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有多吗？”“票要吗？”“一千。”“两千。”“六千。”一个留着上个世纪的童花头、穿深色上衣的老太太向音乐厅走去。她身材瘦小，背微微有些驼。一路上，“黄牛”们追着向她推销当晚朱晓玫钢琴独奏会的门票。
“你们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她突然很愤怒地说，“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音乐都要和经济、赚钱联系在一起？”“黄牛”们吓了一跳。
她继续朝音乐厅走去，今晚，那是她的舞台。
她就是钢琴家朱晓玫，“黄牛”们并不认识她，尽管她音乐会的门票是今年黑市上飙升最快的抢手货。连音乐厅的高层此前也并不了解她，曾犹豫要不要把场地租给这个在国内并不“著名”的演奏者。
不过，门票一开售，他们的疑虑就全打消了。北上广都一票难求，北京加座，广州开售舞台后方的门票，上海加演一场，开票十分钟就被全部抢光。
朱晓玫生于1949年，今年65岁，与共和国同龄。这是她离开中国三十四年之后第一次回国巡演：香港、济南、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演出的曲目极其简单，只有一首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11月15日，北京又陷入雾霾。那晚严重拥堵，交通指数9.5，接近峰值。车辆在长安街上排起了长队。一片朦胧之中，闪烁着车水马龙。
晚上7点半，四面八方而来的观众坐满了音乐厅，等待开场。朱晓玫的老师，86岁的钢琴泰斗周广仁坐在最后一排，满头白发的她化了淡妆，涂上红色的唇膏。灯光暗下，世界仿佛一下子也安静下来。
朱晓玫并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而是先放映了一部介绍她的纪录片。在法国的小山村里，高山上白雪皑皑，清澈的溪水淙淙流过，朱晓玫弹起了《哥德堡变奏曲》。这是她心中的巴赫，如山水般平静而深沉。
《哥德堡变奏曲》是音乐史上结构最恢弘的变奏曲，共分32段，有主题、30段变奏和主题重现。朱晓玫这次在节目单上特意撰写了对它的解读：“我经常开玩笑说，这部作品是应该在药店里卖的，因为它能让人找到平衡、舒畅和安宁的感觉，而不是让人睡觉的。”
在纪录片里，她对自己的经历一带而过：“我年轻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西方音乐被禁，乐谱被销毁，有一天我得到了巴赫《平均律》的谱子，我偷偷把它抄下来。这在当时是危险的。”
放映结束后有个短暂的休息，但一千多个座位的音乐厅里几乎没有人起身。终于，朱晓玫走出来了，还是穿着那件深咖色中式上衣，一条围巾系在胸前，遮住了衣服上的破洞。
她坐下来，屏气凝神，敲下第一个音符，抒情的咏叹调飘然而至。这是一首寂静的乐曲，就像一尊雕塑从岩石中脱胎而出。
咏叹调的凝思后是欢快的第一变奏曲，仿佛要给她信心和力量去弹完这部作品。《哥德堡变奏曲》是钢琴曲中的珠穆朗玛峰，从头到尾弹完，是一场长途跋涉。
朱晓玫闭上眼睛，仿佛陷入冥想，她弹得越来越自由，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但一下子就把人带入了她的世界。
周广仁的眼睛渐渐湿润了，不时抹一下眼泪。“我听过很多大师的演奏，也弹得很好，但都没有这么感动。她对音乐的理解是一般人弹不出来的。”
朱晓玫的演奏没有炫耀的技巧，没有洪亮的音色，营造的氛围却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周广仁的儿子、钢琴家陈达坐在一旁，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每天晚上都要听古尔德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长期以来，这是最经典的版本，钢铁般冷硬，而朱晓玫与他截然相反。朱晓玫心中的巴赫近似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整个音乐厅非常安静，只有音乐的声音在流淌，观众们像被一个气场抓住了，端端正正地坐好。“晓玫很轻柔，但是也能说服我，走得特别深。这一定要在一种修行的状态中才能达到。所以她打动了好多业余的人，跟钢琴没关系的人。”
“如果我不能弹钢琴，我也会自杀”
朱晓玫上一次走进北京音乐厅是50年前，坐在周广仁今天这个位置。那是1964年钢琴家顾圣婴的独奏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顾圣婴和傅聪、殷承宗等人并称“钢琴五圣手”。
朱晓玫至今还记得顾圣婴那天把肖邦的《谐谑曲》弹得极为流畅，像能触摸的光一样。她暗暗地许下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弹得像她一样好。那时，她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受批判的学生。
此前一年，14岁的朱晓玫正准备开人生第一场钢琴独奏会。音乐会开始前的一个晚上，天气很热，她和同学在大楼的屋顶玩。她开玩笑说：“要是我跳下去会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们就回去睡觉了，没想到风暴即将来临。
朱晓玫的话被老师听见了。第二天，原本就出身不好的她成了错误典型：她对政权不满，她想死。他们又在朱晓玫的日记里发现了证据：在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她感慨于安娜与其他人如此不同，“如果我不能弹钢琴，不能有一场成功的演奏会，我也会自杀”。
独奏会没有了，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朱晓玫拿着检讨书走上了大礼堂的舞台，下面100多个学生唱着歌列队走进来。“我将艺术和文学置于革命理想之上。我为我犯的错误感到深深后悔。但今天，我决定远离我的家庭并战胜这些坏的影响来改造自己。”
