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是个充斥着高浓度公众记忆的地方。44万平方米的地面上，铺满了历史丢下的线头，随便拾起一根，就有可能被带进往事的漩涡。
金水桥边两座高9.57米、重两万多公斤的汉白玉华表，已经伫立近600年，它们是广场的“原住民”，目睹了眼前这片土地的进化。每天，它们身下挤满了留影的路人，但很少有人会注意西边的那座华表顶端有一处毁损，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炮击天安门时留下的创伤。战争的印记还留在它附近的石狮子身上，那尊和华表一样古老的汉白玉坐狮，腹部有一个圆形的弹孔。当年，入侵的西方列强逼迫仓皇西逃的清政府签署完《议和大纲》后，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阅兵庆典。
远处游人如织的广场中央，曾是红卫兵们向毛泽东表忠心的圣地。1966年夏，还是长春市某中学高中生的演员王刚冲破警戒线，扑倒在广场的方砖上，拦停了毛泽东的敞篷检阅车。“那一刻，我盼他能看我一眼，毛主席果然看了——不，确切地说，是瞥了我一眼。”王刚在自传《我本顽痴》里记录了这个疯狂的瞬间。他记得那天几十万红卫兵陆续散场后，遍地都是踩落的鞋子。如今，广场上的方砖已经被换掉，但记忆仍留在原地。
除却这些宏大的历史时刻，还有一些是仅属于普通人的私人时光，它们埋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狂飙猛进的时代不屑一顾。
正在广场西侧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长安校区门口等待孙子放学的佟先生，已经很多年没到广场上去过了。“我小时候常在那儿玩，可以说是在那儿长大的。”说这句话时，他斜靠在一辆三轮车上，背后是西沉的秋日暖阳。刚刚用“APEC蓝”招待完各国政要的北京，难得给自己人也积攒出了一个好天气。
佟先生家是国家大剧院在筹建时最早的一批拆迁户，“1984年就搬走了，搬到了蒲黄榆”。出生于1952年的他，对天安门广场最早的记忆是一个大工地;之后，那里建成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再之后，那里成了他少年时代的乐土。
空旷、自由、好玩，是天安门广场给他的最初印象。年少的他，常常和小伙伴们把书包摆放成球门，在广场上与皮球一起疯跑。他还记得那时广场周围没有交通灯，来往车辆要靠交警站在一个圆形的台子上人工指挥，而晚上交警下班后，常有顽皮的孩子把指挥台掀起来，滚到广场中央，玩完了再滚回去。
在国家大剧院后面的绿地上倒退着锻炼身体的朱先生，一样也远离天安门广场很久了。他曾是被国家大剧院覆盖的一家煤球厂的工人，也是广场的常客。他自称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只要广场上有事，就会跑过去看”。早些年，他还在广场上放过风筝，现在已经不去了。退休后，他喜欢骑着自行车从府右街的家中赶到大剧院后面的这一小片幽静之地打发晚年时光，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偶遇往日工友，而是出于方便，“到广场上要安检，人多还要排队，太麻烦了”。
很多人把北京看成一个越摊越大的大饼，天安门广场无疑是大饼的圆心。这里是向四周辐射的无数历史线头的起点，也是从远处牵引而来的无数历史线头的终点。它是一个民间的广场，更是一个国家的广场。自1912年它从一个幽闭的T形宫廷广场被改造成一个公共的开放空间后，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悲剧和喜剧、耻辱和荣耀，在这里交替上演。
皇家重地，平民免进
天安门的前身叫承天门，落成于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其主人是从自己侄儿手中夺取了帝位的燕王朱棣。在它建成的那一刻，身下的土地也跟着裹上了一层权贵的外衣——4年后，朱棣正式颁诏迁都北京，承天门也因此成了他皇权的象征。
按照城防体系，中国古代都城由外到内共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4部分。具体到旧日的北京城来说，外城相当于早前的崇文区加宣武区，内城相当于早前的东城区加西城区，皇城为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之间的区域，宫城为故宫里面的紫禁城。这四部分各有一个正门，即南大门，从北向南依次为午门、承天门、正阳门和永定门。
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恰是旧日皇城正门和内城正门之间的一段区域。但在一百年前，这里是一块封闭的T形宫廷广场，面积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追溯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得先找回那道已经消失的门——大明门。它位于承天门和正阳门之间，大约在今天毛泽东纪念堂的位置。大明门素有“国门”和“吉门”之称，只许进喜，不准出丧。永乐年间该门建成时，朱棣曾命大学士解缙题了一副门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满清入关后，大明门被改为大清门，民国时又改为中华门。1959年，为扩建天安门广场，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中华门被拆除。
从明清时期北京城复原图上看，大明门与承天门之间被围成了一个狭长的T形空间，中间是供皇帝出入的南北向中心御道，御道两侧是联檐通脊的千步廊，东西各144间。两排千步廊在快到天安门城楼时分别折向东和西，与垂直于皇城而建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相接。
千步廊的原型为唐末街边的商业市廊，后被权贵阶层纳入了宫廷建筑中。“起先它是宫城同街市之间的点缀，一种小型的‘绿色区’，”建筑学家林徽因1951年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一文中称，“金、元之后才被统治者拦入皇宫这一边，成为宫前禁地的一部分，而把人民拒于这区域之外。”
明清时，东、西千步廊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象。东千步廊堪称一条权力晋升的通道——这里是举行会试的地方，进京赶考的举人需先在此接受考核，通过者才能参加接下来的殿试。西千步廊则与“秋审”和“朝审”联系在一起，各地的死刑案件及京城死刑犯人在此做最后了断。
与东、西千步廊连接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分别位于今天长安街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附近，因影响天安门广场上的节日游行和阅兵于1952年被拆除。明清两朝，官员上朝和觐见皇帝都由此两门而入，无论官居几品，到门口都要下马、下轿。
