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参加土改工作时的丁玲，两年后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面世
如今民国女作家们免不了被人相提并论，比来比去。丁玲与萧红，无疑是一组鲜明的对照。1938年短暂相聚后，两人各奔前路：一个坚持个人写作风格，一路南迁与战乱赛跑，求乱世里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不得，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另一个秉持文学加革命，融入集体改换笔锋，风光无限又被打入另册，几十年光阴蹉跎，半生争议不断。
豪气的娜拉
人们多用豪气形容丁玲，沈从文也说她“常常会使那相熟的人忘了她是一个女子”。这与家庭的熏陶分不开。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常德。父亲是临澧的名门之后，在她4岁时便去世了。大家闺秀出身的母亲余曼贞，从小就给丁玲讲秋瑾、讲法兰西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的故事。母亲的结拜姐妹向警予，更是领一代风气之先，追求男女平等，参加社会运动，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她“就像一只传粉的蝴蝶”，将新思想带给丁玲与她的母亲。
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母亲只得回到娘家投靠丁玲的舅舅。1910年，32岁的母亲进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将6岁的丁玲放在该校的幼稚班，母女同校学习，一时轰动了常德县城。虽寄人篱下，18岁的丁玲不满与表哥的娃娃亲，提出解除婚约。三舅不同意，她就写了篇文章拿到当地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揭露做官舅舅平日的腐败黑暗，婚事才告吹了。
1922年2月，“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让她与四川姑娘王剑虹一见如故。两人同赴上海求学。两人“照流行解放女子的习气，则是头发剪得极短，衣服穿得十分简便，行动又洒脱不过，在住处一遇哀乐难于制驭时，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声地唱且大声地笑。两人既不像什么学生，又不像某一种女人⋯⋯”
1923年，她俩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施蛰存与戴望舒就坐在丁玲座位后三排，同学半年，只看到她们的后脑勺。后来施蛰存有诗云：“六月青云同待讲，当时背影未成忘。”上课的老师也都是名师，田汉讲西洋诗、惠特曼，俞平伯讲宋词，陈望道讲古文，邵力子讲易经。丁玲对茅盾的课最感兴趣，而“最好的老师”是介绍她们入学的瞿秋白。
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正是丁玲牵线搭桥，成人之美。1924年1月，他们举行了婚礼。曾经“侠女”二人组不复存在，丁玲远走北平求学，寻找新生活。但好友王剑虹新婚仅半年，就染上肺病香消玉殒，这对丁玲打击很大。她在北京学业毫无着落，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陷入人生最为苦闷的低谷。在这时她认识了《京报》副刊年轻的编辑胡也频与他的朋友沈从文。前者对她一见钟情，当年底丁玲回乡，几天后有人敲门，打开一看竟是此前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胡也频，除了一套换洗的裤褂外，什么也没带，坐来的人力车钱最后是丁玲母女付的。
两人感情尚不明了，有朋友说他们好上了已经同居，丁玲一赌气，这事便成了真。“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生活充满理想又穷困潦倒，胡也频的文章一被退稿，就往当铺跑，一时绝了粮，就到慈幼院沈从文处吃大厨房的粗馒头，“次数似乎也很多很多”。
丁玲想过做演员，她在北京看了洪深拍的电影《空谷兰》后，给素昧平生的洪深写信，表达投身电影的志愿。洪深惊诧于她的大胆，邀她去上海拍片，丁玲参加了一部影片的拍摄。但她很快便对电影界失望了：“如果电影继续被流氓、商人所操纵，迂就着低级趣味，那么它无论如何不会有艺术的前途的。”她尝试去南国剧社找过田汉，照样不习惯，明星梦就这么夭折了。
1927年秋，短暂的从影经历被丁玲写入处女作《梦柯》，被叶圣陶一眼相中，发在《小说月报》上。她第一次使用了“丁玲”这个笔名。同年冬，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再上头版，引发轰动，丁玲一鸣惊人。茅盾评价：“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引起无数青年的共鸣。“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回忆她多年后忆及此事，仍不无得意。
1928年底，怀着文学梦的丁、胡与沈从文，还一起创办文艺期刊《红黑》，但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他们的思想日益左倾，“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是济南高中学校里最激烈的人物，成天宣传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念，普罗文学。”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打扮都在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当时在那儿读书的季羡林回忆：“丁玲的衣着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1930年，胡也频与丁玲，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左联”。5月，胡也频因激进言论被国民党通缉。11月8日，两人爱情的结晶胡小频（蒋祖林）诞生。仅仅90多天后，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的胡也频被捕，丁玲用尽方法营救无果。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在上海龙华司令部被枪决，时年28岁，后人称他们为“左联五烈士”。
被囚三年，日后阴影
极度的悲愤痛苦，激起了丁玲不屈的斗志。党中央决定让丁玲创办一份左联的刊物《北斗》。丁玲全面负责，对外出面联系作家，看稿件。《北斗》于1931年9月创刊出版，艾青的第一首诗就是在这里发表的。丁玲曾和冯雪峰一起到鲁迅家约稿，“我在鲁迅面前感到很自由”。鲁迅后来对冯雪峰说，“丁玲还像一个小孩子”。
