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如果说有哪位文人让人充分认识到“学问和人品不是绝对统一”的话，那么郭沫若一定是跑不掉的人。

　　纵观郭的一生，不能说是波澜不惊，但是在同辈人中他总是能“独善其身”，这不得不归功于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如果说胡适是用实用主义做学问，那么郭的一生几乎都是以实用主义做人。

　　郭的前半生一直在国共两党之间徊徨，如果他动心忍性做一枚安静浪漫的暖男，就算命运多舛，但凭着傲人的才气也不至于一事无成，可他偏偏是个渣男，偏偏不是一个淡泊明志的人，偏偏终身纠缠于政治而不可自拔。

　　1926年，30多岁的大学老师郭沫若毅然弃笔从戎，先后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中将副主任等职。应该说蒋待郭不薄，但郭显然并不服膺蒋，1927年3月郭沫若写出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开篇即骂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同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以后，正是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南昌起义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郭随即流亡日本，长达十年。这十年里，他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 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对于这段经历，原公安部 部长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回忆中写道：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 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 记》”。

　　1949年以后，郭沫若仕途可谓一路平坦，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官越做越多，心思越来越不在文学创作上，他把他即将燃尽的最后一点才华用在铺政治道路上。

　　1954年10月，毛泽东借“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事大做文章，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 11月8日，《光明日报》刊载郭沫若的谈话，标题为：《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在 文中，他对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多有发挥。为了最大程度的迎合毛泽东，郭沫若对胡适进行惨烈抨击，并称之为“流毒”。昔日同为新文化运动的 旗手，一个却被打倒在地……

　　为了响应毛泽东对曹操的赞扬，1959年，郭沫若写出了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掀起了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

　　郭曾写了大量解释毛诗词的文章，在一篇叫《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中，他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 席更无心成为书法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 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 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古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

　　到了文革，郭沫若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尽管他知道有的质疑让人嘀笑皆非，但他还是勇敢地向自己“开火”了：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 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7年，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被叶剑英华国锋等通过事先周密策划神不知鬼不觉地抓起来，郭沫若闻讯后再也 无法静心躺在医院里养病，“满腔的怒火，无限的喜悦，都汇成创作的热情，又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他文思如潮，挥毫疾书，即兴填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 帮”》。然而，就在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还刚刚写过《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一词。

      看到郭老的言论，共识君不禁迷惘了：哪个才是真实的郭沫若，哪首诗才代表他真实的想法?建国后的他不是诗人，而是“诗 臣”， 毛说要批胡适，他就把胡适踩得不可翻身;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他总是急于 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公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世人骂他“无耻文人”但也同情他在文革中失去了两个孩子的遭遇，承认他才华但也嘲笑他在文革期间写的狗屁诗。从郭沫若的历史转折中不难看出，当权力一旦与文艺结合，毁掉的也许不仅是文艺，还会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