千步廊两侧的红墙外，是明清政府中央机关所在地。清朝时，按文左武右的格局，东边设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等衙门，主管休养生息;西边设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审判机构，负责听讼断狱，故有“东边掌生，西边掌死”之说。
在大明门和正阳门之间，是明清时期京城最重要的商业区——棋盘街，因其纵横交错如棋盘而得名。这里也是东、西两城百姓交通往来的主要通道，由于长安左门和右门不对普通人开放，两边的百姓若想到达另一端，需在此绕行。
封闭的T形宫廷广场、闲人免入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分布在千步廊两侧的中央机关以及商贾云集的棋盘街，共同构成了今日天安门广场的雏形。它们也决定了这片土地此后难以抽离的政治属性。
天安门所扮演的角色则进一步加深了它脚下的土地与权力阶层的联系。它是明清两朝举办重大庆典和向全国发布政令的重要现场。各种仪式中最为隆重的当属“金凤颁诏”，即皇帝拟完诏书后，由宣诏官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文武百官依等级跪在金水桥南面行三跪九叩礼;诏书宣读完后，会被置放在一只木雕金凤的嘴中，从城楼上徐徐放下，礼部的官员跪在楼下接诏，然后用黄纸誊写，发送全国各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溥仪)名义发布的退位诏书，是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最后一次“金凤颁诏”。此后，随着皇权的瓦解，天安门前的T形幽闭空间被打破，寻常人开始成为此地新的主人。
爱国青年的集散地
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的空地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广场，得益于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对它的改造。
朱启钤是光绪时期的举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及国务院代理总理等职。1914年5月，担任徐世昌内阁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启动了他改造旧都城的计划。
他先是拆除了天安门前的千步廊，将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据林徽因回忆，千步廊在1900年曾毁于八国联军之手，后来被清政府重修，但“工程恶劣”。接着他又拆掉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各三个券门的门扇，并打掉了这两座门旁边的红墙，代之以砖墙。
在朱启钤的运作下，天安门外原本封闭的宫廷广场变成了一个可自由穿行和逗留的开放空间，早先威严、神秘的皇权因此被消解。
此外，他还在解决北京城交通方面做了一系列举动。至于天安门广场周围，他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在长安街上修筑沥青路;在皇城的南墙上开凿出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拆除正阳门城楼与箭楼(现前门)之前的瓮城(为加强防护建成的半圆形或方形护门小城)，在正阳门两侧新开4个券门。这为天安门广场日后的演变做了铺垫。
在打着共和体制旗号的民国初年，被打通的天安门广场自然也成为政府和普通民众演练民主与自由的公开场所。一方面，走马观花的军阀不停地在天安门插上自己的旗帜以宣告威权;一方面，以学生为主体的市民不断地来到这里表达抗议和伸张权利。
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最为集中的一次体现。由于不满北洋政府在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5月4日，数千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打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政府作出回应。此后，游行示威成为北京城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而天安门广场也几乎成了必到之地。
作家沈从文在《天安门前》一文中对此亦有记述：“五四、三一八、五卅、九一八……除了这些大的登报上书的集会以外，还经常有小规模的，每次虽然不过两三千人，或七八百人，已使得旧军阀官僚感到心疼心烦不好办。因此天安门前有一时曾经各处都种满了白丁香和黄刺玫，不知道的还以为军阀官僚在美化旧都，事实上原来只是有意把广场面积缩小，消极防止爱国青年的示威活动。”
军阀混战的局面随着蒋介石二次北伐胜利而结束。1928年7月7日，北平军政各界组织了7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祝捷大会。同年8月24日，孙中山遗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天安门城楼首次挂个人画像。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画像也曾短暂地悬挂在天安门上。在任领导人画像高悬于天安门城楼，暗示着个人威权时代的开始。
民国时期的天安门广场虽然也常被官方征用，或庆典，或炫武，但更多时候它属于民间，这也导致了它混乱无序和简陋萧条的一面。据媒体报道，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天安门广场上垃圾遍地，最大的垃圾堆有六七米高，天安门城楼上也积满了野鸽子粪，多达几十吨。
对一个刚刚开始接触“民主与科学”的国家来说，与新鲜观念的磨合虽然常常失败，但也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国家广场
天安门广场开始从一个散乱的民间广场上升为一个国家意义上的广场，是在1949年后。
中外历史上，新政权都有为自己大规模营造政治空间的习惯。在封建社会，主要表现为修建皇宫和都城;皇权消亡后，主要表现为建造宏大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等。如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的雅各宾派推平了巴士底狱，将其变成巴士底广场，并在广场中央立起了一座高52米的青铜体“七月圆柱”，以纪念为革命牺牲的民众。苏联十月革命后，对象征沙皇权威的红场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或移除前朝的雕像，或添置新的建筑。
