仅此而言,陈对中共的贡献之巨无人可以比拟。但是,恐怕连陈独秀也不会想到,时隔8年,他就被自己所缔造的党无 情地抛弃了。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第三国际的指令下,陈独秀被当做替罪羊,受到党内莫斯科派的激烈批判。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斥责陈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并于是年11月开除陈党籍,同时宣布陈为“反革命”。对 此,党内无人敢于反对,只有“忠厚老者”杨明斋表示异议,却遭到严厉斥责。

  1932年10月,陈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引起国内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界著名人士一致呼吁释放陈。而中共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虽多次对此 事予以报道,但对陈依然持敌对立场,称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报》第37期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 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获释。陈出狱后,国民政府试图拉拢他与当局合作,但陈丝毫不为之所动。其时,毛泽东、张闻天等曾经一度希望他在承认错误的前 提下,回到党内。对此,陈独秀的答复是:“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期间,延安的《解放》周刊曾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希 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但另一方面仍然批其为“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回国不久的共产国 际派王明坚决反对与陈接触,并给陈安上了“杀人犯”、“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等罪名。对此,有人提出这不合事实,王明声色俱厉地斥责道:“斯大林正在 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要说成是日本间谍。”此论一出,很快,中共掌控的《解放》周刊、《群 众》周刊以及刚刚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掀起了一股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的风浪。陈独秀大怒,奋起撰文辩诬,直斥造谣者:“做人的道德能这样吗?”部分国民 党上层和无党派进步人士也为陈鸣不平,站出来为陈说话。此事后来虽经周恩来居间周旋,不了了之,但从此,陈彻底关上了与中共当局和解的大门,中共经过这场 风波,也蒙受了道义上的重大损伤。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重庆江津。即日,《江津日报》发表独家新闻:一代人杰阖然长逝。《时事新报》、《新民报》都发表了这一消 息,并做了评论。老友高语罕为之撰写挽联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落,再生已是百年迟。”与陈独秀并无往来 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陈铭枢挽联曰:“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洲,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托派理论家郑超麟撰文 说:“陈独秀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转变 的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国民政府也派员祭奠。但是,中共对 陈的去世却无任何表示。

  抗战期间,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虽然也曾多次谈及陈独秀,不过,也多从反面教员的角度。比如,在1939年延安青年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 周年的会上,毛即以调侃的语气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社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不过,在另一种场合,毛又有另外的说 法。1942年3月,毛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 后,又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 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 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 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 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不过,毛 的这一谈话并未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陈独秀的评价都是以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选集》中关于 陈独秀的评论为依据的,加上其他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等,概括起来,前前后后共给陈扣上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 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随着个人崇拜的疯狂升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陈又成了“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 路线的头子”。所以,在整个毛时代,陈独秀都是一个已经被“彻底批倒批臭”,且“永世不得翻身”的人。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在各个方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包括重新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了重新统一思想,邓小平于 1980年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指出:“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 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这当然也包括对陈独秀的评价。不久,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有关材料上又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萧克将军也 提出了全面研究陈独秀的主张:“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 即便他后来犯了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的研究。”他还特别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以此为契 机,“重新研究和评价陈独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呼声日益高涨,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的观点最终得到了党内高层的认可。但另一方面,陈依然没有被视为“党内人物”。为此,中宣部还特地发出通知,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 案,更不能把他看做党内人物。”受此影响,1980年至1991年期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至五十辑中的600多名人物中,竟然没有陈独秀。 令人振奋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晚期陈独秀研究开始有了重大突破。民主思想是陈独秀晚年思想的核心。随着邓小平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有关言论的发表以 及苏东剧变的发生,陈独秀晚年思想得到了重新审视,学界一致认为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苏联的命运,陈独秀的形象因此再一次发出了耀眼的光芒。鉴于广大 学者对“不能把陈独秀看做党内人物”规定的不满,《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五十一至一百辑时,终于把陈独秀纳入其中。至此,陈独秀的正面形象已经基本上得 以恢复。

  但,对陈独秀的贡献和地位,也未能充分肯定。就建党而言,长期以来,官方的宣传一直把毛泽东当做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而贬低甚至否认陈的贡献。 事实是,往大处说,毛最多也就是“建党有份”而已,其贡献根本无法与陈相比。连毛自己也承认,他们那一代都是陈的学生,是陈引领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共党内,无论是名望,人格,思想,全面的理论修养、文化素养和学养,以及马克思主义水平、革命资质和才干,等等,陈独秀都居于高位,不是学生辈的毛泽东 等所能企及。所以,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最光辉的名字,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有这样一个人做党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肯定陈独秀的 这样一种地位,不但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道义之所在,党心之所在!

