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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氏兄弟(上)

时间:2014-12-29 11:54:19  来源:财新网  作者:

 记者:周卫 欧阳艳琴 郭清媛 罗洁琪 于宁

实习记者:罗国平

12月22日晚8点,如同一个多小时前突然出现的传言,新华社发布了令计划落马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一只两年多前在京城某个凌晨甩到空中的靴子,终于落地。

 

在令计划冬至落马之前,他的二哥令政策,2014年6月从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任上遭遇组织调查;他的幼弟令完成,2014年10月失去自由;他的养子、也是早逝大哥令方针的独子令狐剑,出走海外⋯⋯只有令氏五兄妹中惟一的女性、老三令狐路线,坚持着自己的本名,在家乡运城守护着老迈的父亲——已经104岁高寿的令狐野。

 

平陆岁月

 

1962年,52岁的令狐野带领全家妻儿老小解甲归田。他没有回自己的出生地、原配和长女生活的平陆县常乐公社洪阳村,而是在常乐公社集镇附近的后村定居下来。

 

青年时期的令狐野,懂草药,又学过西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辈山西人不一样,令狐野不爱农作,还买了面穿衣镜,经常照镜梳头。边务农边从医的父亲在乡间口碑甚好,看不惯令狐野的新派作风,砸碎了他的镜子。令狐野负气出走,在集市上开了个小药铺。抗日战争爆发后,令狐野舍妻弃女,携带药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据《陕西省志·卫生志》,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医院搬迁,28岁的令狐野被任命为医务科长,此后一直在中共医疗卫生系统工作。

 

在延安,令狐野再娶,1949年至1959年左右,妻子为他生下四子一女。令狐野在报纸上选择了五个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为五个儿女取名。网络上有说法称,建国后令狐野曾在公安部工作,又有说曾任陕西华清干部疗养院院长,但对于令狐野建国后确切的职位变迁,以及他为何于52岁时抛去官位携全家返回乡下,目前尚不得而知。现在,已经104岁高龄的令狐野还健在,作为离休干部在运城干休所颐养天年,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回到后村定居后,令狐野请人修建了一个窑洞。与平陆当地的窑洞通常只有洞口不同,那是一个典型的延安窑洞,12个门洞洞洞相通,占地1亩多,花费了1000多元钱,窑洞口挂着很多当地人没见过的白门帘。村里的孩子都穿着自家纺织的土布,令狐野的孩子穿着从供销社买的洋布,尽管也缝了补丁。令狐家的孩子用蜂蜜蘸馍,同龄的孩童拿着馍换令狐家孩子的蜂蜜。这些生活细节,都表明令狐野“延安干部”的身份。

 

令狐野返乡时,是新中国的十三级干部。根据1956年国务院规定的军地级别对应关系,十三级干部即副师级,属于高级干部的基线,每月工资165元。他的妻子原是护士,每月工资也有60元。在常乐,人们稀罕地称返乡的延安干部令狐野为“十三级干部”。

 

返乡之后,令狐野在乡里免费行医,夏天农忙时给生产队送人丹、保喉片,为全县培养了几十个赤脚医生,并且提供免费吃住。与乡里相处也很融洽,饼干、糖块、罐头,有好吃的都给农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说,自己这辈子吃的第一个罐头,就是孩提时令狐野给的。

 

令狐野的几个孩子也非常友爱。后村的村民们向财新记者介绍,除了最小的令狐完成幼时不懂事把玩伴的头打破,其余几个和同龄人从不打架、吵架,甚至有的从不高声说话。

 

和令政策同龄的乡亲杨晋(化名),时隔40多年,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看到的一幕:在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坡上,在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北面,令家兄妹站在自家窑洞口,声情并茂地练习演讲,令狐野坐在小板凳上,逐一点评。窑洞顶上,站着好奇的乡邻,鼓掌喝彩。

 

“我常常站在窑顶上看着他们在院子里演讲,满心的羡慕,觉得他们家的孩子很厉害,是有文化的。”这样的家庭教育让五兄妹长大后,口才颇为出众。

 

作为延安革命干部的儿子,令家兄妹从小按着父亲的要求下地干活,年少时拾麦粒,年长时锄土。

 