1949年后，天安门广场的符号意义被进一步强化，成了新政府宣扬意识形态、举办大规模庆典、阅兵及开展外交的重要场所。在此举行的开国大典，只是一个序幕。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由一个布满野草、乱石的荒地被平整成了一个能容纳16万人、中间主道是沥青石渣路面、花草点缀、北面有观礼台的辽阔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一杆高22.5米的旗杆，旗杆连着一根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导线，以方便毛泽东在那里启动升旗开关。
旗杆的位置由当时在北京市政府建设局工作的陈干选定，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和T形广场中间两道东西向红墙连线的交接点上。此后，天安门广场经历了多次改建、扩建，但都以旗杆为中心。国旗是新政权的象征，一切自然需要围绕着它重新布局。
“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陈干弟弟高汉在《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断》一文中转述了当时陈干的一句话。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1950年开始的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广场初次扩建工程启动时，规划方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的距离不够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只好将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向北移动了6米。这引起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极大不满，他的设想是原封不动地保存故宫的一砖一瓦。
为迎接十周年国庆，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建。现年86岁的建筑师陶宗震是其中的亲历者之一，他是梁思成的学生，当时在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工作的他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与设计。
这次扩建的最大变化是拆除了明清时代的棋盘街、中华门及原T形广场留下的红墙，然后在广场两侧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及中国革命和军事博物馆。按照规划，建成后的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原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之前的距离)、南北长880米(天安门到正阳门的距离)，总面积达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俄罗斯红场的9倍。
陶宗震告诉《博客天下》，确定500米的宽度红线与毛泽东有关。为了能使广场西端的南北向马路与南长街连成一条直线，陶宗震曾建议把广场宽度压缩一下，结果被告知：“不能动，这是毛主席定的。”
这次扩建还有更深一层的构想。“长安街要无轨无线，”陶宗震说，“这是战备的考虑，当时是不公开说的，就是长安街上要落飞机。再一个，长安街和广场要过60吨的 Tank(当时世界上最重 Tank 为60吨)。”为此，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被拆除，原来架空的线路全部改走地下。
陶宗震当时主要负责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等内容。他回忆，有关方面还要求将长安街和广场融成“一块板”，以便游行集会。为缓解由此导致的广场过于呆板及“热岛效应”显著，他在做设计方案时，尽可能把平板部分缩小，加大两侧的绿地及两边建筑物周围的绿化。
陶宗震还是人民大会堂的主要设计者。当时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悬而不决，周恩来便动员年轻人参与，并提出“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理念。最终陶宗震的设计方案被选中。他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占地面积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这完全是一次以政治为核心要素的改造，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落成奠定了广场的基本格调。陶宗震透露，在最初的规划方案中，国家大剧院也在其中，但最后还是被拿出了广场，“国家大剧院这种文化建筑，就搁到西边去了”。
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改建，是1976年在广场南部原中华门的位置修建了毛泽东纪念堂。这个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众人崇拜的领导人，最后来到广场中央为自己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
后来天安门广场还有零星的局部改建，如1999年更换了中间15万平方米的水泥方砖，2010年在人民大会堂南部建成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等，但总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维稳形势的严峻，天安门广场加大了管控。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天安门广场开始施行安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早年，天安门广场上还时常能看到有人溜冰、放风筝、踢球或兜售各色小商品，如今越来越像是一个有层层安保的游客“拍照专区”。换个角度看，这也从地理层面上促成了它由一个民间广场向国家广场的转型——之前，这里不过是北京人的主场，现在它是全国人的主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