  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陈独秀还有多方面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推倒一世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想浴火重生,仍然离不开这位党的创始人。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就思想文化而言,陈独秀一直都站在历史的最高峰。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并使其扎根于几 代中国人心中,成为现代中国的新“道统”,不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这些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与 封建等级制、专制独裁、臣民奴才思想、三纲五常完全对立;科学决非仅指工艺技术,它是一种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更是一种求真、求实、求变的现代理念,是一 种与封建的愚民政策、迷信愚昧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价值观。新文化运动最激动人心、最具有魅力的口号是“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 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封建集体主义,是陈独秀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 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个人自由之权利,对个人而言,为人权;对国家而言,为民权。陈独秀认为,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的价值: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更是痛骂中国国民性之陋劣,民德民力无一不在水平线以下,惟知自侮自伐。他 写道:“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黄金崇拜;曰 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所谓“人的解放”、“个性解放” 就是要把“摧残人的天性”、“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束缚下的“臣民”、“奴才”、“小人”、“草民”解放转变为具有独立、自由的个人意志的人,让“沙聚之 邦转为人国”(鲁迅)。因为只有每个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健康的发展,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正如胡适当年所大声疾呼的那样:“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 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 的。’”

  陈独秀认为,这样的价值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民主政治制度,就是立宪共和,其特点是:“国会唯一之责任与作用无他,即代表国民监督行动部之非 法行动耳;此外固无事业可为,安得以有用无用评判之耶?”“其或自相冲突,亦因发挥民主政治之精神,与政府与党相搏战耳,此得谓之无用耶?国人须知国会之 用处,正在捣乱。” “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此所以欧洲学者或称宪法为国民权 利之证券也。”“共和国没有皇帝,不是家天下……共和国人民是靠自己养自己,不靠人养的,更不要官养的;不但不要官养,并且出租税养了官。”……

  这样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感召了几代中国人,成为他们为之奋斗的毕生信念,至今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陈的这一历史功绩不仅为当时所公认,也为历史所证明。

  早在1919年,陈独秀因在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以学生辈自居的毛泽东便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 救》一文。文章指出,中国之危险不在于兵力不强财用不足和内乱频仍,而在于人民思想落后。“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 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 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 ‘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通过毛泽东带阐释性的叙述和“陈君平日所标 揭的,就是这两样”一语,可以清楚看出,当时一般学子已深受其影响,并已认同陈独秀之思想贡献在于举起民主和科学大旗。

  对于陈独秀所力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价值,1942年延安整风之际,毛泽东又一次给予肯定。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对五四精神做出了权威性论 断:五四精神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五四运动的发 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 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从毛泽东的叙述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结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构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链条,理应是中共所谋求建立的新中国的 “道统”所在,也应该是中共的“道统”之所在。

  诚然,如毛所言,“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包括陈独秀在内,一部分人向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 共产党。陈也一度放弃了“科学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以为无产阶级的民主要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可以经由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真正的民主。可是,在随后的大革 命的历史潮流中,他感同身受了共产国际毫无民主可言的专制和傲慢,目睹了大革命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遥空指挥下发生的悲剧,特别是30年代斯大林搞的 “大清洗”,使他终于看清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大林主义残暴的个人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并与之彻底决裂。以此为转机,他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 更加深入的思考,思想重新回到了五四,提出了一系列极具震撼力的独到见解,并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了民主的价值。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1939年德苏协定签订后,陈独秀又公开否 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拼死斗争又为了什么 呢?陈独秀认为,“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 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 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就像德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卢森堡所描述的那样:“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 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 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陈独秀还以深刻的洞察,揭示了斯大林的 罪恶并非个人品质所致,而是制度使然。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 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在批判专制独裁的基点上,他进一步理清了对民主的认知上的混乱,强调了民主的价值:民主主义是“超时 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他在 深入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 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他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