村里的老支书还记得一件事。克行艰苦朴素的令狐野为了省几个碗,砍了一根木头,在上面凿出五个槽,把菜和馍盛在槽里,让令政策和兄妹五个围着木槽吃饭,“像喂牲口一样”。事实上本不必如此,令狐野夫妇每月的工资相当于全村劳动力的收入。

 

作为从延安回来的革命干部令狐野,阶级立场十分鲜明。他在后村免费行医,但会先问病人的“出身成份”,成份不好的人很难进他家门。洪阳村村民马莹(化名)说,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来一趟不容易,请他多开一些药。令狐野大怒,当场撕碎处方,把病人撵走。甚至在挖建自家窑洞时,对于来帮忙的乡亲,他也按照“出身成份”区别对待。如果是贫农,他就会多给工钱,递烟倒水;如果是富农地主,他就会少给钱,并指派粗重的活。

 

“令狐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性格比较偏执,爱在政治的问题上较真。”马莹说。

 

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令狐野也会计较别人的出身成份。80多岁的谭家(化名)还记得令狐野买过他的葱苗,因为他是贫农,令狐野多付了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常乐公社,动辄举行万人大会,学生们也被要求列队参加,聆听斗争指示。初中一年级就无学可上的令政策还被选出来,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潮水般的“红卫兵”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紧接着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知青下乡的先进事迹,是令家兄妹读报的主要内容。1968年初,五兄妹的大哥令方针应征入伍,成为北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战士。1969年,皮肤黝黑、高高瘦瘦的老二令政策作为知青下放到硫磺厂当工人,负责搬石头垒火炉,每月工资38.9元。

 

硫磺厂里的味道很呛,工人们没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厂平房的宿舍内,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车回家。几个月后,令政策调到了常乐公社医院,在药房“拾药”,有点步父亲后尘的样子。

 

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71年7月,令政策被组织选中,从常乐公社医院直接调到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开始了43年的为官之路。2012年时令政策曾经回乡,第一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喝酒叙旧,60岁的令政策对着同学们感慨,一直不知道当年究竟是谁看中了他的档案,“总要找到那个人,好好感谢人家”。

 

1972年,18岁的三姐令狐路线高中毕业,以知青身份在本村下乡后,有机会招工到平陆县化肥厂,1976年被推荐进入山西医科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17岁的令计划作为知青,被招工到山西省平陆县印刷厂,当了两年工人。1975年,他被调至团县委,从干部做到副书记,正式从一名工人转为副科级干部。1978年时,22岁的令计划获得了赴北京的中央团校进修学习的机会。

 

1977年,从部队复员的大哥令方针劳动时因事故身亡,留下了妻子孙淑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令狐剑与令狐燕。令氏兄妹遭受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

 

好在此时的他们大多已经走出家乡,开始了各自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最后一个走出平陆的是最小的弟弟令完成,1978年夏天考入吉林大学,离开生活16年的山西。

 

从团委干部到中办主任

 

在平陆团县委工作期间的令计划颇受好评。令计划年轻时的旧友杨晋对财新记者说,令计划在平陆县团委工作的时候,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待人热情主动、礼仪周到、口才很好。后村的村干部也回忆,当年令计划还会在团县委的办公室接待村民,端茶倒水。

 

时任平陆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后来曾在一本名为《增华岁月》的书中披露了自己当年的部分日记,其中记录:在团县委工作一年后,1976年11月22日,令计划成为团县委副书记。梁在书中将令计划名字隐去,但从前后文看,应为令计划无疑。

 

在1976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梁增华写道,“我打心眼里高兴”,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我要像他那样认真刻苦地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坚持学习笔记;要像他那样努力搞好革命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像他那样对工作热情积极,认真负责,大胆泼辣,总有一股用不完的劲;像他那样关心同志、团结同志,满腔热情地那样劳动积极肯干,生活艰苦朴素⋯⋯”

 

1978年9月8日的日记中,梁增华提到,令计划已经在团县委工作了四年,是她介绍了令计划入党并推荐他成为团县委副书记。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虽然比他(令计划)大九岁,但思想境界、认识水平、工作能力比令计划都差很远,“可能他天生聪明、家庭教养好,但最根本的是他努力、善于学习、谦虚、认真、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富有进取精神⋯⋯”

 

