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剧透，读者慎入！）

吴宇森的电影《太平轮》上映在即，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据说，影片以太平轮事件为背景，由三段爱情故事组成，云集了众多明星。

我 当然不认为吴宇森应该拍一部“太平轮事件”的严谨纪录片，也不认为类似《泰坦尼克号》的爱情大戏会有什么不好。至于片花和娱乐新闻中标榜的炫目特技效果， 大量消耗爆米花、眼泪和人们的关注，亦是可期。但从过往经验来看，纯粹的爱情和消费主义会消解甚至利用家国之痛，几乎是一种必然。而太平轮事件与泰坦尼克 号事件的最大不同，恰恰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次船难，更是一场家国沦陷大背景下的悲剧，它也没有纸醉金迷的销金之乐，只有仓惶逃难和战火纷飞，船上的人甚至来 不及邂逅，更来不及谈上一次恋爱。也正因此，这一切很难用爱情诠释，哪怕爱情只是个引线。

1949年1月27日，也就是那年除夕前夜，太平轮搭载近千人（有票乘客508人，船员124名，无票者约300人），另载有沉重货物，驶向台湾，因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在舟山群岛海域被撞沉，近千人罹难。

这 并不是太平轮第一次往返于上海和台湾基隆港之间。这艘中联轮船公司的豪华货轮，排水量2489吨，在国共内战后期频繁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众多难民不惜靠金 条或关系弄到船票，举家赴台。在太平轮事件的死难者之中不乏名流，如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等人。如今我们熟悉的某些名人，亦与这场悲剧相关，甚至有着切 肤之痛，如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前香港首富龚如心的父亲都死于这场船难，而事后因无法承担赔偿压力而结束营运的中联轮船公司，其经营者之一蔡天铎的 儿子是主持人蔡康永。

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场悲剧一度并不为大陆人所熟知。至于台湾，自1951年在基隆立起于右任题字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后，相关的文学作品不少，但系统记录却始终缺失。

记忆需要寻找，也需要与时间赛跑。2004年4月，台湾民进党族群事务部与凤凰卫视合作筹拍“寻找太平轮”纪录片。2009年，张典婉根据纪录片的素材，写下了《太平轮1949》。

坦 白说，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颇令我失望。相比同时期的《巨流河》，它的文字不仅仅欠动人，甚至还不乏病句。它也没有《巨流河》的情怀，仅仅是按部就班 的寻访和叙事，大量雷同的段落暴露了作者的底蕴不足，起承转合间看不出多少动人之处。即使是未删节的台版，也缺少打动我的力量。它的畅销多少有些“题材为 王”的意味，大时代的离散往事本就不该缺少记录者，何况是一段被海峡隔开的家国往事？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对它选择了包容，坚持将之读完。

这场家国之痛注定要以各种方式被书写，文字、影像……湮灭才是不正常的，比如我们对某些历史的无比忌讳。

在 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里，太平轮事件远非死难者最多的一次，也不是唯一的船难，但它却注定是一个象征。有多少人像那艘太平轮一样，永远无法到达彼岸，又或者永 远无法回来？太平轮的沉没也像一种隐喻，象征着两岸的断裂与隔绝。而它的一度被遗忘，似乎也象征着两岸之间曾经的沉寂。

太 平轮往返沪台的时间并不长，但相当频繁。1948年7月，中联公司租用此船，除当年9月和10月曾北上葫芦岛为国军输送补给、撤运伤兵外，其他时间都往返 于上海和台湾之间，共开了35个班次，直至1949年1月27日的最后一班。在那个大时代的转折点，它曾经承载着许多人的梦想，但最终却以破灭告终，并制 造了无数破碎的家庭。

1948年与1949年的海峡两岸，并非只有一艘太平轮。逃难的人群在青岛、上 海和广州等几大港口登船，奔向安全自由的香港与台湾。在太平轮失事之前，故宫国宝和中央银行的黄金已经秘密启运，陈诚已经担任台湾省主席，傅斯年上任台湾 大学校长……即使太平轮事件如此惨烈，也并未阻止逃离者的步伐，他们的选择，无非是换一艘船。