出身不好让朱晓玫很自卑。她努力改造自己，在上山下乡中争当模范，去调查父亲是不是间谍。她不想弹钢琴了，她想当兵，因为只有那是永远正确的。她只想做得跟别人一样。钢琴成了罪证。她和母亲一起在钢琴上挂了一幅大字报，上面写着：“这架钢琴是因为剥削人民的血汗才得到的，我们要把它还给人民。”
1967年2月1日，顾圣婴和母亲、弟弟在上海的家中开煤气自杀。在此前后，上海音乐界有十七位音乐家非正常死亡。当时的朱晓玫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为什么要这样？
文革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家双双自杀身亡，傅聪避走英国，不敢回国。而1967年5月，殷承宗和几个朋友自发地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出，从流行的“语录歌”到京剧《沙家浜》，之后，他又贡献了样板戏钢琴伴唱《红灯记》与钢琴协奏曲《黄河》，成为错误时代的宠儿。
钢琴沦为政治的工具，只有借由样板戏才有一丝生存的空间。原本也被下放锻炼的周广仁也被召回要求参与样板戏的创作。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朱晓玫最为痛苦的事。1968年，朱晓玫下放的部队据传有一个反革命小组。她发现有个女孩在翻看批斗信，就偷偷报告给士兵。这成了那个女孩的罪证。批斗时，一个人上去就给了这个女孩一记耳光。这记耳光也打醒了朱晓玫。
在这个铁丝网包围的营地里，朱晓玫看不见任何未来。她有了一个疯狂的主意，要把家里的钢琴运过来。排练样板戏成了最好的借口。三周之后，钢琴真的寄过来了。朱晓玫找了20多根钢丝代替断了的琴弦。
她和朋友们排练样板戏，又趁监视不注意，偷偷地弹西方古典音乐。在冰窖一样的屋子里，她弹巴赫的《平均律》取暖。她把能量集中在手指上，然后到全身，就像打太极一样，基于平衡和专注，内在的能量逐渐苏醒。
40岁才正式开始的音乐生涯
本世纪初，朱晓玫才渐渐在西方古典音乐圈有了名声，有人把她与钢琴鬼才古尔德并称为演奏巴赫音乐的“双峰”。今年6月21日，朱晓玫应邀走进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成为第一位在巴赫墓前举办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
朱晓玫现在回想起来，能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认识巴赫实在是太幸运了。改革开放后，她便铆足劲了要出去求学。听说有人游泳游到了香港，毫无运动天赋的她天天练游泳。
那时候她已经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班，师从周广仁，同时还和陈达一起在北京舞蹈学院弹舞蹈伴奏。“我知道她一定会走的，她的心思不在这里。她是个有狠劲的人。”陈达说。
1979年，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华，成为文革后第一位来华演出的西方艺术家，为当时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音乐世界的窗户。他的到访让朱晓玫知道只要在美国找到担保人就可以去留学。二十年后，也正是斯特恩的介绍，让世界听到了朗朗的琴声。
次年，朱晓玫踏上了留美之旅。在飞机上，她遇到了一位美国汉学家。“你知道老子吗？”汉学家问她。朱晓玫茫然不知，“文革让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文化”。这位汉学家给她念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于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国外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读老子来让自己获得平静和力量。
在美国，她换了35个住处，做过保姆、清洁工、服务生。在那里，她还结了人生唯一一次婚。有一次，她突然发现签证只有三天就要到期了。没有其他选择，她必须马上回国。“回国？然后跟家人解释我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家务当保姆洗盘子而不是弹琴？”她的朋友帮她向律师咨询，“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你必须马上结婚，获得绿卡。”
朱晓玫所在的整个小镇都知道了她的困境。她的两个朋友Thom和Gregg对她说：“晓玫，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嫁给我们其中一个人。这场婚礼就是一个过场，但它能让你留下来。”
朱晓玫艰难地做了决定。她对未来感到焦虑，她不想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她选择跟Thom结婚。在婚礼前夜，朱晓玫觉得太糟糕?了。
不过，尽管这个婚姻是假的，但帮助是真的。第二天，很多朋友和了解她情况的陌生人都来到了教堂。他们抱着礼物来祝福，表明这个婚姻的合法性。那晚的晚宴也很棒，有特别棒的红酒，还有一个巨大的结婚蛋糕，上面有一台钢琴的造型。
朱晓玫获得了绿卡，但还是离开美国，因为在这里没有钢琴弹。她去了法国，依然困顿。但她在那里遇到了钢琴大师MarianRybicki，他一个小时收费400法郎，朱晓玫约他指导，但她只有一个小时的钱。Rybicki跟她聊了23分钟。朱晓玫很着急，她给手表设定了时间，37分钟之后闹钟就会响起。她开始弹奏，闹钟响起，她立刻停止演奏，解释说她没有钱再支付剩下的时间了。Rybicki说：“你疯了，我从未听过这样弹舒曼的曲子的人。我不会问你要任何钱。”他还帮她找到一份奖学金，一个女仆的房间，还让她弹他学生的钢琴，每天都可以弹。在巴黎，朱晓玫开始了真正的音乐生涯。