公开履历显示,1978年,令计划调到山西省运城地委,1979年又被选拔到北京,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开始了对其后来仕途至关重要的16年团中央生涯。但梁增华的日记显示,令计划是在平陆团县委一直工作了约四年时间,1978年去中央团校学习后,直接留在团中央工作。

 

比如,1978年3月12日的日记显示,令计划此时已经去中央团校学习了。梁增华感慨,如果有他这个助手在家,就觉得“很轻松”。1978年9月6日,梁增华在日记中又写道,令计划从中央团校学习回来了,“没有出乎我的预料,他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了。他这次回来是向我们告别来了”。她说自己心情很矛盾,团县委的工作离不开他(令计划),她自己也需要他搭班,但是,令计划在团中央工作,对全国团的工作会贡献更大,而且更有利于他的前途。因此,梁增华帮令计划办理了一切手续。

 

公开履历显示,令计划进入团中央下属培养团干部的中央团校(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教专业学习,是在1983年-1985年,他也因此获得大专文凭。也就在那个时期,令计划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谷丽萍。谷丽萍是山东人,父亲是一名军乐团乐手。谷丽萍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法律系,与令计划结婚后,她从政法系统调到中央团校工作。

 

1985年,令计划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三年后升至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后先后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令计划在团中央期间,除给一位时任团中央书记短暂当过秘书外,大部分时间从事宣传工作。令计划的发小裴东(化名)向财新记者佐证了令计划在宣传工作中的特长。他说,令计划虽然寡言少语,但从小学起就在班上读报,初中时负责采写和出版班上的黑板报,时常拿一等奖;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他也经常代表班级参加学校演讲。裴东清楚地记得,当年板报、读报、演讲的主题主要有三个,班级好人好事或积极劳动典型,知青下乡故事,社会上的英勇救人事迹。

 

裴东记得,令计划到团县委工作后,他每次到运城市开会,都会经过平陆县城,在令计划的办公室和令计划挤着住上一晚。那时令计划的办公室里堆着厚厚的报纸,令计划就在上面练字。他和其他同学、村民都认为,令计划之所以能顺利留在团中央,和他的演讲、书法水平有关。一位已经近80岁的运城当地书法家对财新记者说,当年令计划的硬笔书法甚至可能超过他。

 

不过,裴东说,当他上世纪80年代前往内蒙古学习途经北京时,曾去团中央找令计划,但没有找到。机关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在一间澡堂的长椅上住了一晚。后来他就走了,再也没有见过令计划。

 

令计划的一位初中同学回忆,去团中央后,令计划曾经回乡,在常乐公社书记主持下,用半普半土的话演讲了两三个小时,告诉年轻人如何学习上进,并且说:“就是太忙了,要不忙可以教你们跳舞。”

 

高中同学潘中(化名)则告诉财新记者,一次高中同学聚会,给班主任老师送了一块牌匾,牌匾落款也写上了“令狐计划”,但实际上从毕业以后,老师同学都没有见过他。聚会时,曾经的班长打通过令计划的电话,说了一两分钟就挂了。

 

杨晋也记得,令计划到团中央工作后,有老乡去北京探访令计划,令计划曾托老乡向杨晋问好。收到问候,杨晋很激动,马上写了一封信,并为令计划写了一首诗,“忆得当年唱大风,同志朋友更弟兄,执手送君付并去,自信古虞出贤圣”。但杨晋没有再收到回信。

 

1995年,令计划的办公室从前门东大街搬进中南海,他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三组负责人,之后是调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期间他成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的十六大上,令计划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党内奠定了一席之地。翌年,他成为主持常务工作的正部级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仍兼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2007年的十七大上,51岁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仕途一片光明。在他之前,历史上大多数的中办主任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个党的高级领导机构。

 

此时的令计划已经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中。初中同学贺智对财新记者说,村民们在电视上看到令计划,总是兴奋地喊叫:“你看,计划!计划!”