主编杂志的同时，丁玲还深入工厂，组织读书会，到大学里演讲，热火朝天。她的短篇小说《水》发表在《北斗》上，以1931年十六省水灾为背景，第一次将笔触转向了农村。茅盾说这篇小说，“无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都表示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1932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冯达在这时走进了她的生活。他是中共党员、左联成员，为史沫特莱担任私人秘书时与丁玲相识。丁玲后来回忆冯达：“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1932年底，他们住到了一起。
1933年5月14日，就在前一天，冯达说怀疑自己已被盯梢。他出门去看两个同志，与丁玲约好，如果中午12点前还未回来，她就赶紧离开。当天11点半潘梓年来访，他不以为意，还拿起报纸看起来，丁玲也不好意思离开。突然门被踢开，一伙陌生人闯了进来，冯达后来也跨进来，“他一看见我与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后来证明，冯达确是暴露了身份，叛变了。丁玲被捕后，押往南京，先后软禁在莫干山与曹公馆。丁玲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但自此杳无音讯，人们一度以为她已遇害。为营救她曾多方奔走的鲁迅，写下一诗《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琴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局忌惮丁玲的声望及舆论压力，虽然宣传部长张道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都轮番劝降，或请她写剧本，均遭拒绝，但未对丁玲审判，也没有坐牢。软禁期间，丁玲和冯达被强令关在一起，在不知何时结束的“绝望的痛苦”中，她“容忍了‘应该恨之入骨的人’伸过来的手”。1934年10月，女儿蒋祖慧降生了。这也成为丁玲日后最受非议的一点。她在晚年的散文《魍魉世界》中回忆了这段岁月，稍许解释道，“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宋庆龄等多位国内外知名人士的争取，丁玲终得获释。此后她与冯达再未相见。冯达后来在台湾“国际关系学院”从事研究翻译工作，寡言低调，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个笔画，“心”是蒋祖慧“慧”字的末尾。
丁玲另一段感情也在囚禁期间被曝光。1933年9月1日，以为丁玲遇害，冯雪峰在《文学》杂志上将丁玲曾写给自己的情书，以《不算情书》为题公开发表，以示纪念。“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情书写得热情奔放，毫不掩饰，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称其为“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
1927年，丁玲经朋友介绍向冯雪峰学习日语，但一星期后就学不下去了，因为两人都已彼此有意。她称冯雪峰是自己第一个真正爱过的男人，胡也频伤心欲绝，这段感情没有发展下去，“我们终身是朋友，是很知心的朋友”。他们一直互相关心对方的创作与生活。50年代中期，丁、冯共同卷入“反右”旋涡，一次作协批判两人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发言，丁玲忽然插话：“我知道，你那样讲，是为了维护我！”本来杀气腾腾的会场，瞬时沉默一片。张凤珠后来回忆：“我心里真难过，都什么时候了，还互相惦记着呢！”丁玲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最怀念的是冯雪峰。
文艺座谈会后的转向
1936 年冬，逃出樊笼的丁玲奔向红色之都，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作为第一个从国统区投奔陕北的著名作家，丁玲受到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抵达当晚就专门为她举办了一场欢迎茶话会。毛泽东握着丁玲的手说：“我读过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特别是你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哇⋯⋯”还提到杨开慧是丁玲的中学同学。中央准备安排丁玲在宣传部专事写作，但她主动要求赶赴陇东前线。
12月30日，毛泽东填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军事电报发到聂荣臻司令部。“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两星期前，西安事变爆发，形势如此紧迫的时期，毛泽东用军事电报发诗词赠远征人，一生中只有两次。一次是发给长征途中的彭德怀，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名句，丁玲为第二人。丁玲倚马走笔，写下《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等享誉一时的战地散文。
1942 年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合影局部，前排从右至左：瞿维、李伯钊、丁玲、朱德、陈波儿、张悟真、毛泽东、田方
毛泽东对丁玲表现了充分的欣赏与器重。1937年1月，他任命毫无带兵经验的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他有时也来找丁玲聊聊天，与丁玲曾同住一处的朱正明回忆，两个老乡相见十分投契。“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像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像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脚打绑腿，套一身缴获来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英姿飒爽，成为这一时期丁玲的符号。
延安也非静水一潭。1938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联欢会上，有人欢迎丁玲上台唱歌，时任党校校长的康生却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她在南京自首过。”丁玲得知后非常委屈，直接找毛泽东陈述，要求审查自己在南京的这段经历，出具书面结论。中组部经一年的审查，出具结论“丁玲同志自首的说法并无证据”。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月报》在延安创刊，丁玲被任命为文艺栏主编。她签发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前者批评延安中央机关领导人生活特殊化，而后者则是她有感于当时的两起离婚事件，认为在强调男女平等的延安，妇女却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为之鸣不平。