但生活依然是不容易的。周广仁去巴黎看她，见她蜗居在一间几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架钢琴。“我都不知道她怎么生活，但她说这就够了。”
1989年，朱晓玫在塞纳河边的“穷困的圣者朱利安教堂”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正式的音乐会，弹奏《哥德堡变奏曲》。这是她在美国时房东唯一允许她一直弹的曲目。没有海报，没有宣传，不过自发而来的人们还是挤满了教堂。这一年，她40岁。
次年，她向银行借了5.5万法郎录制了第一张CD《哥德堡变奏曲》。别人都觉得她疯了，那么多大师都录过了，谁会来买一个不知名的东方女人录的。但朱晓玫不在意，她只想表达她想表达的。
这些唱片在她家躺了十年，终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朱晓玫演奏的独特之处。2010年，乐评人张克新偶然听到她的CD，惊为天人。他写了一篇《寻找朱晓玫》向国内介绍这位钢琴隐者。中文网络上开始流传她的传奇人生和演奏片段。张克新屡次劝说朱晓玫回国演出，但都被其拒绝，一直到今年才促成了这次巡演。
什么比死亡更强大
《哥德堡变奏曲》融合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朱晓玫弹了三十年，这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30段变奏好像是我人生的30个章节，我人生的各种经历都能在里面找到。”2007年，她出版法文自传《河流和它的秘密》，便是依照《哥德堡变奏曲》的结构写成。
她将《哥德堡变奏曲》分解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主题到变奏24；第二部分是变奏25；第三部分是变奏26到主题重现。
第25变奏曲是这部作品的核心。朱晓玫弹到这一段时，总想起《圣经》里的那个故事。耶稣知道彼得的软弱，但还是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让他建立教堂。似乎怀疑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似乎软弱也能孕育真理。后来，彼得三次否认认识耶稣，并背叛了耶稣。耶稣去世之后，他悔恨不已，痛哭不止。
在北京音乐厅，前《爱乐》主编曹利群听到这一段时一下子被打动了，眼睛湿润了：“调子一下子变得很晦暗，艺术家一定是把自己的经历融入进去了，但又很巧妙。”他曾经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演奏，文革发生后，彻底中断。
曹利群曾写过长文怀念顾圣婴，他一直希望能出版朱晓玫自传的中文版：“我觉得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其他有意义的事，比如历史的记忆与反思。”
但朱晓玫一直拒绝，她怕影响了音乐的纯粹。当初她出自传也是为出版社所逼，如果她不写，出版社就找人写她的传记。
“你不知道她有多固执。她有她的想法。”曹利群说。他听了朱晓玫录制的几张CD后发现她选择的曲目要么是作曲家的童年纪事，要么是作曲家晚年对生命的参悟。“她其实是在完成人一生悲欢离合的情感闭合。她不像现在的很多钢琴家练很多协奏曲，这样方便与乐团合作，也容易出唱片。这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也是周广仁的感觉：“她是真正地把那些曲子吃透了，弹了无数遍，都融于血液了。她的演出很少，不像现在有些人学了一个曲子就去演了，实际上这些演出都是夹生饭。那些为钱而演出的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就是讨好观众来赚钱。”
有一次，周广仁带着自己的学生去找朱晓玫，让她听听这个学生弹的柴可夫斯基。朱晓玫听完后，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不是她的领域，所以她不会乱说。”
这是一个钢琴家变身大众偶像，忙于跨界，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时代。朱晓玫不属于这个时代。在北京、上海的媒体见面会上，她经常催促加快提问速度，约定的半个小时时间一到，便起身要走。在中央音乐学院授予她客座教授的仪式上，她不想拍照，甚至都不愿给主办方留联系方式。“我现在没时间带学生。”次日，她就飞回法国，躲进那间塞纳河边的小屋里，关上门窗，对着巴赫的画像弹琴。
她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严格限制演出的场次，每年不超过30场。但她会去医院、去监狱、去精神病院演出，在那里，她看到了音乐的力量。她将来也会带学生，而且还是免费的。她不允许自己分心。她用自己的方式面对音乐。
在北京音乐厅，最后一个音落键后，全场观众起身为她长久地鼓掌。朱晓玫三次返场、加演一曲后，缅怀起了顾圣婴：“时隔这么久，我们不能忘记老艺术家为我们开路。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提起，她没能走完她的路……我替她走。”
那一晚，千里之外，钢琴家傅聪与殷承宗也在上海举办音乐会。这一夜，音乐让历史交汇。
在《哥德堡变奏曲》的最后，开头的咏叹调在结尾再现。朱晓玫认为这是最动人的：“好像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永无休止。归根结底，《哥德堡变奏曲》告诉我们有比死亡更强大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