 

令计划和自己留在山西当官的二哥令政策,都没有帮村里办过什么事。有一次,令计划的发小上京,只找到了令计划的小弟弟令完成,令完成给了他几千块钱,就打发他走了。对此,村民们有些忿忿不平,但又表示理解地说,可能他们兄弟为人正道,没有私心。

 

然而,令家兄弟或许只是与乡里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财新记者的调查显示,正是自令计划担任中办副主任,尤其是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之后,他的直系亲属或者仕途平顺,或者生财有道。他的二哥令政策,2003年1月晋升为正厅级的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4年4月正位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四年后再升为副省级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与多名运城籍省级领导关系密切;他的三姐夫王健康,2009年从运城市交通局长被提拔为副市长,并分管交通、住建等重要领域;他的小弟弟令完成记者出身,在新华社官至局级,2003年下海,以“王诚”之名担任中国网通旗下公司天天在线的总经理;2008年令完成带领一众山西商人,组建主要投资于Pre-IPO阶段的私募股权基金汇金立方,之后两年多时间投资的十数家公司,有乐视网、神州泰岳、东方日升等7家公司成功上市,保守估计其获利在12亿元左右,而令完成在部分公司上市过程中曾借助四哥令计划的权势提供帮助;令计划的养子、也是其早逝大哥令方针之子令狐剑,早在2001年就开始自己的攫财之路。十多年来,令狐剑与令计划大嫂孙淑敏母子二人的公关广告生意范围越来越广、合作伙伴层级越来越高,包括多家政府机构、央企、跨国公司及知名民企。

 

令政策的龙门

 

令政策步入仕途的最初20年升迁缓慢。1982年入读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之前,他一直是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的一个普通干事,1986年才第一次获得擢升,成为山西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副处长,其后任省委机要局副局长,共有17年在机要部门工作。

 

机要处主要职能是管理要害部门核心机密文件、密码、密码机的传递,机关要件等的收发。令政策的一位老朋友说,密码经常更换,机要工作需要非常强的记忆力。1976年左右,运城地震,令政策和一位女机要员被下派到运城支持机要工作。

 

1997年,令政策进入行政部门,担任省粮食厅副厅长。这是一个运城籍官员居多的部门,令政策的上司就是他的老乡高志信。后者曾在运城违规修建“粮神殿”和粮食职工培训中心,2007年被免职。

 

令政策一位在官场的多年朋友向财新记者评价,在省委工作23年之久,令政策得到一个副厅级官衔理所当然。

 

但2000年,48岁的令政策鱼跃龙门,担任省发改委副主任的要职,且很快开始主持工作,四年后“转正”。2008年离开省发改委“衙门”时,他成为省政协副主席。回顾他的升迁轨迹,他的朋友说,2000年的提拔,应是为后来升上副省级做准备。

 

在官场上,忍耐的令政策显得谨小慎微。在主持山西省发改委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令政策因为害怕提拔错或者得罪人,几乎没有提拔过下属。

 

上述朋友也回忆说,曾有人希望通过他向令政策送礼。他说,令政策十分谨慎,是不会收礼的。今年6月令政策落马的消息传来,令他十分惊愕。

 

在这位令政策的老朋友看来,令政策如果有经济问题,那么一定是出在2003年-2008年他主持“富得流油”的山西省发改委期间。

 

2003年以后,山西煤改启动。2005年,山西省开始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2007年,山西获批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省发改委是基金使用的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者。

 

山西省从煤炭交易中得到的钱,从原来的每年十五六亿元(来自于煤炭外运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陡增到每年一百五六十亿元(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其中的一半由省发改委花掉,重点投资“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保项目、民生事业等。

 

在令政策任期内,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投资的项目包括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吕梁肖家洼煤电一体化项目、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项目(晋中南铁路)等。

 

这其中被认为非常关键的是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项目。这不仅在于它是令政策发改委主任任期内负责的重大项目之一,项目上马使得太钢产能增加了一倍,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不锈钢生产企业,而且也成全了令政策的同乡好友、时任太钢董事长陈川平的重要政绩。工程开工典礼时,山西省四套班子“一把手”悉数到场,令政策宣读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之后不久,陈川平当选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年多后成为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晋中南铁路是一条大动力煤运铁路,兼顾客运,规划从山西吕梁出发,经河南、山东,在山东日照港出海。令政策是初期的重要参与和规划者,因此与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交道甚多。事实上,在令政策任期内,因晋煤外运,他与刘志军及其白手套、掌握着晋煤外运车皮权的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亦常有交集。

 

