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毛莉
11月19日晚上7点，广州市越秀区小北片区的宝汉直街人声鼎沸。当日下午因为警察临检而变得有些冷清的街道，在夜晚的霓虹中再度沸腾起来，喧嚣直至凌晨才会散去。
满头大汗的中国小伙飞快翻转手中的烤架，烤架上的整鱼整鸡在烟雾缭绕中滋滋作响，浓郁非洲式烧烤的气息诱惑着非洲食客的味蕾，沿街的餐馆被非洲食客挤了个满满当当。衣着艳丽、身材丰硕的非洲妇女头上顶着、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从附近的商贸城满载而归。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操着豪萨语、斯瓦西里语等各种非洲部族语言高声交谈……对于有非洲生活经验的记者来说，除了中国面孔之外，眼前的景象如同万里之外肯尼亚内罗毕的一个普通集市、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任何一条街道。
宝汉直街所在的城中村是广州非裔人口的聚居地之一。在广州，非裔人口主要集中于小北、三元里等片区，这些地区因大量非洲人的涌入而呈现出特殊的社会生态结构。
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
——难以获得准确数据
广州非裔人口之多几乎人尽皆知。“非洲人已成为中国的‘第57个民族’”、“广州成了‘第三世界’首都”，诸如此类夸张的说法在网络上屡见不鲜。来自刚果(金)的丹尼尔告诉记者，他第一次到三元里的广元西路时大吃了一惊，“怎么会有那么多非洲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移民国家，身强力壮、三五成群的非洲人出现在大街上，其形成的视觉冲击力可想而知。媒体上有关广州非裔群体的报道总是夺人眼球。在“埃博拉”的阴云下，这一群体再次被放大为舆论焦点。
然而，对这个被媒体热炒的群体，一些基本认知仍然模糊不清。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这是一个屡被谈及却备受争议的话题。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分别有20万、30万，甚至50万之说。今年10月，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称，截至10月25日，广州非洲人口数量为1.6万左右，其中常住6个月以上的只有4000余人，而临时来穗的将近1.2万人。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队长刘武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澄清说，去年广州有30万人次非籍人士的住宿登记，“人次不是人数，有媒体误将30万人次当作了30万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1.6万”的数据与普通市民的日常观感、学者的估测存在不小差距。“带着全家人砸锅卖铁凑出来的一张机票来到中国，一下飞机就把护照撕了，‘黑’了下来，这样的非洲人不在少数。”市民李先生的这一说法在广州本地人中流传甚广。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认为，1.6万只是有合法身份的非籍人士，未将那些非法居留的人口估算在内。由于广州近年来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三非”外国人的严厉打击行动，很多非裔的非法居留者为躲避警察查验护照，往往选择晚上住在广州周边监管更为松散的地区，白天到广州活动。
在这种“猫捉老鼠”的局面下，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关广州非裔人口的精确数据。梁玉成说，根据西方国家经验，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移民人口总数一般是官方掌握数据的数倍。但这条经验对于警察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程度较高、具有强大执法能力的国家来说并不适用。“中国的情况应该是多少倍，目前还有待研究。”
非洲人为何爱扎堆广州?
