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皇帝，亦即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可能是世界上由“真龙天子”改造为普通公民的唯一例子。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逝世。骨灰安葬在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终年61岁。
从表面现象上看，溥仪的直接死因是肾病。但肾病又是缘何而起的呢?
二、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虽然政治上不得意，但生活上却仍然是衣食无虞，养尊处优的，也非常注意保养身体。在后世的回忆文章中，许多都谈到这一点。如《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这本书就介绍了大量这方面的情况。
溥仪除了吃中国传统的“补品”，还使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一些“保健品”。在伪满洲国时代，“他每天注射的都是德国拜尔药厂出品的双鱼牌荷尔蒙制 剂，还有‘司保命’、‘安乐根’等注射剂。除有专门的御医，中医徐思允、西医黄子正外，还有专门给他打针的小瑞和当助手的毓恩。他去安东(今丹东市)‘御 巡狩’(旅行)时，还带着这两个侄子，好每天打针。”“还有一个医生叫黄子正。他曾在长春市开了个大同医院，以后歇了业。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溥仪，主要是 让他偷偷地给溥仪注射性激素针剂，如‘司保命’、‘安乐根’之类。”
二战结束后，溥仪被苏军俘虏，到1959年特赦，虽说处于关押和改造阶段，但对于他们那个群体，食品和基本的医疗条件是有保障的，劳动也很轻松，因此，除了性方面的低调外，溥仪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
“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
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这时我的体质与往 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显著的增强，从前的毛病已全 部消失。在制作煤砖的劳动中，我担任的是比较费力气的抬煤工作。这天因为所长和一些干部都来参加制作煤砖，大伙干得特别起劲。临完工，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 满筐。
交工具的时候，我听见王看守员对一个同伴说：
‘我看溥仪干活是实在的。他不挑显眼的干。’
我和老宪放下煤筐，到树权上拿衣服穿，所长笑着问我：
‘溥仪，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说：‘不痛不肿，只略有点红。’
‘你现在的饭量怎样?’
‘干饭三大碗，大饺子可以吃三十多个。’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着，什么病也没有了。’
在场的人不论是所方人员还是伙伴们，全冲我乐起来。显然，这是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笑声。我觉得受讥笑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了。”
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曾在《溥仪和我》一文中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北京饭馆吃饭(1962年)，“一位白胡子直飘到胸前、像个老学究式的长者，很尊敬地走过来和溥仪握手，溥仪边吃饭边和老人攀谈起来。......
(老人询问：)‘看您(指溥仪)身体满好的，请问今年高寿?’
(溥仪回答：)‘大爷您看呢?’溥仪反问了一句。
‘就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似的，不过......’老人端详了一阵，又开始掰动拇指计算了：‘宣统年是......’
‘我今年五十六了!’溥仪笑着告诉他。
‘不像，不像。’老人连连摇头，又很感叹地说：‘你现在一点架子也没有啊!’”