令政策在山西能源领域的影响力,通过他一手组建的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可见一斑。令政策为这一基金奔走了三年多,2007年获批设立。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同,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计划构建一个国际性专业化的融资平台,计划融资规模100亿元,融资对象主要为国内企业、投资机构、银行、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主要投向为煤炭工业规模化生产及资源整合项目、煤化工产业和煤层气产业开发项目、煤炭资源多联产项目及与此相关的国企改制、交通物流等项目;投资地域初期以山西为主,但不局限于山西。

 

但令政策2008年4月离开了山西省发改委,这一个原本极难获批的产业基金最终连管理公司都没真正成立起来。熟悉该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基金“流产”与令政策不能掌管有关。因为该基金是商业项目,官员不能经商,令政策曾辩解说,自己是省政协副主席,并不是实职,但依然无法在关系复杂的山西省获得通过。此后,这块“肥肉”就陷入了省政府持股多少、谁领衔基金管理公司等一系列扯皮之中。

 

2011年,山西省再一次试图启动能源产业基金,时任山西省煤运公司董事长刘建明出任山西出资平台的董事长,令政策被聘为高级顾问。但时过境迁,煤炭形势下行,省外资金不再看好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没人愿意出钱,遂不了了之。

 

“记者小令”的实业梦

 

与兄长们不同,作为令氏兄弟最小的令完成,走的是另一条路,但这条路的终点,仍然是借助兄长们的权势攫财的不归路。

 

1982年,令完成从吉林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北京总部,在《瞭望》周刊经济报道编辑室工作。一位新华社老同事对财新记者说,令完成的性格与其兄长不同,性格活泼,善交际,擅长与人沟通,“是个做记者的料”。

 

在最初的同事眼中,令完成就是一个开朗好动的“记者小令”。一位同事回忆,“新华社组织的文娱汇演或者篮球、乒乓球比赛,令完成都是《瞭望》编辑部的积极组织者”。

 

除了经济报道,令完成有时也会去采写时政或社会类稿件。在百度上,现在仍可以检索到他与另一位记者合写的《围剿“飞虎队”纪实》,刊载于1989年3月底的一期《瞭望》周刊上,署名令完成,这篇文章被他的同事认为是其记者生涯的代表作。

 

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发现,以“令完成”署名收录进库的第一篇文章是1984年7月发表在《瞭望》周刊上的《今年夏粮丰收以后怎么办?——商业部副部长季铭答本刊记者问》,最后一篇是1992年发表在新华社办期刊《中国记者》上的一篇文章《深化改革 舆论先行——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抓党报实录》,采访的正是其老家山西的时任省委书记。事实上,令完成很注意维护与山西官方的关系,他在《瞭望》周刊期间发表了多篇关于山西的报道。

 

兄长高升之后,令完成也开始得到重用,并有一段走上仕途的安排。1995年-1997年,他曾作为新华社扶贫工作队队长,响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号角,在贵州省息烽县挂职县委副书记。贵州基层党建网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1995年,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带领同事们捐资3.8万元,帮助我大林村大林口组贫困少数民族同胞(马氏六兄弟)分别修建了66平方米的砖木结构的新住房,历史性地拉开了青山苗族乡扶贫攻坚的序幕。之后,在新华社派驻息烽县扶贫并挂职县委副书记的令狐完成的促成下,先后修建了息烽县第一所希望小学——青山新华希望小学。建成了青山民族中学,这是当时息烽县教学器材配置最齐备的中学之一。”

 

另一位当年同在息烽的“挂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来自新华通讯社的几位‘京官’,令完成⋯⋯他们不愧为是京城来的,站得高,看得远,在息烽县的前后几年间,着实做了几件较为轰动的事。他们一到息烽,就深入到乡镇村寨,搞调查,摸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新华社党组考虑到息烽县的困难,为他们专门配备了吉普车,有了这个条件,他们经常穿梭于省城与息烽之间,为息烽的发展引信息、引资金、引技术、引人才,搞信息的交流、人力资源的交流。他们在调查中看到,息烽农村的女青年较多,而北京的很多家庭需要大量的家政服务员,于是他们就将女青年们组织起来进行培训,然后送到北京,送到需要家政服务员的家中。在先培训、后上岗、集中进行劳务输出尚不盛行的年代,这应该是一个创新,并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将曾经获得《半月谈》杂志社评选的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养猪能手、全国养牛大王等引到县里,搞讲座,搞培训,教农民养殖的技术,同时根据养殖的需要,还引进技术办起了饲料加工厂。为了开发息烽的红色旅游资源,他们利用媒体优势,在全国广泛收集与息烽集中营有关的历史资料,与县里领导一起上重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和资料,为息烽集中营的恢复开馆做了很大的贡献⋯⋯”

