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雅君 Vista看天下

房祖名、柯震东因吸食大麻被捕的新闻至今仍在发酵，有关瘾品管理、大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论甚嚣尘上。

仔细翻阅瘾品史，你会发现，就在100多年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在放任民众吸大麻、打吗啡、抽鸦片、吃海洛因、嚼古柯叶……这些今日被立法禁止、处以重刑的行为，当时曾经合法。

逆转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政府对瘾品的态度突然有了180度转变。

那个时刻，发生了什么？

瘾品曾是诱人商品

按《上瘾五百年》作者、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的讲述，一个世纪之前，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不仅不防堵民众使用鸦片等瘾品，还积极提倡大众消费。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瘾品是理想商品，能为政府、皇室与商人赚取暴利。瘾品本身是快速消耗品，刺激人精神的有效时间有限，消费者为了获得快感，不得不持续重复购买。此外，瘾品依赖者如果想要再次感受到初次使用时的效果，往往需要更大的剂量。比如烟民们一开始抽一根烟就能提神，之后是三根、五根、一包、两包。这使得消费者数目不变的情况下，瘾品的销量也能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增长。而且因瘾品令消费者“欲罢不能”，手头缺钱时，他们宁可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少买衣服，也不会放弃购买瘾品。

相比那些耐久商品，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创造更多收入，刺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成长。19世纪，新加坡殖民政府的总收入一度过半来自鸦片。

瘾品不仅能给统治者带来丰厚利润和税收，还能帮助他们安抚、控制、剥削劳力。

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会用几口廉价朗姆酒引诱印第安人拿最上品的冬季皮货交换。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则爱用烈酒和非洲人交易，让他们帮忙抓奴隶。1791年，一位葡萄牙总督曾在信中写道：“偏远地区的非洲人对烈酒越渴望，越上瘾，我们就越能利用他们的弱点，用酒和他们交换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再往后的19世纪，海外华工靠吸食鸦片缓解无聊、烦闷，鸦片也让华工持续处于负债状态，只能像推磨的骡子一样无休止地做苦工。这让一位英国官员感慨：“抽鸦片的苦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

用戴维·考特莱特的话说，“瘾品是诱人的商品，是丰厚税收的来源”，“欧洲人用瘾品还账，安抚属下的工人和士兵，保证农场的人手不缺”。

当瘾品遭遇工业化

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间节点，在明知有暴利及重税可图的情况下，权贵阶层们却纷纷开始改弦更张，决定管制或禁止多种瘾品的自由流通呢？

戴维·考特莱特认为这和工业化时代到来密切相关。彼时，机械化与流水线生产愈发普及，需要大量更有效率、工作表现更稳定的高素质劳动者。在旧时代，工作场所没有纪律，偶尔有人喝醉闹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随着社会环境改变，生产变得更加按部就班、各环节联系更加紧密。继续允许工人酗酒、吸鸦片，显然不符合新兴资本主义对秩序的要求。举例来说，一名喝醉的农庄工人能惹出的麻烦有限，但如果是铁路扳道工喝醉，后果会不堪设想。鸦片、大麻、可卡因这些妨碍工人清醒的瘾品自然要被禁。

妨碍资本主义发展，还不是在世界范围内管制瘾品的全部理由。更关键的是，药物学、医学、公众卫生学方面的进步，使得人们更深刻认识到瘾品的危害。上瘾被界定为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相关领域的专家声称，出于非医疗目的使用大麻、烈酒、海洛因、可卡因等瘾品会引发暴力罪行，增加了警力和医疗成本，消耗社会资源，对群体未来、集体福祉有害。他们尤其会强调瘾品对年轻人的伤害：瘾品会把那些社会未来的保卫者，变成威胁社会安定的罪犯。

佛教、基督教等主流宗教的信徒也积极投身于反对致幻瘾品使用的斗争中，他们认为瘾品会分散信仰者心神，使人被魔鬼俘获。

而某些瘾品的使用者多属于社会边缘人群，这也影响到了主流舆论的偏向性。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把鸦片列为全面禁止的第一种麻醉瘾品，就是因为当时民众会把抽鸦片和华人苦力联想到一起，而媒体又大肆渲染“污秽的鸦片乃是败坏的黄种人在最邪恶的巢穴里吸食之物”。

被赦免的烟、酒

从瘾品管制措施推出之始，就一直有声音质疑法规对烟、酒这两大类广为流通瘾品的选择性包容。

戴维·考特莱特在书中给出了一串数据：瘾品制造业在20世纪造成1亿以上的人过早死亡，单是吸烟致死的就有8000万，因酒精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最少也有2500万，而因烟酒之外的其他瘾品致死则只有百万计。

他认为，烟、酒之所以未被全面禁止，是因为二者产量、销售、消费的规模都太大，而且完全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主导世界经济及外交的西方国家里，规模惊人的造酒业是重要的税收来源。以20世纪的法国为例，那时十分之一以上的法国人靠酒业及相关产业维生。历史上，曾推行禁酒令的国家，比如俄国、英国都因民意剧烈反弹而以失败告终。烟的境遇和酒十分近似。早在吸烟致癌证据出炉之前，香烟已经成为全球普及的商品。

那些制定政策的领导人们许多都是烟、酒嗜好者，比如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等等。你能想象这些人坐在一起开国际会议，商讨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禁用他们自己的心头好吗？

之所以烟酒能有如此地位，与烟酒公司的大力推广不无关系。它们砸重金投放广告，请性感明星、社会名流做代言，宣扬烟、酒带来的极致感官享受，传递喝酒、吸烟意味着独立、性感、不服从权威的信息，把烟、酒塑造成解决年轻人心理困惑与社会焦虑之物。

历史上，烟草公司还曾组成联盟，雇用专家按他们的旨意做医学研究，为他们散布抽烟不会导致恶性肿瘤、肺癌的错误论断，强调吸烟帮人控制体重等所谓好处，平复大众恐惧，误导民众继续购买。

如今，流行病学与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香烟是世界上散布最广，致命率最高的瘾品，吸烟致癌也已是社会常识。但烟草企业依然有办法保持销量。他们一方面培养年轻的潜在消费者，比如在便利店、电影院、快餐厅、网吧等青少年常去的地方发放免费打火机、提供购烟折扣，另一方面，积极在对香烟管制不严的国家扩展市场。

酒厂采用了和烟厂类似的对策。他们一方面用甜的、水果味的含酒精瘾品抓住刚接触酒的少男少女，另一方面在马来西亚、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投放华丽广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少烟民酒鬼其实是“被上瘾”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跟着感觉走，其实不过是跟着商业策划走，跟着广告宣传走。戴维·考特莱特在书中感慨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他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与渴求。”

所以，聪明的做法是管理欲望，远离非法瘾品，同时与合法瘾品也保持一定距离。要知道，如今的非法瘾品都曾是历史上的合法瘾品，没准再过一百年，烟、酒也会被列入禁用瘾品的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