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观念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2014.07.17
第四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

纲要：
1.民族观念之古今
1.1问题：中国古代可有种族（族群）意识，可有抵制外族统治的意识？
答：（1）就认同而言，可分为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政治认同；而政治认同超越前两者，占支配地位，案例：南北朝时期和辽宋夏金时期，北朝的汉人虽然在文化和种族上认同南方，但不妨碍本身在北朝做官，“各为其主”，北朝汉人官僚在政治上效忠北朝；
（2）中国古代传统中，可称为“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意识”（姚教授自创，英文不记得了）；
（3）统治者的种族身份并非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案例：对于元人入主中原，汉人态度是：“能行中国之法，即为中国之主。”（按：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即能行中华之礼，能用中原之政治制度，则为“中国”。）
（4）、综上，中国古代的种族意识不同于近代的民族意识，古代中国人并不排斥外族的统治。


1.2、文天祥案例及其意义
1.2.1在现代历史叙事中，文天祥被塑造成抵抗外族的汉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降不仕元朝，被认为是“不接受外族的统治”；这些都是现代的误读。
1.2.2 解释：1279年2月6日，宋元崖山海战，宋军一败涂地，陆秀夫在逼迫其妻跳海自杀后，对幼主表示，太后受辱于元，今日不可再辱，而负少帝投海自尽，“十 万（？）军民蹈海殉国”。此前，文天祥已被俘，此时在元军控制下，目睹故国之惨败，“惟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文天祥被俘之后，自杀未成，一度绝食，但期望行至故乡江西，一见亲友而死，但最终越过江西而未死，遂再度进食。文天祥至大都后，又生活了4年，才在1282年农历十二月被杀，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
文 天祥的不仕元朝，绝非对异族统治的反对。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何以久久不死。他对元朝的态度，可在他给舅舅的信中看得明白：“天祥自国难以来，间关兵革，鞠躬 尽力，百折而不悔，以致家国俱毙。为之何哉。当仓皇时，仰药不剂，以致身落人手，死生竟不自由。及至朔廷，抗辞奉节，留连幽囚，旷阅年歳，孟氏云：夭寿不 贰，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巳矣。”其中最后引用孟子的话，所谓“修身以俟之”（文天祥：《文山集•与方伯公书》），可见并无必死之心。文天祥所求，是自己的 大宋状元宰相身份，作为宋朝遗民，不可再仕新朝。在元世祖忽必烈要他在元任职时，他表示：“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 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宋史·文天祥传》）可见，文天祥并非必求一死，并非要抵抗元人的统 治，而是自己深受前朝之恩，不可仕宦于新朝，但不妨碍以平民身份生活于新朝。但元朝之给了他两种选择：入仕元朝、死亡；文天祥只能选择后者。
这样的解读，绝非历史学者的臆测，而是历史的分析。文天祥在给三弟文璋的信当中却提到了他的想法：“我以忠死，仲（文璧）以孝仕，季（文璋）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可见，文天祥并不反对其弟文璧投降并仕宦于元朝，或者说至少是体谅的态度。
综上，文天祥对元朝的态度，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立场。（案：关于文天祥，可以参阅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
1.2.3文天祥并非孤立的案例，同样，宋元之际的谢枋得，在元朝的征召时，表示：“大元制世,民物维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可见，他虽坚决不仕元朝，但对元朝的异族统治，并无反对。
文天祥、谢枋得的态度，是遗民的立场，而非民族的立场。遗民的立场，要求受到前朝恩惠的，尤其是做官的，不可忘却前朝之恩，但绝不号召遗民去颠覆新的政权。而且遗民不世袭，及身而止，遗民的二代以后，即是新朝之臣民。

1.3结论：
民族观念虽古已有之，并非近代概念。但古代的民族概念不同于近代的民族概念。现代民族主义，改写了传统的民族思想。现代民族，不同于历史民族。(案：不知道怎么表达清楚，姑且如此。)


2. 传统中国的成功，得益于“二元体制”：对长城以南的汉族聚居区（大致等同于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这一线路即是农牧业的划分，也是民族的划分），这一地 区是雨养农业，采用了专制主义君主官僚制；但对于胡焕庸线以西以北的地区，无法进行雨养农业，故在传统时期汉人很难进入，成为了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一 地区也绝非汉人体制可以控制，故用内亚的边疆模式统治。
“中国（汉地）之一统”成于秦，“塞外之一统”成于元。中国统治的成功，正式这二元体制共 同作用的结果。故今日之知识分子，需存良知，汉族知识分子不可抱着大汉族主义，要对少数民族地区持理解态度；不可奢求最终的完全方案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即 同化态度）；而是要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理解，与少数民族妥协共存。

（按：这一部分以前听过，略。）


p.s.根据笔记整理，不完全，可能还有错误。暂且如此。
另外，姚大力教授这一讲内容，应该是在不少地方讲过，有兴趣的可以在网络搜索相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