丁玲的笔触不乏犀利：“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不服从组织安排婚姻的女性，“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接受安排的也会遭受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吗？”“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情人的。”女性既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又唯恐被指责“落后”成为丈夫遗弃的理由。
丁玲对女性身份地位感触颇深，或许部分来自切身感受。文章发表一个月前，她刚与小自己13岁的陈明结婚。两人相识相恋，也是力排众议。陈明在回忆录里写道，“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她便知道了我”。一次赴外地演出，他的胃病又犯了，“丁玲背起我就往蓝皮二等车厢上冲⋯⋯”后来两人在小饭馆里吃饭，“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嘛要结束呢？’”
两人结合时，据陈明说几乎没人看好他们的婚姻。人们议论纷纷，而丁玲毫不在乎：“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但《“三八节”有感》惹起的争议却难一时平息。
1978年周扬接受香港记者采访中谈到，“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他与何其芳为代表的“鲁艺”，一派是丁玲为首的“文抗”，“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前者主张歌颂光明，而后者倾向暴露黑暗。对此说法，丁玲及其他一些作家不以为然。但两股文艺风潮的交锋，确是当时存在的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文艺的走向。会上丁玲遭到激烈批评，毛泽东为她说话：“《“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晚年时回忆：“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王实味没有这份幸运，他脾气差而拒不认错，早年“同情托派”的旧账被翻出来，打成“反党集团”关押了近四年，1947年被秘密处决。
丁玲在延安整风中涉险过关。6月11日，在中央研究会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她结合自己作了反省。她斥责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称《“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是《脱胎换骨》，一本是《革面洗心》。
打成反党集团，21年流放生涯
1944年，丁玲主动申请去陕甘宁边区体验生活。记者眼中的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丁玲从气质面貌到创作风格都发生了改变。她在边区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赞扬合作社的模范人物。毛泽东对这部作品多次表扬：“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受到鼓舞，1946年丁玲参加了晋察冀土改工作队，在河北桑干河畔的温泉屯村考察，与农村大娘同吃同住。两年后反映土改生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了。1951 年，这部小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成为丁玲一生荣誉之巅。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副主席等职务。张凤珠回忆，丁玲每次进出东总布胡同的作协机关，“总是欢声笑语，她被人群簇拥，很受爱戴，那情景就像欢迎一个女王。”
但很快，丁玲就从辉煌走向了厄运。1955年秋，她同《文艺报》的工作搭档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这个文艺界的著名大案，1955到1957年间历经三次起伏，由批判定性到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再到加温加码、重新定性。
1956年丁玲提出申诉，中宣部成立复查小组，负责的张际春、李之琏等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丁玲“变节”、“叛徒”的材料并不充分，她的其他“罪状”也有解释：如宣扬“一本书主义”，是她在文学研究所向学员老师们强调，要想当作家，就得拿出书来；搞个人崇拜，其实是研究所礼堂里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的像，她得知后马上让人把自己的像取下来，等等。对丁、陈重新定性的问题提上日程，若干次会后，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中将“反党小集团”改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但未及公布，便赶上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形势急转直下。周扬反悔了此前签发的结论，作协党组仍维持了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配合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七人也被划入“丁陈反党集团”。周扬与丁玲何以结怨至深，个中情况复杂纠缠。另有研究者追溯到冯雪峰与周扬早已有之的矛盾，而丁冯交情深厚。
丁玲一直在写信申诉，直到1958年《文艺报》发表了《再批判》，她便不说话了。毛泽东亲自改定标题，并在按语中写道：“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1956年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听了文委汇报后讲：“对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批臭。” 历史学者高华曾评议道，毛对丁玲的亲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超越个人关系。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也可使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
丁玲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58年她和陈明被下放到黑龙江监督劳动。他们在北大荒汤原农场生活了5年，随后在宝泉岭农场待了6年。丁玲曾在农场养鸡，一万来只鸡的饲料都由她来拌，冬天萝卜白菜冻得硬邦邦，她三点起床在饲料室剁菜，右手都肿了。有好心人看不下去了，得到的反馈却是“不是还有左手吗”，丁玲反安慰之：“轻伤不下火线。”后在王震的关心下，丁玲改任文化教员。