 

从贵州返京后,令完成先后任新华社团委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这是副局级的职位,“记者小令”也由此脱离了新闻工作的第一线。没多久,他又被提拔为正局级,担任新华社下属的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下称中广联)总经理,并当选中国广告协会广告公司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广联是新华社直属企业,成立于1981年,目前主要经营新华社社办报刊《新华每日电讯》《经济参考报》《中国记者》等的广告业务。

 

令完成在新华社“大进步”之时,主管人事工作的新华社人事局长是崔济哲。崔济哲198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了令完成的老家山西,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曾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1998年9月调回新华社总部任人事局局长,之后逐步升到新华社副社长,但2010年2月被免职。

 

在主持完中国广告协会广告公司委员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之后,令完成于2003年辞职离开新华社,下海创业。这位已经拥有广泛人脉和权力靠山的前记者,不再做体制内的乙方拿“死工资”,他的面前是更为广阔的财富舞台,也有更为危险的诱惑。

 

在一份2003年度外资法人企业年检报表中,令完成以一个全新的名字“王诚”,出现在九洲在线有限公司(下称九洲在线)的总经理一栏里。

 

九洲在线成立于2003年7月,注册资金4.9亿元,彼时刚刚完成中国电信北方十省、“小网通”和吉通合并重组的中国网络通讯集团公司(下称中国网通)占股40%,两家外资VC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网络公司(下称软银)、IDG网络投资公司(下称IDG)各占股30%,时任中国网通副总经理的冷荣泉担任法人代表,冷荣泉、中国网通互联网事业部总经理左风、IDG合伙人熊晓鸽、周全、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阎焱、GC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翎等9人担任董事。之后不久九洲在线更名为天天在线。

 

天天在线被赋予了中国网通打造宽带网络和视频信息平台的重任,拥有深厚的官方背景和包括“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在内的25项资质,是中国互联网类企业中资质最为齐全的公司之一。令完成也希望在网络视频领域大干一场,他说服几位新华社同事一起创业。2004年,令完成策划推出网络新闻联播,将CCTV新闻联播在网上展播,并且跟上海文广集团举办签约仪式,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年天天在线网站入选“中国互联网百强网站”。2006年,天天在线还承办了“国内首届宽带春节联欢节”。

 

然而,天天在线的国有企业色彩与在资本推动下的互联网视频产业发展轨迹不断产生冲突,优酷、乐视等市场化视频网站通过大手笔购买版权吸引流量,先后超越并将天天在线落于身后。事实上,天天在线成立不久,两大外资股东之一的软银就萌生退意,只是“为了不影响公司运转”,才继续以“不参与投资决策,也不变更工商资料”的形式继续存在。而原定第二笔注册资本,各方也未能在第一笔1.5亿元到位一年后如期缴付。

 

2006年11月,天天在线召开股东会,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中国网通退出,将其40%股份分别原价转给IDG和软银,后两者各占50%,天天在线成为纯外资公司;董事会由9人变更为4人,冷荣泉、左风、阎焱等离职,令完成、熊晓鸽、周全、王翎组成新的董事会,令完成以“王诚”之名取代冷荣泉出任董事长,冷荣泉则取代IDG的周全担任总经理和法人代表。很显然,这是一个各方妥协以继续保持平衡的结果。

 

2008年3月,“起个大早,赶了晚集”的天天在线有过一次小规模增资,投资总额从1.5亿元增至2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增至1.75亿元),熊晓鸽和周全的董事席位由他们的IDG同事林栋梁接替。

 

没有雄厚的资金投入,国有和外资股东各有心思,令完成的实业创业热情也逐渐耗尽。到2011年4月,天天在线在工商局注销。此时,视频网站购买热门电视剧集的费用已经涨至每集30万-80万元。

 
来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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