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一生的不同年段里，会落下一些心理疾病，当然，有些人不会，他们一生做的事本应该给自己留下严重的心理疾病，但他们就是一点心理疾病都没有。

　　我在自己的半生岁月中，落下了很多心理上的疾病，有些很轻微，只偶尔折磨着我，或者我隐约感觉得到自己有这方面的心理疾病，有些则在一段时间里困扰着我，有些则像艾滋病，鬼魂一样缠着我，又永远不敢对外人说。

　　在大约七岁前，我总是担心我会被村里那些人像弄死一只麻雀一样弄死，他们扛着锄头的时候，担心他们会一锄头把我砸死，他们拿着镰刀的时候，担心他们会一镰刀把我砍死，我在井边用柳树皮打结拴着空瓶子吊水喝的时候，担心他们会走过来把我塞进井里淹死……。我觉得自己这样想不是没有根据，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眼神看我时，总是很凶很有歹意，我从来没有惹他们，他们那样看我的时候，我更没有惹他们，他们却爱恶狠狠地瞪我，眼神里明显有想肉体消灭我的仇恨，我还看出他们很嫌弃我，那表情像嫌弃脏兮兮的流浪狗一样，在那种表情的注视下，我很自然地会看看自己黑乎乎的赤脚，补丁加破洞的衣服，羞愧感油然而生。

　　他们那样瞪我时，嘴里还会蹦出：“地主娃子”、“狗崽子”之类的语言，我有时候确实不服气，回瞪一下，他们嘴里会蹦出：“老子一钉耙，耙死你这个地主娃子。”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扛着钉耙，在他们扛着锄头的时候，那话是“老子一锄头，砸死你这个地主娃子。”听这样的话多了，看到他们背着锄头拿着镰刀，我的臆想症就出来了。

　　我感觉到我们这些地主娃子，存在于那个村子，像满地跑的流浪狗一样，很让他们的眼睛感到不舒服，有了这种心理疾病，见了他们我就远远地躲开，像乡下老实人家胆小的狗，见了人就远远绕道。

　　后来，成分论渐渐淡了，乡下分田分坡了，这个病逐渐好了些，他们的眼神还是不友善，久病总会留下些后遗症，我从这个病中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阶级之间就是势不两立的仇恨。

　　很快我发现我又有了心病，总觉得屁股后面有人跟着。周末放假回到村庄，刚爬上村庄对面那一片没有被分掉的山坡上的板栗树摘板栗，有人就怪叫起来，说我不吃板栗会死?

　　旁边树上猴群一样的孩子，他们不说;我去打柴，一出村庄走上去西山的小路，就感觉到后面有人跟着，我时不时回头却又看不见人，在我刚要动手砍柴的很多时候，那阴阴的声音却会响起，说我贼性不改。村里那个会计最爱跟踪我，他比我大四十多岁，按辈分应该叫他哥，小时候我就看出他是岳不群，我不喜欢表里不如一的虚伪人，也就用眉眼鄙夷他，他肯定也心知肚明我为何恶心他，他也就一直不待见我，他阴阴的笑声像鹧鸪，在深山里冷不丁地在我的背后响起，让人毛骨悚然。

　　村里的队长是会计的老表，村里分田分坡都是他俩决定，他们把村里的田与森林分成一块一块的，给谁就是谁，不抓阄，没有商量，最好的森林与田地，他们分给了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不像后村，划好后，村民抓阄，一村之隔，分法上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件事让我在“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的基础上知道了独裁真是坏东西，民主真是好东西，我自己还总结出“一个坏队长与一个坏会计”的联合，能弄坏一个村庄的民风与公平。

　　我这个人有叛逆性格，对这种分田分坡很不满，就专门去砍他们山坡上的柴，他们也就总在屁股后面跟踪我。得罪了他们还有连锁反应，有次去给田里的秧苗灌水，我刚把水疏通，会计老婆指责我的声音就在我背后冒出来了，另一个路过的婆娘也附和着指责我，村里那个二混子路过，也跟着说我的风凉话：“你见不得塘里还有一点水是不?”，会计的老婆正在给二混子说媳妇。我与他们吵骂了起来，两个老女人就说我还读了高中呢，书都读到牛屎上了，二混子也这么说，那个下午，我觉得我这个疾病特别严重了。

　　高中时，另一种心理疾病达到了高峰，这个病就是总担心会一辈子打光棍，这让我很焦急，怕打光棍并不是我想女人，是怕丢人。找不到老婆在乡下是很丢人的事。小时候，成分论还很浓郁，二姑到我家与大伯家，看到我们一堆赤脚露肚皮不知忧愁的男娃时，就哀叹：“生这么多带把的，以后都是光棍怎么办?”，二姑担忧的眼神当时我记住了，但还没引发我的这个病，初中的时候，西边村庄那个几次高考落榜后疯了的熊三每年都会来村庄要饭，看到满脸胡子傻笑的他，我这个病就像月经一样延续好些天，那时候我十分焦虑中考考不上，高中时，我坐在教室里，想起最多的就是熊三，担心像他一样考不上会疯掉，疯掉后，媳妇更是不可能了，丢人自不必说了。

