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蔡方华

前 两天坐出租车，和司机聊到腐败问题，说到北京的一个乡党委书记竟然受贿九千万，实在是惊人。司机冷笑一声说：九千万？那真是保守的数字，你像某某乡、某某 乡，他们丫怎么着也得过亿。司机的话我并没有当真，但它却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即便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也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反腐败要想做到让人民满 意，看上去真不是那么简单。

几年前，和基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聊天，他告诉我，检察院要想查办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必须得县委书记同意，否则就会有麻烦。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很显然，这是存在于基层的一个潜规则。县委书记可以保一个干部，也可以以反腐的名义“整”一个干部，结果必然导致政治领域的人身依附。但是，县委书记是会流动的，于是人身依附的成本又变得很高。当这一官场生态链变得固化时，保护和“孝敬”就会成为一种硬性规则，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共业”的一种。

下 级对上级的逐级“孝敬”，是所有的腐败中最难查办的，因为它隐蔽，而且貌似两厢情愿。但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看，这样的腐败恰恰又是危害最大的，因为它有如空 气，所有的人都在其中呼吸、并受到它的毒害。很多平头百姓，从来也没有机会腐败，甚至没有机会让别人腐败，却对腐败的游戏了如指掌，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 腐败已经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

如果认识到腐败已经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弥散的话语结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默认的“秩序”，就会意识到，反腐败并不仅仅是要向贪官污吏开战，还要跟社会心理中的某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做斗争。而后者才是最困难的事。

十 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力度最大的。落马贪官数量之多、层级之高，突破了民间的想象，也每每引发舆论的惊叹。如果做一个简单梳理，就会发 现，此轮反腐是有规律、有侧重的。比如，对腐败存量，主要打的是层级高、危害大、范围广、群众反映强烈的窝案和串案，以地域治理和领域清理为目标。有些贪 官的问题线索早就被纪委所掌握，只是在合适的时候把它拎出来而已。有的问题线索指向级别较高的官员，如果是处在重要位置、还有可能继续升迁的，则会毫不犹 豫地深挖，以免养虎遗患，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候补”落马的原因。在对待腐败增量方面，也就是“十八大之后不收手的”，几乎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也是王 岐山多次强调过的。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一是顶风作案性质更恶劣；二是如果允许增量出现，就会削弱反腐的成果。还有一类是腐败呆帐，如果是群众反映 强烈、线索指向集中的，也会果断处理。大批政协副主席落马就是这个原因，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

由此可以看出，由中央纪委主导的本轮反腐决不是“盲打”，而是思路清晰、主次明确、轻重缓急十分明显的。无论是合围还是铺开，无论是聚焦还是散焦，都有一条总的主线引领着。这是以往的反腐工作从未具备的布局特点，也是最让人产生信心的地方。

对地域腐败、领域腐败和家族式腐败，除恶务尽式的案件查处的确能够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从高层思路到具体案件查处，目前的反腐确实是以治标为重点的。这 里面既包含着辩证法，又是一种现实选择。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却不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治标是反腐的必由之路，治标并不意味着不治本， 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什么才是治本呢？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多关于治本的论述，但可以认识到，反腐败并不像很 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一场打BOSS的游戏，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王岐山所说的“反腐和作风建议永远在路上”，一方面可能暗示治本还没有具体时间表，但同 时更是表明，中央高层十分明了反腐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不会止步于案件查办和贪官查处。从治标转向治本可能没有人们期盼的那么迅速，但它是一个必然趋势， 否则，任何雷霆手段都有人亡政息的危险。

狂飙突进式的反腐查处，在民间带来了双重回响。一方面，人们为贪官的密集落马而欢呼，另一方面，人们又在期待着更多、更大的贪官落马，尤其期待身边的贪官落马。这就像一场赛跑，反腐与民意交替领先，并不断互动。在 这个过程中，既要看到执政党对反腐的驾驭能力、看到民众对反腐的强大支持，又要看到反腐的艰巨性和民意的复杂性。既要看到反腐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又要看 到反腐面临的结构性困难。既要看到重大案件查办带来的震慑效果，又要看到生态性腐败的根深蒂固。既要保持有腐必反、有贪必查的政治气魄，又要具备清除腐败 土壤、消除“历史共业”的政治智慧。

至于什么时候人民会感到满意，答案很简单：等到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