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斌

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他在新诗、戏剧创作，在古文字、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均有重大贡献。日常生活中的郭沫若又是怎样的呢？

人格风范

郭 沫若天赋很高，又勤奋治学。跟他同在日本留学的钱潮回忆说：“大学时代的沫若，给我留下了永磨不灭的印象是好学深思。福冈是九州岛上的大都市，犬马声色， 比比皆是，沫若从不问津。星期日，除了读书、上图书馆，最大的休息就是逛旧书店。一个月官费生有四十三块银元的补助，在他是很拮据的，但郭沫若还要从中挤 出一点钱来选购图书。当时我经常到他家，在室内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满墙遍角都堆满了书，因为书占了矮桌太多地盘，只好挨在桌角就餐。”

新 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尽管上了年纪，又要处理繁杂的事务，但依然勤学不倦。中国科学院的同事在他逝世后的怀念文章中写到：“到他家里去作客的人都知道，即使 在他高龄的时候，也是饭后就握笔写作。这使许多青年人愧叹不如。” 秘书王廷芳回忆说，郭沫若往往在厕所里一蹲就是半天。有一次出国，赶机时间不多了，工作人员去厕所叫他，发现他正拿着一本《楚辞》在飞快地写着什么，他的 《屈原赋今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郭沫若不仅勤勉，还从国家亟需人才的高度，关心着青年的成长。

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回忆说：“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同志写信或寄稿子给他，对他的学术见解提出不同看法，他都亲自批阅，写得好的稿子他还推荐给报 刊发表……历史所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写了一篇颇有创新见解的文章给一个学术刊物，当这个学术刊物退稿后，他直接寄给了郭老。郭老帮他改正错别字，并推荐给 《历史研究》，于一九六四年第五六期合刊号上发表了。”

郭沫若还接待过一个素不相识的来访者——内蒙古大学化学系一 名学生，对他研究出来的《公元干支互查盘》、《公元回历速查盘》、《中国历史纪年速查表》等多种历法互查工具给予了肯定，并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一起 建议教育部将他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1963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就读的曲信 先，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整天钻在图书馆里看古罗马的历史，完成了话剧剧本《斯巴达克斯》，写在又粗又黑的纸上，通过同学郭庶英（郭沫若的女儿）带给郭沫若 看。一个星期之后，郭沫若退回剧本。全剧共改动72处之多，有一个地方郭沫若改后认为不妥，又改了回来。在郭沫若的帮助下，曲信先转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对于青年的成才，郭沫若不但尽可能给予支持，还根据青年自身的特点，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学术道路。这些都体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格风范。

可亲长者

老 舍说郭沫若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的，仿佛是他的岁数。”郭沫若逝世后，长 期与他共事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写文章悼念说：“郭老为人平易近人，注意培养青年，奖掖后进，科学、文化领域里的同志们，景仰郭老如泰山北斗；现今一旦失去 了尊敬的前辈和良师，感到非常悲痛。”

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在郭沫若百年诞辰时回忆说：“郭老的作风平易 近人，从来不摆架子。凡有事要向他请示，需要请他出场和帮助，无不随约随定，有求必应，鼎力相助。与人相处，充满人情味，既可敬又可亲。”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对于郭沫若的平易近人，也有深刻的印象：“他在我们中间，不论是与老专家或青年同志讲话，总是像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古器物的鉴定、古文 字的释义、重要史实的考订、历史人物的评价、古籍的整理等等。”

“平易近人”、“充满人情味”、“非常亲切”，不仅郭沫若的同事这么说，所有接近他的人都这么说。

著 名文学家、文物学家王冶秋自青年时代起，就常常阅读郭沫若的著作，每每为之心潮澎湃。抗战时期，王冶秋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个被人遗忘的歌者》，提 到了戚继光的《凯歌》。此时郭沫若正搜集有关戚继光的史料，看到此文后主动写信给王冶秋，虚心请教相关问题。王冶秋以为郭沫若也许难以亲近，当他去郭沫若 家里见面后，说：“不易亲近的想法，完全打碎了。和蔼可亲，一见面丝毫不感到生疏。从前觉得郭先生是锋芒毕露的人，而见到的却是一位温和的长者。”

1940 年，孩子剧团跟郭沫若一起住在重庆的全家院子，郭沫若很快就跟这群孩子成了好朋友。孩子剧团的成员回忆说：“郭老谦虚和蔼，平易近人。我们在他眼前，一点 不感到拘束。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里玩，他正在翻阅一本甲骨文刻本，他就教我们怎样辨认甲骨文。有时我们向他请教古曲诗句，他也耐心地给我们讲解。那时，我 们每人只有一点生活补助费。有了零用钱，我们就爱买炒熟了的‘铁蚕豆’吃，一边吃，一边用它玩‘弹豆子’。有一回，郭老也和我们一起玩，他还指着秋夜的星 空，给我们讲天上有多少星星，它们距离我们有多远，还给我们讲述银河是怎么回事，揭示宇宙的秘密。一个孩子问：‘郭先生，人怎么会分男女呢？’郭老从染色 体的多少，讲到生命的起源，打破我们对科学的神秘感，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在北京荣宝斋工作的侯恺回忆 说：“如果你以为郭老这位学识渊博、社会声望极高的文人高不可攀的话，那就错了。他在生活上，与人交往方面，尤其对文化艺术界我们这些晚辈小子，是从不拘 泥小节的。只要有他在场，气氛总是非常活跃。遇上寡言少笑或者显得拘谨的人，他就寻找话题使对方欢快起来；或者接着对方的话茬，讲个历史掌故引人发笑，还 常常寓教于谈笑之中。”

