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有二霸，聞名行內，即香港「波文」黃，和九龍「文藝」王，隔江相應，惡名昭彰。先講「波文」黃，本名黃炳炎，又叫黃孟甫，開「波文」書局於皇后大道東二五二號，半爿地舖，面積二百餘呎，狹長逼仄，文史哲書籍甚夥，其中泰半是絕版書翻印。


時值文革末期，神州動亂，不少思鄉人士亟欲想知內地情況，而一眾學者更奮起研究現代歷史和追尋文化實況，「波文」翻印的文史哲書籍正好填漏補孔，滿足需要，門庭若市，黃孟甫由是賺個不亦樂乎。我是七四年秋天，經書話家克亮兄介紹認識黃孟甫，年齡比我小一兩年，五短身材，鼻架金框眼鏡而目光凌厲，精明能幹，他知道我從日本回來就問我可有辦法從日本舊書店引入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書籍，這些書拿來翻印可賣大錢。聽了，沒動心，我不懂生意，到「波文」，旨在打書釘，順手買幾本打折的書。


日子久了，跟孟甫熟稔，發現他除了生意，也很重友情，當年我沒固定職業，只在《明報》和《明月》寫稿，收入有限，他就提議替我出一本處男作，將一報一刊登過的文章收集成書，這便是七六年版的《梅櫻集》，克亮題字，張同繪封面，銷路還可，我收到若干版稅，一直感激他。


「波文」後來擴大營業，搬去天樂里，我也找到工作，便少去串門子。店大書雜，生意反大不如前，而在這時候，關於「波文」的流言蜚語也越來越多，書家簡鐵浩校長向我訴苦說有一大堆舊書交孟甫出版，不曾收過半文錢版稅。高翁伯雨在一次茶聚也說：「孟甫不知搞什麼鬼，我許多孤本交他出版後，孤本失蹤了，既沒贈書也沒版稅。」


這樣的指責，幾乎日夕可聞，我有點兒擔心，一天跑到新店想跟他聊，一進店，便見他忙得大汗淋漓，聽電話、接來客，等了四十五分鐘，還未能抽身談話，我只好告辭。孟甫送我到店門，顫聲說：「關琦兄！我……我……我好……好……忙！不……不要怪我！」握住我的手，不住地在抖。那時候我不知道，現在恍然了，他有一種神經質，許多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一味地向前衝，了無節制。文革結束，中國開放改革，文化交流頻繁，「波文」已起不了互通有無的作用，孟甫自書海發跡終亦於書海滅頂。


「文藝」王是王敬羲，跟黃孟甫一樣，也喜翻書，出書不付版稅（註：有時會付一點），這樣說是有根據的，不妨看一篇叫〈黑白王敬羲〉的文章——「文藝書屋當然出版了不少好書，但是作者所得往往是『浪得虛名』，除了象徵性的稿費或簽約費之外，根本無利可圖。林燕妮的處女作《懶洋洋的下午》在《明報》連載，一炮而紅，但是《明報》那時沒有興趣出書，王敬羲是看出林燕妮潛力的伯樂，結果林書再版無數，給王老闆帶來豐厚利潤，林燕妮卻一文不得。」


才子陶傑在〈才女史話〉說王敬羲——「王老闆另有一種作風，要獨立不群：他出版書籍，從不付版稅，理由是『我已經助你一紙風行而成名』。在『文人風骨』的道德大原則下，王老闆趁台灣作家柏楊坐牢，在香港全套翻版了柏楊，分文不付。林燕妮小姐的《懶洋洋的下午》、《粉紅色的枕頭》，多半也收不了錢，不必倒貼別的什麼，應屬大幸了。」（聽聞林小姐收到錢，原因她是女人、美麗的女人。）


王敬羲從不介意文化人稱他為「王八」，辯道：「你情我願，我在幫你。」對印刷商亦復如是，老大哥王志堅的「志豪」幫王敬羲印書、印雜誌，王敬羲總愛拖欠。有一回，臨近年末，志堅大哥要發薪，拉着我跑上漢口道「文藝」書屋找王敬羲要錢，王敬羲撇撇嘴，冷冷說：「老王！我也沒錢，過了年再來！」志堅大哥氣瘋了，拿起王敬羲書枱上的鎮紙擲過去，虧他避得快，不然，頭破血流免不了，志堅大哥撲上去打，為我死命拉住，王敬羲這才開支票結帳。


你以為經此一役，兩人必成陌路蕭郎，哈哈！正好相反，過不了幾天，王敬羲又厚着臉找王志堅印東西了。王敬羲有沒有欠我？有！我紹介了一樁買賣與他，佣金十萬，應即付，他要分期，一期一萬，付得七個月，餘下的三個月就沒了下文，他總要拖一筆！


（附記:學聯政府對話以無成果告終，意料中事，學生遵正義之法，政府奉專制之法，秀才遇兵，再談也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