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北朝鲜历史上很关键的一年。经济上，北朝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政治上，金日成肃清了国内的反对派以及延安派和苏联派，完全建立了个人独裁体制。人民的生活与朝鲜战争之前相比，也有了巨大的提高。

　　如果金日成从1958年开始，只是独裁10年，那么朝鲜现在也不会发生每年饿死100万人的惨况。无论是发动朝鲜战争，还是肃 清政敌，金日成当然负有责任。但是我不得不说，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也起到很大作用。根据阶级斗争原理，对于阶级敌人，无需在乎手 段和方法，只要发动进攻就是正确的。它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当时我还是很尊敬金日成的，因为他发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我还是征用兵时，听说了被包装过的金日成的故事。当时我想，如果此生能见金将军 一面，死也无憾了。解放后，到底是真是假，我这样想：“不管怎么说，金日成参加了游击队，所以北方人民才接受了他”。我非常敬佩游击队员们的勇气。后来我 与游击队员出身的干部们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58年我成为党中央的秘书，那年金日成46岁，每天早起晚睡，没有别墅，到地方考察时与我们一起在车里吃住。早上我迷迷糊糊起来的时候，金日成已经与副官在散步了。金日成当时精力旺盛，通常是我们这些秘书们急急忙忙跟上他的步伐。

　　金日成每周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通常只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参加，但是我们这些秘书一次也不曾缺席。会议上的速记内容和录音材料都保管在秘书 室。我们把文件整理好后，呈交给金日成，他下结论，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表。金日成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的批评金日成将苏联、中国、东欧的援助不用于提高人民 生活而是发展重工业。金日成反驳说，如果不发展重工业，朝鲜永远无法独立自主。

　　在金日成的重工业政策指导下，1958年北朝鲜生产出了28马力的拖拉机和货车。那年我陪金日成去平安北道、两江道等地考察，军事工厂已经在地下建设完成。

　　我的感觉是，写演讲稿与写教科书完全不同。从开始写讲稿到写的顺手，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秘书室工作不久，1958年4月，我被要求写金日成对 司法监察的演说稿，我在室长的帮助下写完交上去，但是金日成并不满意，他最后演说时没有用稿子。那是我第一次写稿子，结果以失败收场。最后我还是根据金日 成演说的记录整理好了稿子。我将整理好的稿子交上去之后，金日成评价说整理的很好。那篇演说后来收录进金日成的选集。

　　金日成的演讲以经济问题居多，大多由其它精通经济问题的秘书动笔。这样以来对我反倒是好事，因为我业余时间就多了，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哲学问题。 其它秘书到了周日喜欢打猎或去其它地方玩，我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秘书们为政治局委员们开讲座，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除了金日成和崔勇建都要参加，秘书室 长负责经济部分，我负责哲学部分。我当时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

　　1958年11月，我和秘书室长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和越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和越南。

　　中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为了迎接金日成，中国派高级干部到了丹东。来迎接的干部中，外交界有朝鲜族同胞。当时是11月，地里的 高粱和玉米还没有收割，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官员对我说，明年我们就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就烂在地里了。 当时中国声称获得了大丰收，中国还给我们看了照片，孩子们坐在丰收的稻穗上。

　　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已经夜深了，但是铁路旁边还有火光，我问怎么回事，中国官员说：

　　“那是在土法炼钢，我们将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全国人民不用现代化的炼钢炉，就用土方法在生产钢铁”。

　　到达北京站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要员来迎接我们，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我们一行也朝武汉出发。到达武汉后，金日成去与毛泽东会晤，我和室 长在宿舍准备讲稿。第二天金日成回来说，“毛泽东说，中国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积，剩下的做牧场和公园。只需现在耕作面积三分之一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人民 吃了。”

　　第二天，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的一个人民公社。途中经过一片棉花田，金日成突然叫停车，下车问社长1公顷地产多少棉花，回答是 15吨。我们还被告知，1公顷麦田产量是70吨。当时北朝鲜大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也不过3吨。所以，听到中国一年能产5亿吨粮食，所有陪同人员都很诧异。

　　几天后我们去越南，我对越南的第一印象是：胡志明是个很洒脱的人。首相也很谦逊和平和(1996年我第三次访问越南，比他去世晚了90天)。金 日成介绍了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朝鲜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自豪。胡志明开玩笑的说，“到了其它地方可别再说了，我的人民会说，‘你胡志明在干嘛 呀’，会把我赶下台的”。

　　几天后我们回国，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介绍了访问成果，包括国家计划委员长在内的许多官员主张朝鲜也应该采用中国式耕作方式。金日成说，“机械引进别人的经验是很危险的，如果想施行，就现在党中央试验吧，如果效果很好，就在全国推行。”

　　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在距离平壤20km的地方进行了实验。结果，别说400吨，产量连4吨也不到。那年，北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工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农业不怎么样。第二年，在中国向曾我们介绍农业的官员访问平壤，他找到我对我说，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不是5亿吨，而是1亿8000万吨，粮食不够，很多人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