郭沫若不仅平易近人，还真心爱护着身边的朋友和下属。老舍喜欢喝酒，郭沫若常常劝诫他。想起 这些事情，老舍满怀感念：“好几次了，当我辞别他的时候，他低声的，微笑的，象极怕伤了我的心似的，说：‘少喝点酒啊！’好多次了，我看见他这样规劝别人 ——绝不是老大哥的口气，而永远是一种极同情、极关切的劝慰。”当孩子剧团与郭老同住一个院子时，“院子里有农家的草垛，大家就倚着草垛，或者把稻草铺在 地上睡。郭老夜间工作结束，走到院子里，发现孩子们已经睡熟了。他回到屋里，把棉被、夹被、毯子和衣服，一次一次地抱出来，替孩子们盖上，生怕我们被夜露 寒气冻着了。”

郭沫若八十多岁时，值班人晚上睡在郭沫若卧室外的折叠床上。他们担心自己半夜睡熟了照顾不到郭沫若， 就在暖气木罩上安了一个小电铃，铃线连在郭沫若的床头灯开关上。郭沫若耳聋，听不见铃声。他一起床，值班人就能醒来。为了不影响值班人的休息，他每次起床 都轻手轻脚。但令他奇怪的是，每次值班人员都会来帮他。经过询问，他知道是小电铃在作怪，后来起床就不开灯了。多年过去了，值班人员仍然深情地讲着这个故 事，诉说着郭沫若对他们的关爱。

简单生活

郭沫若故居院中的影壁墙上有毛泽东手书的“艰苦朴素”四个大字，这是郭沫若夫妇特意选出请人临摹在墙上的。艰苦朴素也是郭沫若长期以来保持的生活作风。但艰苦朴素的他，却能慷慨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收入捐给国家。

在 日本期间，郭沫若手头不宽裕，过着简朴的生活，甚至“没穿过袜子”。有次他出席文艺聚会，“和青年们交谈，答复人家的问题。接着在那里吃便饭，他讲得多， 吃得慢，还有半碗饭，可是桌上没有菜了，只剩大半碗汤。我们要去添菜，他不肯，就把那半碗汤倒进自己的饭碗里，草草算是吃饱了。”生活如此艰苦的他，对待 朋友却很慷慨。1930年，上海艺术剧社首次公演，没有经费，从一个书店即将寄给在东京的郭沫若的版税中，抽调200元作为演出费。郭沫若知道后，写信给 剧社说，这200元就算我买下你们的戏票，分请无产者看戏吧。

抗战期间，郭沫若跟大多数文人一样，生活依然很艰苦， “有红萝卜的时候，他家里经常是吃红萝卜的”。尽管如此，郭沫若却常常照顾比他更穷的文人。曹禺说：“在重庆的时候，郭沫若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 我们在家里吃饭。”郭沫若在重庆所住的天官府寓所成为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

北京荣宝斋的侯恺回忆道：“郭老的衣着饮 食很普通，从没有见他有过豪华的穿戴，即使出国访问，在报纸照片上看到的也都是身着制服。夏季我们一般都爱穿双凉鞋，他却常穿双布鞋。老年人穿布鞋轻软， 可是在大热的季节里确实不舒服，他就把旧布鞋剜几个窟窿，他说‘这更轻便凉爽’。他在饮食方面也从不挑剔，我曾碰到过他在家里吃饭，简单极了。可他对我们 这些晚辈，却关心备至，时不时地邀我到四川饭店吃饭。”

郭沫若的女儿们说：“爸爸平时的衣着很朴素。他最后一次住进 医院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对襟的蓝色棉袄，扣绊已经磨断了。平英到医院去看他时，他要平英用线帮他缝好。但医院里一时找不到深色的细线，只有白的。平英便扯 了一段白线，用蓝墨水染过，跪在爸爸的膝前，把扣绊缝起来。”就这件棉袄，一直穿到郭沫若去世。 “父亲的饮食很节俭，家里的厨师有很好的厨艺，他们为了展示厨艺，只取菜的精华，许多可食的部分都被摘取掉了。一次父亲在休息时漫步到厨房，看到丢掉的菜 叶太多，觉得可惜了，便弯下身从桶里捡起一些菜叶，告诉厨师说‘这些都还能吃嘛！’”

郭沫若自己生活得如此节俭，却 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上。1952年，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50 年代，郭沫若向中央表示，停止自己的版税收入。1964年，郭沫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党组，说明自己有18万余元的存款，将其中15万元交给组织处理，并告 诉秘书，以后所写稿件不收稿费，寄来的稿费都要原数退还。这些捐出的稿费，后来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