  对于社会主义,陈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 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陈独秀凄然离世之时,二战尚未结束,他在最后的文章里特别告诫国人:“即令认 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 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 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上述见解,被称之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最后见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间,陈发表的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 信中表达的观点,后人将这些文字辑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按抗战期间与陈独秀往来密切的陶希圣的说法,“最后见解”的主要内容是“陈 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独秀与我多次见面,无所不谈”,“他每次与我谈论,都鲜明表达他思想转变的方向”。陶希圣说:他虽已为某党所放逐,仍以 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确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成分存在他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经过 了“六七年沉思熟虑”,他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便突破藩篱,而结成他的“最后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 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什么路子?毛当时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 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 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但是,后来他很快改变了想法,完全朝着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走了下去,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这也 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陈独秀得出的结论: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陈的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思想上,同时也体现在其政治实践上,主要表现于陈独秀连续担任中共中央五届总书记,期间从 未以某种借口在党内发动整肃不同意见党员的运动,也没有以组织的名义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自己同志头上的冤假错案。从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至1927年5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止,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84人,受开除党 籍和撤职处分的共6人。其中与陈独秀同时被开除党籍的有3人:陈独秀、谭平山、彭述之(1929年11月);被撤销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务的2人:毛泽 东、彭公达(1927年11月);在陈独秀任职期间被开除党籍的仅1人,即李汉俊(1924年)。李汉俊被开除党籍,是因为 “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其自动脱党”,而“正式开除其党籍”,与陈也并无关系。联系陈独秀之后党内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从未断过的史实和现实,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以,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在中共的历任最高领袖人物中,陈独秀是最好的。陈独秀时期党内没有冤假错案的,深处原因是:陈独秀胸 怀坦荡,光明磊落,政治品格高贵,从来不屑于搞阴谋诡计。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于色,爱说笑话,很诙 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李达的前夫人王会悟晚年回忆说:“陈独秀人很好,就是脾气很坏”。陈身上确实存在诸如个性倔强,我行我素,喜怒皆形于色, 常常当面批评人,不留情面,脾气暴躁,细行不检等缺点,但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反对自己人整自己人。不管别人怎么反对他,公开辩论也好,当面发 火也好,谈不拢拂袖而去也好,但他从来不利用职权罗织罪状加害于人。如在1922年8月底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针对党内的“小组织”问 题形成一个决议,严加整肃,陈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党员在党组织内或党的会议上即使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也是党内民主制度所允许的,不能把持有不同意见的 同志提升到“小组织问题”的高度对待。如果这样做,势必窒息党内的民主空气,破坏党内的民主制度,甚至会出现伤害同志的冤假错案,对党的工作造成极大的损 害。邓小平曾评价陈独秀是不搞阴谋诡计的人,李维汉也称陈独秀是“党内少有的不搞阴谋诡计的人”。这种高贵的政治品格还表现在他勇于反省自己,敢于负责, 从不文过饰非,把功劳归于自己,把罪过推给别人。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他在总结党的“二大”以来的工作时 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对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批评,这其中包含 着对陈独秀的批评。陈虚心接受了批评。一个勇于面对问题,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领导者自然不会也没有必要制造冤案,诿过于人。对陈独秀时期党内的政治 环境和风气,毛泽东曾说:“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1921年至1927年,虽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重读陈独秀7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像是在针对当代中国的现实说话,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不管是谁,读了都不会无动于衷,除非是无耻的既得利益者或是脑残的奴才。

  陈独秀一生跨越了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位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特立独行、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又复杂多变、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终其一 生不遗余力地探索变革之道,期望再造中华。其所坚守不移者,是进化、民主、科学、爱国和社会主义五大根本问题,始终如一,至死不渝。他常能高瞻远瞩,把握 时代发展趋势。 “推倒一世豪杰,扩拓万古心胸”(青年陈独秀所立座右铭),他坚信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领袖人物在内,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 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他是一位彻底的思想解放者。他的思想虽然一度为历史所尘封,但在经历了历史的大曲折之后,暮然回首,我们发现,陈独秀所指引的中 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依然是正确的,恐怕也是唯一正确的。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仍未成为全国全党的共识。不过,我们仍然坚信,过去,是陈独秀创建了中国 共产党,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想浴火重生,仍然离不开这位曾经为其所抛弃的党的创始人。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诡秘之处。

  三、孤魂犹在,有君才叫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标志性人物,陈独秀的形象具有永恒的感召力

  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

  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大学者;

  卓越的政论家、诗人、书法家……

  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几个方面做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易的,而他却都能独领风骚,名垂青史。

  而且,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开创新时代”的伟大人物,更是几千年中华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标志性人物。对于当代中国,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他所独具的现代人格更具有特殊的精神引领意义。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一匹“回头之草不啮”的“不羁之马”;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自云: “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 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 “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社会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

  友人曾赠诗于陈,将他比为鸾凤:“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而他却并不认同,赋和诗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龙性岂易驯!”这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波烂壮阔光芒四射的伟大史诗。

