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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廖夫:统购统销的岁月

时间:2015-01-15 13:27:25  来源:墙外楼  作者:

 统购统销是新中国实行的一项长期经济政策,其意义和影响,在新中国历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统购统销,就不会有我们党的政权稳固,更不会有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现在的年轻人,多没有经历过那个岁月,所以对统购统销没什么印象,提到改革开放前农村的一贫如洗和城市的各种紧缺,总是很不理解,为何不食肉糜?

 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 留下。城镇家庭凭粮本供应粮食。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用强制计划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 年。

 1949年刚建国,由于结束了战争和土地改革,解放初期的粮食产量逐年显著增加,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 128,1952年145,1953年150。1953年以前,中国农民除了缴纳相当于农业税的公粮,其他公粮一律不交,那时国家收购和私人收购都是自由 的,国家和私人的总体粮食收购量的比例为一比一,市场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党和政府调控粮食的能力比较薄弱。

 但由于人口大量增长,城市供粮压力极大,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当时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 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 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 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 提高了20.1%。

 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陈云1981年回忆:“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 有出路。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 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办法。从此以后“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 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3年12月国家开始正式实行统购统销。到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 -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 果。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这是中国农村集体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低于国家的 定量。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有了最低的粮食保障,但总是感到 饥肠辘辘的。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但是集体化完成以后,有组织的农民再也无需担心历朝历 代都经历过的无序逃荒和大面积的饥荒。

 刘少奇在91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曾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 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 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 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

 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 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 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 估计是7000亿元,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 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完整的工业基础。没有中国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

 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

 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1991年,国家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元-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

 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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