那时有 能力逃离者多为社会精英，以官员、士绅、知识分子和商人为主。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故事，注定是个人史的合适主角。在台湾文学史上，对太平轮事件的最动人书 写，应该是白先勇的《谪仙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谢晋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它讲述四个在历史转折时代赴美留学的女孩的故事。出身官宦世 家的主角李彤，其父母死于太平轮事件，这改变了她的命运，从此放弃求学，浪迹天涯，终至不归。值得一提的是，谢晋执意由林青霞扮演李彤而不得，退而求次选 择了潘虹。

这样的破碎家庭，在《太平轮1949》书中还有许多，虽不似小说那般戏剧化，但也难免长歌当哭。

在 两岸均享有巨大声誉的《巨流河》中，也有关于太平轮事件的书写，寥寥数段，文字内敛，却见情怀——“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 《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 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巨 流河》之美，在于它极少宏大叙事，家国之痛隐于个人史中。我们的史观一度以宏大为美，若非帝王将相，便是铁血战功，因利益而冰冷，即使是1949年的时代 之悲，在某些人的史观中也不过是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分界线，还有二百万败兵、难民赴台的冰冷数字。这种史观导致读史者亦遭荼毒，有些人从中学得尔虞我诈或八 面玲珑，有些人学得暴戾之气、不择手段，偏偏那维系人类前行的温情和善意，通通欠奉。所以，我珍惜个人史的存在，哪怕是像《太平轮1949》这般，记录浮 于表面，缺少细节，寻找仅限于寻人而非寻故事，沦为并不严谨的新闻报道。

《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当 年也搭乘轮船抵达台湾，不过不是太平轮，而是中兴轮，那是1948年11月的事。她曾写道：“基隆登岸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半的事。听说基 隆到了，乘客都跑到甲板上来观看。远远地只见岛上一片绿树，基隆是个好天儿。五妹燕玢说：‘这就是台湾呀！’我们乘的是第五十六航次中兴轮，从上海到基 隆。买的是二等吊铺，金圆券八十四圆五角一张，共买了四张，母亲、妹妹、我、八岁的祖焯，四岁的祖美，一岁半的祖丽。铺位从一〇六到一〇九。船票难买，捏 着一把钱，至上海住了一星期，到了十一月九日才由承楹同学小贝介绍买到票，十号下午四时开船。”

这场大迁徙，或自愿，或被迫，或顺遂，或艰难，但每个人同样置身于大时代之下，暗夜如网，即使窒息也难逃脱。至于悲喜、离别甚至生死，不过是时代的注脚，也正是这些隐痛，共同组成了家国之痛，即使数十年过去，仍无法消散，甚至无法让生者释怀。

这种隐痛不免令人失语。在《太平轮1949》中，两个在海难中侥幸生还的军人，后来成为了生死之交。此后二十余年间的每个周末，其中一人都会去另一个家里，两人坐在客厅里看报、喝茶，但极少交谈。这是书中最打动我的片段，尽管只是沉默的两人。

我 们又该如何书写这些渐行渐远的家国之痛？经历者纷纷老去、消逝，生者常常限于失语，沉湎于隐痛。即使我们抛开陈腐的成王败寇史观，即使我们诚心诚意地说一 句“你愿意讲，我就愿意记录”，即使意识形态的阻隔渐渐不成为障碍，我们也很难复原那个大时代。太平轮事件如此，被尘封的其他事情更加如此。

这样一来，我倒为《太平轮》电影的存在感到庆幸——即使是纯粹消费主义的偏差解读，也是一种记录吧，起码，它可以被人们自由地提及，而非禁忌。

（图书信息：《太平轮一九四九》，张典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巨流河》，齐邦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