  陈独秀1879 年10 月9 日出生于安徽安庆,自小随祖父修习四书五经。所谓三岁看老,祖父对幼年陈独秀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7岁那年,陈参加科举考 试,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认为试题狗屁不通,于是忽发奇想,弄了一堆难字和生僻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地填满试卷。不想,这篇不通的文章唬住了 阅卷老师,结果,不但中了秀才,还是头名。但陈独秀却从此厌倦了科举考试。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年轻的陈独秀读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恍然于域外之 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从而成为坚定的“康党”分子。1901 年10 月,抱着“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的探索心志,陈赴日留学。其政治生涯由此展开。1903 年,为惩罚与进步留日学生作对的学生舍监,“由张继抱腰,邹容抱头,陈独秀挥剪”,剪去其发辫。有论者云:“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 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但是,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 条悲壮之路。”

  留日期间,结识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士钊等革命党人,见识更长。回国后,曾独自一人办报,影响及于全国。有读者不知情,写信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他还曾在安徽公学兼任国文教师,上课时不拘小节,一边上课,一边搔痒,全不顾及纲常名教、师道尊严。

  1915年初夏,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提倡新文化。《新青年》的出现,被史学家誉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壮丽的 一次精神日出,它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起步。陈从此扛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当之无愧地成为“思想界的明星”。翌 年,被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为该校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陈当了北大教授后,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常流连于北京有名的烟花之地 八大胡同。据说,他的很多时文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床上完成的。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因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入狱。期间,发表短文《研究室 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 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出狱后一改此前20 年不谈政治之主张,开始积极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开始与李大钊一起,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 年7 月,陈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总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历经国共合作的风风雨雨,中共由一50 多人的小党发展为近6 万人的大党,陈独秀也连任五届党的总书记。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8 月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认为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导致大革命 失败,陈因此被事实上撤销总书记,其中共政治领袖的生涯也就此结束。

  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罪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其实是共产国际的替罪羊。他的所谓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与他个人并无多大关系。实际情况是,他对共 产国际的一些主张还进行了抵制,如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和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因为党内合作这样的方式最后必然导致激烈的冲突。当国共发生磨擦后,他又主张退出 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如果中国共产党当时按照他的主张退出国民党,就不会有后来的"清党"和惨败。陈独秀后来被开除出党,则是因为他反对李立三"毕其功 于一役"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反对在中东路问题上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历史已经证明,李立三"毕其功一役"的全国大暴动计划是错误的,提出"保卫苏联" 的口号也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这是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 被捕。陈对自己被捕并不放在心上,在被押解的路上竟酣然入睡,让同坐一辆囚车的彭述之不胜羡慕。当年,蒋介石抓获陈独秀,一再宣称此案务必严办,因此京沪 两地的大律师都不敢接受此案,唯有章士钊基于彼此在青年时代的道义之交(他们曾一同办报纸编杂志《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自告奋勇,甘愿为陈做辩 护律师。时隔六十余年,检阅当时史料,仍能感受到当年法庭内唇枪舌剑的激烈,感受到陈独秀的狂飙性格。针对“危害民国”的严重指控,陈独秀奋起还击,自辩 状慷慨激昂,至今读来,让人情不自已: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余固无罪, 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予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 之外,强加予罪,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对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予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之 损失。

  陈的自辩理直气壮,章士钊的辩护则煞费苦心。他为了开脱被告,竟刻意将陈独秀打扮为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真可谓绞尽脑汁。可章士钊万 万没想到的是,陈竟拍案而起,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依据。”整个庭审过程中,陈态度安闲,顾盼自 若,妙语连珠,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他的《辩护状》有理有据,妙趣横生,脍炙人口,后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陈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 柏烈武事后对陈之三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陈因此获 刑8年。

  陈独秀入狱后,把监狱变成了研究室,潜心读书、著书,孜孜不倦,怡然自得。他的年轻的妻子潘兰珍从上海赶来精心照顾。起初,看守见陈、潘老夫少 妻,颇不以为然,常指指点点,陈大声斥责道:“她是我的妻子,怎么,我不配有这样的妻子吗?”从那以后,看守再也不敢说什么了。还有一个传言说,陈独秀与 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陈坐牢期间,大画家刘海粟受蔡元培之托,曾去监狱探望陈独秀。“蔡先生要他 在牢房中坚持锻炼身体,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不要虚度岁月,社会上许多人正在设法营救他。”陈表示感激,临别依依,他研墨挥毫,赠刘海粟一副对联:“行无愧 怍心常坦,身处艰危气若虹。”

