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官方和民间料将举行隆重活动，缅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伟人离世转眼已17年，但是，就治国理政的路线、 方针、政策而言，今日中国仍可说处于广义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应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全面深化改革的关头，如何继承邓小平，超 越邓小平？诞辰纪念为思考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异常丰厚的。他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提出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过，他思想中最可宝贵的精华便是“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这也是他的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正是依靠“真理标准大讨论”，他果断终结了“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后来，他又提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制定了“三步走”战略。而最能反映他实事求是品格的，就是他对中共内部“极左”思想的鲜明态 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到90年代初南方谈话，他对极“左”的危害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对极“左”路线的卷土 重来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他在南方谈话中公开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比右更危险，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 论和实践都是伟大贡献。

当时，正值苏东剧变不久，“左”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经济连续三年低迷。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 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做出的这些论 述基于历史，又开创了历史。这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亮丽谢幕，其表态可视作郑重的政治嘱托。

20余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可观，中国改革也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矛盾。不少人提出“超越左右”，以谋求 改革共识。还有人士认为，左右之分已是过时的政治修辞，不能概括当下的现实。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不过，对重要范畴的讨论，需有一致的内涵与外延。在中国 现实语境中，邓小平对左与右的理解依然成立，邓小平关于“主要是防止‘左’”的遗训仍然有现实意义。

应当承认，当今从内心顽固坚持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便在对改革开放路线牢骚满腹的人士中，公然主张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甚至向往 “文革”的人也是少数。但“左”的惯性仍然强大，传统的教条、口号，无形的棒子、帽子，仍在压制人们寻求改革突破的热情。“左”的思潮还表现在对全面改革 的认知上，特别是在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基层民主建设、司法改革和舆论监督等方面。此外，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均乐于为“大政府”背书，为权力 站台。我们无从验证这是理念使然，抑或只是一种面具，客观事实是他们很少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以法治的力量制约权力。这就为形形色色的腐败扮演了鸣锣 开道的角色。验之以周永康、薄熙来等腐败分子的言行，显示“左”与腐败有着相辅相成、一表一里的关系。“左”，正可成为腐败分子的护身符。

如同任何伟大人物一样，邓小平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早在1980年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邓小平便提出“权力过分集中”问 题，主张对权力加以约束；同年底，他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 任何动摇。”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过，伟人未竞的事业，正是后辈政治家建立历史功业的起点。中共十八大以来，决策层努力全面深化改革，并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树立了领导威望， 凝聚了党心民心。下一步建设法治国家方针明确，部署有力，则不仅是反腐的治本之策，而且可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可靠的制度环境。倘能真正实现依宪治 国、依法治国，所有公民的权益将得到平等保护，从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左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当无禁 区。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这 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