——这里是“扫货”的天堂
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年，中非贸易总额再创新高，达到2000亿美元。在中非经贸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频繁的跨境人员往来顺理成章。
“人人都想来中国!”在小北的一个商贸城里，记者遇到了赞比亚商人弗雷德。这个高个子非洲男人的眼里闪烁着初来乍到者的兴奋。这是弗雷德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的一切都让他感觉不错。他的妻子经常到中国来购物，他这次也想来找找商机。他说，之所以选择到广州而不是中国其他城市，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气候和非洲很相似。
刚果(金)学者龙刚曾到广州调研过非洲人的生存状况。他告诉记者，对于习惯了阳光的非洲人来说，中国北方的风雪天气令其不堪忍受，而温暖、舒适的南方显然更适宜居住。
4个直航加14个转航，每个星期有18个航班从非洲飞往广州，数千名非洲人穿越大半个地球来到这里。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公司派遣到中国的白领阶层相比，到广州的非洲商人带有鲜明的“草根”特征。他们没有大笔资金来处理大宗订单，也不去官方在展览厅举办的商品交易会，而是带着两三万美金到广州的各大批发市场“淘货”，然后以数倍的价格转卖回国，赚取中间利润。
肩扛手提被塞得满满的黑色超大塑料袋，在一个个商贸城之间穿梭往来——这是在小北、三元里随处可见的非洲商人形象。38岁的坦桑尼亚人弗丽达就是其中一位。记者在小北的商贸城遇到她时，她正忙着把采购来的大批货物装上一辆雇来的小型面包车。弗丽达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有一间店铺，为了进货，她每年要来广州四趟。她过去的货源地是迪拜，但迪拜的货“太贵”。于是她和她的丈夫决定到广州来看看。结果她没有失望，“男鞋、裤子、内衣、化妆品、婴儿服装，在这里能买到我想买的所有商品。”在非洲，有人说“中国制造”质量不好，弗丽达并不这么认为。“一分钱一分货。你想要便宜货，这里有便宜货，便宜货自然质量不会太好。想要质量好的商品，那就要贵一些。”说起生意经，弗丽达扬起眉梢、神色飞扬。她说她进的货质量非常好，回国销路很好，四年生意做下来，“赚了大钱”。
马里人皮特也是一名尝到了广非贸易甜头的非洲客商。他担心北京、上海的生活成本高，所以选择到“有很多同胞”的广州来。他频繁往返于广州与马里之间，从广州淘一些衣服、电子产品卖回国内。虽然做广非贸易才一年时间，但他已经驾轻就熟，还学会了说一点中文，“生意做得不错”。
丹尼尔落脚广州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开朗健谈的丹尼尔在北京大学学过一年中文，中文说得很溜。“即使会说中文，非洲人要想在中国的城市找一份正经工作仍然十分困难。”丹尼尔无奈地说，他和他的欧洲同学同样去应聘，欧洲同学很容易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他却一直没有得到工作机会。“但在广州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己做生意赚钱。”丹尼尔在广州入股了一家公司，主要做中非贸易。他说，大多数非洲人来广州就是为了“做生意”。
和弗丽达、皮特、丹尼尔的感受一样，广州是很多非洲商人眼中“扫货”的天堂。广州的商贸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著名的商埠。即使在清朝闭关锁国时期，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也从未向外部世界关闭过贸易的大门。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广州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得以进一步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千年商都”广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世界各地的人们。
来自非洲的异乡客们也在这个繁华的商都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非洲国家不能生产的大量日用消费品经由他们的手，从珠三角的工厂进入需求旺盛的非洲市场。“他们把全球化的果实带给了本民族，让他们享受到全球化这一成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在《非洲人如何在香港和内地实现低端全球化》一文中写道。
广州非裔经济区如何运转?