五十多岁的人在大街上可以被人认作四十几岁，可见溥仪显得年轻。
不仅外貌年轻，身体的内在素质和体力也是不错的，李淑贤记忆到：
“一九六三年一年内，溥仪虽然也常患感冒，发烧，不断就医服药，但很快就能好转，从身体外观看，一直是挺健康的，精神也好。一九六四年间，溥仪先后两次在外地参观访问，能吃能睡，爬山涉水都不再话下。当时我真羡慕他，如果有他那样的好身体，就不至于常常‘掉队’了。”
“一九六四年里，我和溥仪随着全国政协参观团，两次到外地参观游览。一次到南方，一次到西北和中原。”“每天，我只能在宾馆附近转转，不敢走远，可溥仪一有机会就去爬山，我远看那陡峭的山峰真替他担心，可他安慰了我又去爬。”
可见，一直到溥仪50多岁时，他的身体还是保养的不错的，能吃能喝，能睡能走，甚至看起来“像一个40多岁的人”。
三、
然而，此时，病魔已经潜伏在他的身体中，没过多久，危险开始显现。
“使溥仪致命的肾癌的先兆，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
溥仪发现溺血现象后，也曾到人民医院诊治，但未能作出诊断，只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
“一九六五年六月，溥仪在协和医院作了左肾切除手术。”
(李淑贤)“手术住院期间，溥仪每天都到医院看我，晚上也来。由于他当时也手术不久，切除了左肾，又有点儿累着了。而且右肾又发现了问题，出现了尿血现象。”
最终溥仪因为肾病死于一九六七年。他经历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值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时代，又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世情冷暖恐怕比旁人更加 铭心刻骨。在获得新生以后，寻觅到知心的爱人，对生活满怀热爱和向往，即便处于文革初期，溥仪也对“生”充满了强烈的企求。“十月十六日夜间十时，溥仪还 以微弱而清晰的声音挣扎着向在场的李以和范汉杰说：‘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可无情的病魔还是吞噬了他。四小时以后，即一九六七年十月十 七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溥仪咽了最后一口气。”
这“无情的病魔”当然是肾病，然而，机体的其他各部都挺健康的的一个人，为何两肾都先后发生障碍，最终剥夺了他的生命呢?这可能是溥仪至死都要发出的疑问吧。
四、
有一种说法认为：溥仪有一个不良习惯，即早期过于频繁的手淫。据老太监和本人的回忆。他在9岁的时候在不良太监的引诱下就学会了自慰，并且很频繁。
过度自慰或性生活会造成前列腺损害，引发前列腺疾病，也叫肾虚。前列腺肿胀会压迫尿道，导致长期尿淤积，上行肾脏感染引发肾炎，肾炎是溥仪的死亡原因。
说溥仪早期手淫并引致成年后性无能(也可能有家族遗传等其他原因)，由此不育是有充分依据的，在溥仪自己的回忆和他人的回忆中都有记载。但说由 此引致前列腺损害，导致长期尿淤积，上行肾脏感染引发肾炎，则依据不充分。在《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这本书中，他的家族成员 --包括贴身随从、兄弟、侄子、前后几任妻子等，回忆的溥仪从“离开紫禁城”(1924年，溥仪18岁)到去世(1967年)之间的生活，就从未提到这种 情形。可以想象，如果溥仪真是因为儿童时的不良行为造成前列腺损害，引发前列腺疾病并导致长期尿淤积而感染肾脏的话，这些回忆中一定会提及的。
以现代生活看，手淫的人大量存在，但由此说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肾出血、肾坏死的，似乎还缺乏充分依据。绝大多数尿毒症患者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
那么，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肾脏受到伤害呢?
五、
在诸多回忆中，溥仪的有一生活习惯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他笃信中医，并且服用了大量“补品”，以及有病无病都服食中药。
爱新觉罗·毓嵣是溥仪的远房侄辈，曾在伪满洲国时代陪伴溥仪，他回忆“溥仪的怪癖”时说，“他的怪癖更多，首先是药癖。他有中药房，设在辑熙楼 南侧中间，百药俱全，还有西药房，药品之多，更不可胜数，尤其是贮存的药多是名贵药。”“除有专门的御医，中医徐思允、西医黄子正外，还有专门给他打针的 小瑞和当助手的毓恩。他去安东(今丹东市)‘御巡狩’(旅行)时，还带着这两个侄子，好每天打针。”
李玉琴曾在此时成为溥仪的“皇后娘娘”，她回忆道，“他贪生怕死，常年吃药打针，那是药品非常紧张，尤其是外国药，他就广为购置储备，存了不少 中西名贵药品。药库是中西各一。当时有两个侍医，天天诊脉，称作‘清脉’。有病没病也要拟个方子，叫‘代茶饮’。煎好了锁在小木匣里他并不吃，第二天再换 新的。他要吃的药，事先必须亲自动笔加减几味，好在是些平安药，怎么改也不要紧。”果真不要紧吗?从以后几十年的情形看，未必。
溥仪相信中医是早在北京皇宫时就建立了，贵为皇帝，又有条件。他在《我的前半生》中也回忆到此事。