1949年9月，宋庆龄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女代表合影。前排左起：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史良；二排左起：罗叔章、蔡畅、丁玲；后排左起：李德全、许广平、张晓梅、曾宪植
她偶有流露脆弱之时。一次去参加妇联组织的批斗会前，丁玲哭着对陈明说：“我不想去，我害怕呀！”陈明在她身边安慰鼓励。有人说，“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86年。”
虽处天远地荒，“文革”时丁玲仍在劫难逃，她独自被关进牛棚长达两年。1970年春，她与陈明分别押回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丁玲将手纸揉成团，用毛巾扎成球，天天拿着它往墙上扔，让自己得以活动身体。狱中无人交谈，担心声带与语言退化，她便自言自语，轻声背诵唐诗或唱歌。她还在狱中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后来多次说：“在秦城监狱，我读了一个马列学院”。
1975年5月，两人从监狱放出来，送往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劳动改造。夫妻俩分离7年后团聚，丁玲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接道：“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1979年夫妻俩返回北京前，将补发“文革”期间的一万多元工资，捐给嶂头村买了一台拖拉机。
重返文坛的争议
“文革”后，丁玲恢复名誉之路并不那么顺利，她在1978年摘下“右派”的帽子，1980年才恢复党籍，直到1984年中组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的历史问题才彻底得到平反。丁玲在医院中听闻消息，坐直身子，摘下眼镜，长出了一口气：“这下我可以死了。”
重返文坛，丁玲却惹起不少争议。首先是她与老朋友沈从文的决裂。丁玲突然在1980年3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也频和革命》，文中称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胡编乱造，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更暗指沈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
《记丁玲》是1933年沈从文以为丁玲遇害后，为纪念她而作，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年轻时的丁玲、胡也频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还曾陪丁玲回常德托孤，丁玲被捕后，连发两个抗议声明，大力参与营救。丁玲为何在近五十年后突然炮轰老友？文坛有各种猜测、分析。沈从文没有公开回应，但在给徐迟等人的信中表达了委屈愤怒，称丁玲用老朋友“开刀祭旗”，而自己大概对她“举得还不够高”等等。其实细数起来，在当初丁、胡走向革命时，他们的分歧就已埋下伏笔。一生淡泊政治的沈从文，注定是丁玲眼中的旁观者。而她与周扬也一直未冰释前嫌。“文革”结束后，周扬对外忏悔反思，受到一批青年作家的欢迎。他对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唯独没向丁玲道歉。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重印前言中，表示自己写这本书时，好像怀着战士冲锋般的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张凤珠对丁玲说：“我听到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是不理解，不能理解你蒙冤受屈，死去活来折腾二十多年以后，怎么还有红卫兵的感情，为毛主席而冲锋陷阵，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问，那你是哪种？张凤珠说我是第二种。丁玲说：“看来这二十几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丁玲到国外出访，接受外国记者提问，她说对党的感情从未改变。毛主席是伟大的。还曾说过：“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一往情深。”美国女作家於梨华为丁玲在北大荒所遭之苦落泪：“你首先是一个作家”，丁玲与她几番解释：“我首先是一名党员，后才是作家。”1980年，丁玲发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她的一系列言论，被认为偏“左”，有人开始称丁玲是“红衣主教”。
据王蒙回忆，在一次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会上，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说完，丁玲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她也出语惊人：“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1984年，丁玲以80岁高龄创办《中国》杂志，拉赞助跑经费约稿件，亲力亲为。当时经她发表的朦胧诗比任何杂志都多，还刊登了一些先锋作品。张凤珠、黎辛等友人肯定“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一个爱才的作家”。但他们也说：“她需要一个平台，团结一批力量，能够与她的对手对垒。”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王蒙评价丁玲：“她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嘘。”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辞世。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
2014年10月11日，丁玲的骨灰在儿子蒋祖林、女儿蒋祖慧等人的护送下，由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家乡常德。沉浮荣辱，聚讼纷纭，丁玲的一生太可言说。历史的烟云缭绕，却叫人难忘当年那个18岁勇敢踏出家乡、热情追求理想的少女身影。瞿秋白认识这位少女不久，便下了一句著名的评语；“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参考资料：《丁玲自述》、《沈从文与丁玲》、沈从文著《记丁玲》、《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丁言昭著《丁玲传》，王蒙著《我心目中的丁玲》、《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等）
（作者：黄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