——国内流动人口和国际流动人口相依共生
广州午后温暖的阳光让人昏昏欲睡。两名非洲中年女性从小北路下塘西登峰宾馆旁走过，宾馆底层几个卖手表的中国姑娘立刻来了精神。她们热情地招揽顾客，“Mama，过来看看!”Mama是斯瓦西里语对年长女性的称呼，售货的女孩希望用仅会的几个非洲语单词和“目标客户”套套近乎。
事实上，非洲商人是小北、三元里几十家大型商贸城共同的目标客户群。鲜艳宽大的长袍、各式各样的假发、便宜的组装手机、非洲流行歌曲光盘……商贸城里鳞次栉比的格子间兜售着符合非洲人审美的各类商品，墙上到处张贴着非洲模特的服饰海报。
刘先生在小北的好几个商贸城都开了铺子，主营穆斯林头巾。他的名片印的都是英文，因为“很少有中国人来买东西，打交道的都是非洲客户，多是尼日利亚来的西非人”。非洲客户带一些流行的花样过来，刘先生接单后在江苏的工厂生产。刘先生原来在上海做外贸生意，“后来听说广州非洲人多就来了广州”。
像刘先生这样，商业嗅觉灵敏的人们从中国各地聚拢到广州，做起了非洲人的生意。以小北、三元里的大型商贸城为源头，附近区域形成了一条面向非裔群体的完整服务链，发展了翻译、餐饮、住宿、娱乐、美容、机票代理、国际货运物流代理等各种服务业。梁玉成的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从地缘看，在与非裔群体形成共生关系的中国人中，有些已形成特定的群体。
宝汉直街街口的一家快餐店生意格外火爆。50多岁的老板老张爱坐在门口一边抽水烟，一边和人“侃大山”。不时有非洲熟客过来和他热情地打招呼。老张说他在宝汉直街做了10多年生意，眼看这里从满街“黄皮肤”变成了满街“黑皮肤”。当记者赞他生意好时，他开玩笑说“我们的厨师都到非洲培训过”。老张去过非洲不少地方，对那块遥远的土地充满了亲近感，“非洲人太淳朴、太热情了!”老张打算明年去尼日利亚考察一番，直接把生意做到非洲去。
除了直接做非洲人的生意外，有的中国商人还与非裔商人发展了合作经营关系。当记者在小北的越洋商贸城询问有多少非洲商人经营的摊位时，在一家美甲店打工的小陈说，“非洲人直接开店手续很麻烦，自己开店的非洲人不多，大多是和中国人合作。”有的是中非商人合租摊位;有的是中国人当“二手房东”，把从商贸城租来的店面转租给非裔商人。
来自国内各地的流动人口与来自非洲的国际流动人口在广州相遇，商贸的纽带让他们相依共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共同构建起成型的非裔经济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带领的调研组曾用4年时间对广州非裔经济区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调研组发现，在商业贸易方面，超过一半的非裔商人认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合作很融洽。与中国商人的经济融合让非裔商人到广州后能很快找到经济立足点。
非洲“广漂”一族缘何离开?
——“生意越来越难做”
对初次到访宝汉直街的记者来说，这里会轻易让人产生身在非洲的错觉;但对熟悉这一区域的人来说，“今年的非洲人少了太多”。塞拉利昂人卡里法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他在宝汉直街住了快两年。他说，同样是圣诞购物季，今年与去年相比，小北的人气差了不只一点两点。“前两天还有朋友跟我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打算离开广州。”
“生意越来越难做”，这也是在小北做外贸头巾生意的刘先生的苦恼。人民币升值，对非洲商人来说，中国商品变贵了，刘先生接到的订单少了很多。他在天秀大厦的铺子里守了一天，顾客寥寥无几。“非洲客户永远会嫌东西贵，但我们的人工成本又越来越高，头巾上的花纹只好越绣越小。”刘先生说，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进军非洲市场，直接在非洲设点、办厂，来中国的非洲中间商越来越少。他指了指隔壁几家店铺说，不仅服饰生意不好做，其他生意也不太好做，一年关了三四家。
