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和萧军在一起时，萧军的文名远胜萧红，《八月的乡村》被当成左翼文学的一大代表而传扬。二人分手后，萧红在香港所做《呼兰河传》，风格已与之前和萧军在一起时的作品颇为不同，两人不但在生活上越走越远，在文学道路上也南辕北辙。萧红在文学上的转向，还招致不少人的非议，比如茅盾就带有批评意味地说萧红“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但正是寂寞早就了萧红的作品，坚守知识分子的视角，不去和工农兵结合，成就了她的文学地位。萧军《八月的乡村》带有模仿法捷耶夫《毁灭》的明显印迹，当时似乎名气很大，但其文学价值不过是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记录而已。现在回头读《呼兰河传》，萧红笔下诗意的惆怅，深厚的痛苦，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切的记录。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萧军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讲了足足四十分钟，却没有附和毛泽东的讲法，而是强调党内党外的平等，“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当天日记里说：“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现在看，萧军是太书生气了。这也导致他在1949年前，就已被称为“反苏”、“反党”分子，1957年打成右派，文革中中又遭关押，后半生饱受打击。

搞政治不是萧军的强项，搞文学，又不能深入其中。在政治和文学上萧军都算不得成功，不过因一些偶然的机会，和一些影响历史的人物有所交集，才让他留下一段浅浅印痕。时过境迁，再看萧军延安日记中顾盼自雄，傲视同侪的种种心语，未免可笑了。比如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言后，萧军日记中描述：“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控制着他们。”然而，从过后参加会议人的描述中，普遍注意也许是有的，但所谓“欢腾”和“控制”，不过是萧军自我感觉良好。事实是，会议上，胡乔木、朱德均不同程度批驳了萧军的讲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萧军以为自己独立的文艺观点仍可和自上而下的文艺政策抗衡，岂知从此之后，他的观点在延安的文艺圈内再难得到应和。

萧军性情豪爽耿直，一度自视为鲁迅的重要接班人。可惜当鲁迅被官方媒体推向神坛，神殿之内却没有他插足侍立的位置。反倒是除了和鲁迅打过几次小规模嘴仗，再无交集的郭沫若同志，成了钦定鲁迅接班人，新的旗手。政治的翻覆，远非萧军这种爽直单纯，带着罗曼蒂克想象的人所能看清。文学的幽邃宏阔，又不是仅靠激越慷慨的言辞，符号式的解读所能发掘，萧军最后是两边难逢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