  1937年8月,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几经辗转,陈带着潘兰珍来到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穷困潦倒。抗战期间,百业 凋敝,他的版税和稿酬为数不多,北大同学会的捐助也是时有时无,即便这样,他仍坚拒各种名义的赠金。据陈独秀老友朱蕴山回忆:“当时陈独秀可怜得很!没有 东西吃!”他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陈,陈却差点翻脸。至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所赠五千元,以及蒋介石汇给陈独秀的“一笔数目可观 的钱”,陈都原封退回。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满怀好意,亲自登门送钱给老师,陈亦坚拒,临别时对罗、傅二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 们的救济”,弄得两位弟子十分尴尬。对其他亲友资助的钱物,陈独秀则以条幅、对联、碑文或篆刻作为答谢,大家看准了他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要接济他 时,就先绕一个弯,请他写字刻石。居川期间,陈在其以前所著《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基础上,写《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 稿酬一万元。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以“小学”乃音韵学、文字学综合之古称,也是他研究文字形、声、 义三者统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点,拒改书名。此书因此不能出版,他因此令家人不得动用稿酬。《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后来由国立编译馆油印50册分赠专家。梁实 秋分得一册,十分珍爱,日后带往台湾,请专人描清字迹不清处,影印500册,仍感不佳。再请人费时十月,将全稿重描无误,书名改作《文字新诠》,隐去作者 姓名与《自叙》,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台湾语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为陈独秀遗作。《小学识字教本》因此得以传世。

  1942年5月27日,64岁的陈独秀在重庆江津一间破落的角门里悄然辞世。弥留之际,给潘兰珍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王森然先生在《陈独秀先生评传》中痛切感慨道:“以先生之学力,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顾乃独甘如此结局!……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毅力,无用武地。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

  王先生如此感慨陈独秀,足可见其天地良心,但以陈之人格,听了未必领情。

  陈一生如此结局,恐怕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否则,就不是陈独秀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陈独秀一人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各种伟大人格于一身,这样的大人格不仅在第一代的共产党人中无人可及,学生辈中更难觅望其项背者。学生辈的毛泽 东个性上似乎有些形似,但品质上乃至思想境界上则南辕北辙,不可相提并论——这一点即使傲视一切的毛氏本人在内心深处恐怕也不敢不自愧不如。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向陈独秀回归,特别是在文化上回归陈独秀,既能为自己赢得道义上的合法性,也有面子。

  四、并非题外的话

  有论者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政治上失败,是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书生、学者,而不是一个善于搞政治的人,缺乏搞政治的经验和手段。搞政治,什么手段 都可以采取,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是一点书生气都要不得的。对于那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像陈独秀这样的书生、学者是应付不了的。陈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 对此,笔者不以为然。陈独秀的确不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样的政治家,但也完全不是囿于书斋的书生、学者。他不仅仅是精神领袖、思想导师,而且也是伟大的 实践家。他亲自领导了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毛泽东也认为“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以他的学识,秦皇、汉 武一类帝王搞的那一套帝王术他不会不懂:以他的个性,真想玩帝王术,恐怕别人也不一定是对手。但他是陈独秀。他属于现代,是五四新派人物,自然不屑于与专 制帝王们为伍。他是开启现代政治文明的、创造历史的现代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应该能够引领历史的进步。从这一点看,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即使玩天下于股掌之 中,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诚如黑格尔所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 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评论政治家的陈独秀,要以现代眼光,不 能以成败论英雄。以现代眼光看,政治家的陈独秀是失败者,更是胜利者。说他是失败者,是因为他毕竟被赶出了政治舞台,说他是胜利者,是因为他留下的政治遗 产可以泽披后世。

  附录: 念奴娇(读陈独秀)

  有峰独秀,

  沧海事,历历烽烟如昨。

  奋起凌云一枝笔,

  盗入启蒙天火。

  倡导科学,

  高扬民主,

  抛洒苌虹血。

  平生毁誉,

  盖棺谁予评说?

  白头寂寞江津(1)。

  历尽劫难,真理无敌我(2)。

  市井谁人识国士,

  纸上空留干戈。

  冠盖京华,

  英雄故事,

  潮起观潮落。

  孤魂永在,

  有君才有中国!

  【注释】(1)江津句:陈晚年出狱后,流落重庆江津,时值抗战期间,倍尝寂寞艰辛。(2)真理句:陈氏晚年之思想,已超出党派、主义之争,回归五四之民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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