在小北一家银行工作的李经理对市场风向的变化格外敏感。他所在银行打交道的大多是非洲客户。李经理说，因为中国国内物价上涨，在中国拿货比在越南、泰国拿货贵，原来跟银行有大笔资金业务的非洲大客户很多都转移到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现在剩下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做小生意的，一般过来兑换个几百块钱，或者汇款。”
成千上万的非裔商人为“商”而来，也为“商”而走。卡里法说，“之所以那么多非洲人到广州来做生意，是因为这里制造的商品很多是非洲人能够消费得起的。但当他们发现这里的商品越来越贵时，自然会去寻找别的市场。”
批发零售产业发达的义乌是非洲商人在中国的另一个采购目的地。对于那些持1个月签证来华的非洲商人来说，先在广州考察几天市场，再去义乌寻找商机，是一条热门的商业考察路线。记者在小北看到，几个机票代售点挂着超大字号的“广州—义乌”广告牌。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广州每天有9个航班飞往义乌，义乌飞往广州的航班有8个，17架飞机上的二三千人中，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非洲人。皮特说，他下一步也打算去义乌看看。
因族裔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巧克力城”未来将日益繁盛还是走向衰落?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卡里法说，非洲大陆正处于大建设时期，“我们需要到中国购买建材、设备、商品”。而在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涂成林看来，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虽然中国欢迎大家来做生意，但更需要发展与中国产业升级相衔接的高端产业”。
非洲人“广漂”忧喜录
无数非洲人怀揣“淘金梦”而来，在异国繁华的城市里摸爬滚打、跌跌撞撞。他们与广州这座城市发生的联系不仅仅是贸易，异质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在与广州社会的复杂互动中，他们演绎着有关隔阂与融合的不同故事。
“不想被注意”
“No!No!No pictures!”(不!不!不要拍照!)面对记者是否可以拍照的询问，坦桑尼亚人弗丽达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尽管这是记者在两天中与她的第二次碰面，且第一次碰面时的采访也进行得很顺利。
弗丽达对镜头的抗拒并不是偶然个例。进入小北、三元里的非洲人聚居区，拿相机的人总会招来警惕的眼神。即使是拍摄街景，也会有非洲人过来要求“检查”他有没有进入你的拍摄画面。他们对镜头的极度排斥出乎记者的意料。记者在非洲时发现，当地人通常并不抗拒镜头，甚至会摆出各种造型配合你的要求。对这种强烈反差，一个在广州生活了多年的非洲人向记者解释说，“我们不想被注意”。
“不想被注意”，这简单的五个字折射出非洲“广漂”一族颇为复杂的情绪。对一部分人来说，“不想被注意”源于对非法身份的焦虑。在小北、三元里的商贸城里有一种“神秘”的店铺——终日拉着厚厚窗帘隔绝了外界的视线，人们看不见店里卖的什么商品，却不时有非洲顾客前来光顾。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老板没有工作许可，怕人看见”。
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即使对那些拥有合法身份的非洲人来说，“不想被注意”也依然是他们在广州生活的处世哲学。按照塞拉利昂人卡里法的说法，做生意是很多非洲人来中国的唯一目的，他们不想在商务圈之外与广州社会发生其他联系，“他们不考虑除了做生意之外的任何事情”。
在一些学者看来，“不想被注意”反映出在穗非裔群体的内向型特征，他们居住聚集、不尝试中国食物、不愿意学中文。一位长期研究广州非裔群体的学者颇为苦恼地说，“研究快做不下去了”，因为“愿意接受深度访谈的非洲人越来越少，非裔社区的可进入性越来越差，调研越来越难做”。
“我是非洲人还是中国人?”
