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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有關係 冇朋友>

时间:2015-01-07 09:39:25  来源:  作者:

 新鴻基地產世紀貪污案,不令人奇怪地,禍延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前政務司長。前司長因生活貪圖揮霍,不幸誤蹈廉政的獄禍陷阱。前司長是英國殖民地政務官培養出身,何以未能承襲英國人樸實低調的品格氣質?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殖民地時代,由於總督以下,由女皇授權,權力在香港隻手遮天。總督手持長劍,根據英皇制誥,可以在街上任意殺人,不必負刑責。但是權力愈大,英國政治文化中要求紳士的道德自我約束力也愈大。這一點在古羅馬哲學家西賽羅Cicero的論著中,早已萌芽。

西賽羅看到當時羅馬貴族生活的荒淫墮落,積極提倡所謂施多克派(Stoicism),主張律己和禁慾。西賽羅認為,律己禁慾是人生需要的基本教養,而得到此一教養,最大的方式,就是看你交什麼樣的朋友。所以西賽羅的遺著之中,有一卷「友情論」,地位居高。

到了現代,禁慾已不切實際,因為西方經歷了黑暗時代,進入文藝復興,人類的性慾,據佛洛依德等人解釋,是文明創造的最大動力。但對於物質消費的貪慾,卻一定要律己,否則淪為大陸徐才厚之流,這一點卻二千年不變。

西賽羅認為,一個人的教養,得力於朋友。這一點與孔子說的「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的精神相通。友道在人生教養中意義重大,到了荀子,說得更清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每人都受環境的影響,而又以朋友形成的環境最密切。

香港是一個純生意賺錢、物質消費的經濟環境。香港一般人的所謂「朋友」,以利益的共生關係為先,感情交流為副。天天茶飯應酬,call一個friend出來,十之有九是探討對方近況如何,再一同尋找有何「商機」。二十年來,大陸改革開放,香港的「商機」,九成都北移,因此香港人又與大陸各階層官場、土豪、企業家爭相勾搭利益關係交織成網。「某某在中央有後台」,這個某某,成為眾人爭相遞咭片相交的「朋友」。其人之「後台」,平時與這位某某也可能稱兄道弟,但當大陸政治洗牌,權力鬥爭爆發,後台倒塌,其在香港的一眾攀附多時的朋友,也則作鳥獸散。

香港人的倫理關係,「朋友」一詞早已變質,還加上美國facebook的這個「add」我做「friend」之庸俗化更為墮落。孔子對朋友的定義非常崇高:友直、友諒、友多聞。這三點,到今日還是交友的準確原則。好朋友應該說老實話,知無不言。好朋友應該包容自己的缺點,但不放縱。好朋友的見識和閱歷應該比自己多,而不一定學歷比自己高。一生人交友,持有此三原則,你這輩子就獲益良多。反之,交朋友一看後台、二量度身家、三只編織利益關係,將「朋友」的價格在天秤上一量度,變成酒肉相識一大堆、知心好友無一人。

香港幾十年來,沒有人講什麼「友道」了。以前的文化圈,即使同行,好朋友也很多。胡金銓和李翰祥、張愛玲和宋淇,還有商場中許多友情義氣,閒話一句,而省卻簽合約豪氣,莫不將一個情字,放在利字之先,也將一個「義」字置於生死之上。此等古風,十九世紀末,孫中山浪跡日本。一大批日本友人如頭山滿、宮崎滔天、犬養毅,都是為了真正幫朋友而伸出一臂義助之仁。十九世紀末,日本對中國政治影響巨大,基於兩國之間大量的人文友誼。當譚嗣同被誅殺於菜市口,他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被日本的浪人朋友,編成樂曲,在東京街頭悲吟。

今日中國舉國憤躁,態度粗蠻,知識淺薄,於是兩國關係緊張。香港地方小,人口多,社會關係(Social Network)很濃密,但人際友誼真切者,又有幾許?前司長鋃鐺入獄,幾十年來呼朋引黨的社會關係,應該有幾位知心友吧?他們今日會否為這位同事好友奔走呼號?

中國人社會友道沉淪,是無可避免,因為經濟泡沫化。大量輸入消費品,即是消耗本國的金錢。此等消耗,對於經濟,是沒有收益的負債。享受高級工業成品之人,由於暴發豪花,本身不會勾起創造工業品的意念和努力。民國學者徐復觀一九五二年在日本東京遊學,有一位日本朋友對他說:貴國代表團高級代表者的住所之中,充滿現代化的家庭設備,只是很難看到一冊書。

愈是有錢的人,在文化上的支出愈少。前司長的消費限於美酒、佳餚、高級歌劇的DVD影帶,好似沒有花多少錢買書。近英國文化的高等華人不應淪落至此。也難怪,人家的文化由西賽羅為源頭,延綿至今,中間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刀斬,沒有繁殖成一大批盲目的消費動物。此即社會悲劇所在了,被控貪污的一眾,僅慾海浮沉的幾星波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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