“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 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 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蕾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 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后，他的生活则是：
“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话通不过来 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 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 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踏坏了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因此又挤命打针吃药。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 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 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 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我的前半生》)
“吃药”，不仅仅是吃西药，主要的还是中药吧。“皇上”不管有病没病，天天月月把吃中药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代茶饮”，几十年下来，会对身体有什么不良影响呢?那时的人可能是想不到这些的吧。
溥仪后来还说“我对医学很有兴趣，改造期间学过中医，看过不少医学书籍，也曾帮助管理所的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量血压、注射等简单的操作都可以。”(见李淑贤《溥仪和我》)
迷信中药而又有条件，说溥仪在一个很长时期曾经吞食过大量的中药，应该是事实。
李淑贤回忆道，因为要给她看病，溥仪多方联系中医，如岳美中大夫、蒲辅周大夫等，“从此，溥仪和蒲老(蒲辅周，知名中医大夫)之间建立起深厚感情，溥仪有病长期请蒲老诊治处方，从而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临床药方资料，填充了中医研究的宝库。”
20世纪60年代，溥仪肾脏开始出现问题，自然，他主要是去看中医的。
“溥仪发现溺血现象后，也曾到人民医院诊治，但未能作出诊断，只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
溥仪相信中医，经常找海军医院张荣增老大夫诊察，张大夫按“膀胱热”开了三付中药，果然止住了血。
在中药治疗期间，也曾多次到人民医院就诊，均未能早期发现癌细胞。”
依赖“膀胱热”的概念，配几味中药，能把肾出血治好么?过去的人认识水平低，似也不应过多责怪。可叹的是现在还有人死守如此观念。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西北和中原参观回来，。。。。。。(溥仪上植物园去劳动。)我没料到，第二天他竟回来了，我正感到奇怪呢，他告诉我，我又溺血了。”
但后来，左肾还是切掉了。跟着，右肾又出现了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协和医院倪大夫跟我说，溥仪唯一的右肾又有问题，为了保住性命，可换人工肾。”
溥仪还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到：“贤(指李淑贤——溥仪的妻子)自称可将她的一个肾给我，我坚决反 对这个建议。虽然只剩一肾又病，我服中药治疗，也可控制并见好，岂能割之换贤?”“从一九六七年的四月末到九月末，溥仪在家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五个月， 他几乎天天看病，找蒲老(蒲辅周)开方，然而病势还是日趋严重。”(见李淑贤《溥仪和我》)甚至据说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安排给他诊治。
可见，溥仪的肾病，主要是依赖中医，服用中药进行治疗的。
然而，医术再高超，终于无力回天，“末代皇帝”最终因双肾坏死而生命终结，给自己、亲人和社会空留下几多唏嘘感叹。
顺便说一下，溥仪有三弟七妹，除三弟(溥倛)、大妹早夭外，大多长寿，高寿多在七八十岁以上，上九十的也有多位。
六、
现代医学已经发现，中国的传统中药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药物病毒学检验，某些成分可能对肝、肾等造成损害，特别在长期服用的情况下。为什么中药特 别容易对肝肾造成损害呢?这是因为中药进入胃部消化时，其成分多融入血液或者水液中。而肝脏是分解循环血液的器官，肾脏则是通过水液滤解--吸收营养或排 除废物，排放尿液的器官。如果中药中存在有毒物质的话，虽然一次量很小，表现不明显，但天长日久，长期使用，自然容易对肝肾造成损害了。考察现代的尿毒症 患者，追根溯源，许多都有服食中药或者莫名其妙的“补品”的历史吧。
溥仪的双肾损害，同他一生服用大量中药、“补品”有没有关系呢?
看来很难逃脱干系。
溥仪如果早知此理，还会那样迷信中医，吞服大量“中药”么?
注：文中引述主要来自：
《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