傍晚，在广州白云区乐嘉路宏景街，人们可以看到十分奇特的一幕——非洲人聚在常住的一家宾馆门口喝啤酒，中国人在街对面的大排档吃粤菜，一街之隔，泾渭分明。这条并不宽阔的街道恰似横亘在非裔群体和广州本土社会之间的间隔带。然而，有人却注定站在街道中央，不知何去何从。
卡洛琳是一名中非混血儿，拥有小麦色肤色、非洲式卷发，同时又长了一张中国人的脸。卡罗琳的母亲是科特迪瓦人，父亲是中国人。出生成长在非洲的卡洛琳10年前来到广州，“想在中国寻根”。
但她发现，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我是非洲人还是中国人?”卡洛琳有些无奈地说，“当我在非洲时，人们说我是中国人;但当我来了中国，人们又说我是非洲人。”
卡洛琳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中非混血儿在成长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小北、三元里的非裔人口聚居地，不时会看见一些中非混血儿童。“两三岁的孩子，当中国男性要拥抱他时，通常是拒绝的。相反，如果是非洲男性，孩子会笑着飞扑过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常常观察到这样的场景。他说，这些具有非裔特征的中国孩子也许要经历与普通中国孩子大不相同的成长道路，“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接纳”。
“想在陌生的国家生活，就要学习他们的语言”
与那些对广州本地社会持疏离态度的非洲同胞不同，尼日利亚人马修尔斯一直在努力融入中国社会，学中文、吃中餐、闯荡了中国近20个城市。经过3年的打拼，马修尔斯在小北拥有了一家服装店。店面虽不大，马修尔斯经营得很用心。店里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他精心挑选的，“自己都不喜欢的衣服怎么卖得出去”。服装店的生意很好，每月300美金的房租对他来说毫无压力。在马修尔斯看来，要适应中国的生活并不困难，“只要不找麻烦、不惹事，遵守中国的法律，做该做的事”。
警察查验证件，是一件让很多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头疼的事情，即使对那些拥有合法证件的人来说亦是如此。由于语言沟通的障碍，常常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但这些麻烦在刚果(金)人丹尼尔那里从不存在。“因为我会中文，在广州很少遇到什么问题。”丹尼尔说，他也有在小北被警察查验护照的经历。有次他忘记带护照，但他用中文跟警察说明了情况，警察没有为难他，还善意提醒他下次出门不要忘记，或者用手机拍一下护照的照片。
据丹尼尔观察，非洲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误解和摩擦很多是语言问题引起的。很多非洲人不会中文，比如他们坐出租想去目的地A，但因为发音不标准，可能司机会开到另一个地方，结果就吵起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丹尼尔说，他在小北遇到过不少中国人说英语、法语甚至非洲语，非洲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没有任何不便，就没有多少学习中文的意愿。但是，“外国人应该明白：如果想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就是应该了解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语言。如果想在中国生活得愉快，就要学中文”。
“非洲人的议题被放大了”
丹尼尔在广州的生活也有烦恼，最近就碰上一件。他在酒吧喝酒，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走过来毫不隐晦地问他有没有毒品卖。委屈、惊讶和愤怒一刹那全涌上了丹尼尔的心头。“贩毒、犯罪似乎成了在广州的非洲人的一个标签。”丹尼尔说，每次看到非洲人贩毒、犯罪的新闻就格外痛心和沮丧。“这是一种耻辱!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些中国人才不愿意和非洲人打交道。”
在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看来，非裔群体和广州本地社会之间存在双向妖魔化的倾向。“媒体早期关于非洲人在粤的负面报道很多。”李志刚说，这种负面信息经过传播而不断被放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非洲人形象妖魔化，一些本地居民因此对非裔群体产生了排斥情绪。在这个过程中，非裔群体对中国人印象的建构也是妖魔化的，一些非洲人对中国的警察、媒体存在偏见。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队长刘武彬认为，由于非洲人的高辨识度，其议题被放大了。他透露说，事实上非裔群体在广州的犯罪率并不高，欧美国家来的人犯罪的不在少数。“不要把非洲人放到显微镜下去看。”
如何从文化层面定位非裔社区与广州本地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关领域学者的一个学术兴趣点。维也纳大学非洲问题研究专家亚当斯·博多莫(Adams Bodomo)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桥梁”理论。他认为在中国的非裔社区承担着来源国和居住国桥梁的作用，促进着普通中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彼此理解与欣赏。而伦敦南岸大学的迈克尔·里昂(Michael Lyons)等人却认为，广州的非裔社区不是文化的“桥梁”，更多的是一个“飞地”。
广州非裔社区究竟是文化的“桥梁”还是“飞地”?未来的发展依然取决于非裔社区与广州本地社会互动实践的走向。正如丹尼尔所说，“中国人和非洲人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