　　谈到学校，我上小学时在学校就得了不少心理疾病，这里简单说一个：那时孩子之间爱打架，老师总喜欢固定地偏袒某一方，还总是那一句：“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肯定也不对!”，就能解决问题，冤屈的一方明明觉得这话不对，也不知道怎么辩解，更多的是不敢辩解。我自己在很多次冤屈后，就留下了心理疾病，别的孩子再惹我打我，我也不敢找老师申诉了，我要么跑，要么让他们打，我怕我反抗了，那些学生倒打一耙，找老师告状，老师用“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肯定也不对!”，让我受二茬罪，这个心理疾病一直保持到现在，留下了不敢反抗，永不申诉的好习惯。

　　初中时也留下一些心理疾病，这里也简单说一个，初中时，老师普遍只在意成绩好的学生，对成绩不好的学生像空气一样视而不见，偏偏有个老师又要表现出自己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架势，情真意切地让我们写对他的意见还有应该怎样做到不忽视每一个学生，他平时这方面表现最严重，我就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张纸，我满怀希望地等着这个老师的眼神会关注我，他却一直没有关注我，还找一个借口，踢了我两脚，同时干“坏事”的有好几个同学，他就单独踢了我，那两脚让我留下了心理疾病，这个疾病让我以后见了单位门口像模像样挂着的意见箱就立即露出很世故的微笑，我知道了那些情真意切让你提意见的权力者，你千万不能真给他们提意见。

　　到了大学，我有点儿愤青，“愤青”这个词那时候比较流行，另外流行的两个词一个是“郁闷”，一个是“爽”，那时候没有女朋友的开口闭口就是“郁闷”，有了女朋友的喜欢说“爽”，人其实就那点出息。在四年里，好心的朋友在我愤青时，总是劝我不能愤青，劝得多了，我又不是被捧得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大人物，也就能听得进意见，想着马上要入社会这个江湖了，不能太愤青，我就养成了说话做事前再三掂量是不是愤青了逾矩了?

我这样弄多了，就有了心理疾病，生怕自己愤青，慢慢的，只要别人不像踩肉虫一样“啪唧”一下踩死我，我都能像肉虫一样，不做声，很多年后，朋友终于给我定性：“我们放心了，你是个标准的中国人了。”

　　我还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就开始听说要取消分配，要靠自己找工作，我就担心国家会不会抛弃我们，上山下乡的人是被愚弄的一代，我们会不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代?我也担心有关系的人以后找工作可以拼爹，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没爹可拼，是不是只能到老少边穷去，这个心理疾病折磨了我四年。

　　我还担心毕业那年香港不能和平回归，会打起仗来，那样我的大学也可能白读了，我为什么又会有这个想法，是听家里人说，村里那些人希望香港不能和平回归，最好打仗，社会一乱，我的大学就白读了，他们希望香港打起来，仅仅就是能让我找不到工作，他们就欣慰了，这很符合乡下有些人的性格，在我老家，不少人在秋天到山上采板栗与核桃时，就是直接把树砍倒，唯一的目的就是摘上面的板栗或核桃。幸亏我们毕业是在7月1号前，那一年的7月1号前也一直风平浪静，我这个心病才慢慢没有了，他们可能会为这个留下心病。

　　毕业后投身国企，企业却在云雨来时，对待子弟学校像鸡肋一样吊着，用“拖字诀”这民族智慧甩包袱，让年轻老师自己觉得耗着无望，走人。在忧虑了一年辞职后，我患了四年的编制焦虑症。辞职后的人像古代被休的女人，完全贬值了，我怎么努力怎么焦虑，还是无法短期内得到象征稳定、尊严与经济平等的编制，这种焦虑让我无数次梦里找工作，也无数次在梦里困惑，怎么那么多人没有文凭没有知识，却干着有编制的好工作?

　　梦里都这样，醒着时的心理疾病自然不轻，这个病在我后来考上了研究生才白天里不再焦虑，但梦里还是会做不停找工作的梦，做没有编制的苦恼梦，精神上留下了伤痕，消除真的很难。

　　后来，我到了大学教书，望着下面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孩子，我的编制焦虑症有时就会犯，在这个已经严重拼爹的时代，我忧虑他们以后找不到有编制的工作，这种忧虑简直成了下意识的习惯，就像我总是望着我那几岁的女儿，担忧她长大后会饿肚子一样。

　　谈到饿肚子，我总幻想在自己住的一楼地下，刨出一个大洞，里面藏好能吃几十年的粮食，这样就不怕饿肚子的日子再来临了，刨洞容易，如何把粮食保存几十年不霉变，一直苦恼着我，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就心里一直不踏实，怕那一天再来临，我总不能把自己剁了吃了。

　　但我没有给他们讲编制的重要性，这东西要靠自己屈辱的经历来体验，“他人说来终觉浅”，我在有一次需要在一个工作经历表上盖章时，我从江西跑到武汉，去华中师范大学那个管人事的部门想盖个章子，那个中年老女人，傲慢的一句：“你不是我们的正式职工，我凭什么给你盖?”，然后坚决不给我盖，我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打工过。那一刻，我想到毛泽东打断北京大学的脊梁骨，真的很应该，还想到了小时候心理疾病留下的后遗症：人与人之间就是血淋淋的阶级对立关系。

　　现在，教着人文学科，因为我慢慢成了一个标准的中国人，我已经没有了文科教师应该有的人文教育缺失忧思症，代替的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心理疾病出来了，像人到中年的“三高”齐来一样，有了不会跑课题的焦虑症，职称焦虑症，住房焦虑症……

　　这类焦虑症会让我逐渐成为大学这片土地上的闰土，麻木又实际，最终，心理健康起来，没有心理疾病，然后，闰土一样的老师，带出闰土一样的学生，然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