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理論大師柄谷行人，文學研究出身，治解構主義理論，曾於美國教學，早年參與日本反安保運動，晚年亦有參與日本烏托邦小社區營造，晚年多寫政治理論及評論。我讀柄谷首先是他早期的文學評論，而近年台灣的心靈工坊出版社，系列翻譯柄谷的近年著作，又請柄谷到台，引起華文世界對柄谷強大的重視與敬意。《倫理21》是一本既理論又實用的小書，讀來能夠安定心志，澄明頭腦。


在雨傘運動中曾與人筆戰，覺得某些鼓吹「他人」暴動而自己縮在後面的行為不承擔責任，太不合乎倫理；筆戰對手則提《倫理21》，於是馬上去看，卻發現全書都在提倡「承擔責任」。


倫理是一個哲學觀念，向來有兩種指向：一，界定「何謂善惡」，由某一社群共同體內的標準去界定善惡；二，界定「何謂幸福」，隱含功利與享樂主義的觀點。柄谷重提康德的倫理觀，認為關鍵是自由的問題──即人必須是自由的，承擔「做個自由的主體」這樣抽象的形而上道德律令，才能談論倫理問題。簡單來說，一個人所作所為，必須是出於自發，不受外在影響，才能是自由，才是自由的。同時，合乎倫理也必須把他人視為「自由的主體」，並把他人視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利用他人是不合乎倫理的。所以，戰爭，或利用他人來達到暴動的目的，或者否定他人自發的參與運動方式，都是不合倫理的。


自由，必須超越一些現世的規範，比如社群覺得「妨礙他人不好」，但為了真普選的理想，也得超越現世規範而自由行動佔領。自由也不能只為了自己的享樂幸福，比如一個人想追求物慾滿足，他就必須賺很多的錢，於是在資本主義體制中，就只能束縛靈魂而做個工具。這當然是不自由的，打工的人都知道。


柄谷的責任承擔，不僅在於現世，也在於對死者和將來的生者。因為他們是在現世無能發聲的「他者」。對於死者的責任，柄谷舉「追究戰爭責任」為例；而對於未出生的人，他則提倡環保運動。因為如果我們在生時把地球的所有資源消耗殆盡，其實是剝削未來的生者之權利。死者和生者都不會發言，我們承擔這些責任但他們未必會感激，但我們也要承擔，這才是完全的出於自發，不是為了他人的讚賞。


而現實上我們往往是不自由的；違反社群內的倫理而追求自由的目標，尤其可能遭遇災難。就像那位把暴警資料外洩的警員，他正正是因為看着國際人權公約的正義標準而行，做了一位世界公民，因此才能超越警察族群內部的「忠誠」規範。他現在的處境一定很慘。做世界公民，往往給自己帶來災難，反而換來不自由的下場。但這時我們一定要相信，自由是可能的，並且是在我們「決定做一個自由的主體」那一刻才可能，有了這種「統整的理念」，才有力氣行動。保持這種對自由接近宗教的信念，香港人才能做回本來的世界公民，無愧國際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