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日，在苏黎世国际足联(FIFA)总部的巨幅蓝色屏幕前，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宣布了分别赢得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国家。在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以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陆续进行了历时数小时的演讲和最后一轮拉票之后，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的24名执行委员（简称“执委”）——在其中两名成员因试图向卧底记者出卖选票败露后，执委人数减为22人——最终选出俄罗斯和卡塔尔在巴西之后相继主办这项最为盛大的足球赛事。

乍看之下，这种选择十分出人意料。在国际足联考察组之前对九个申办国¹进行的评估中，俄罗斯和卡塔尔被排在了最靠后的位置。俄罗斯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卡塔尔的夏天则酷暑难当，考察组认为在此举办世界杯，其炎热的天气将会“给球员、裁判、国际足联的工作人员以及观众带来潜在的健康威胁”。尽管如此，75岁的布拉特，这位来自足联故乡瑞士的眨着眼的秃顶老头儿万分欣喜地宣布了这个结果。“我是位快乐的主席！”他的喜悦溢于言表。

国际足联的腐败名声由来已久，甚至在此次执委会会议召开前，就广泛流传着关于选票作弊的担忧。数月以来，耸人听闻的细节不断泄露出来。十月，《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记者假扮美国说客对两名执委——来自塔希提的雷纳德·特马里(Reynald Temarii)和来自尼日利亚的阿莫斯·阿达穆(Amos Adamu)——进行秘密录像，录像中两人为其选票索要数十万美元。两人分别宣称该款项将用于各项发展计划中，即在新西兰奥克兰地区建立足球学校和在尼日利亚建造四个人造草坪足球场，但是他们希望这笔钱能直接付给自己。投票前三天，BBC（英国广播公司）《全景》(Panorama)节目报道了针对国际足联腐败案展开的调查，案件中三名现任执委被指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间收受贿赂。

投票结束后的几个星期内，关于选票作弊的怀疑愈演愈烈。落选的国家纷纷注意到此次足联执委会将世界杯的主办权交给了两个富含石油的国家，尽管其政府麻烦重重且专制独裁。与此同时，执委会投票否决了来自美国、英格兰、日本等国的申请，而这些国家无论在赛事准备还是收入潜力方面均比获胜国表现突出。其中，英格兰的申请受到考察组的高度好评，最终却仅收获微不足道的两票。而多家报纸也爆料称来自北美足球管理机构——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CONCACAF)——的代表竟投票反对来自其联盟内部的美国的申请。

此前，国际足联也曾面临类似质疑。无论是布拉特1998年的当选还是其首届连任竞选，都曾遭到行贿的指控。执委会的这些老男孩们（执委会从未有过女性成员）长期被卷入贿买选票、操纵电视交易和大量收受企业回扣的传闻中。而有时这些传闻也并非捕风捉影的谣传。2006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审计人员查出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主席杰克·沃纳(Jack Warner)因在特立尼达岛出售世界杯门票而牟利百万美元，沃纳因此遭到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FIFA’s Ethics Committee)的严厉谴责。

然而，所有这些都并未真正触动国际足联。但是此次持续数月的俄罗斯和卡塔尔风波却使得布拉特面临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布拉特的第三届任期将于六月届满，并且此次选举他将面临一个意料之外的对手：来自卡塔尔的亚洲足联主席穆罕默德·本·哈曼(Mohammed bin Hammam)。同时，本·哈曼也是推动此次卡塔尔成功申办世界杯的关键人物。他曾是布拉特的忠实拥护者，然而现在却令人震惊地利用外界对布拉特的普遍不信任，从反腐方面出发竞选足联主席。

5月22日，当足联腐败的臆测一路尾随着布拉特抵至南非时，这位一向看似愉悦的足联主席不得不捶打着桌子劝说记者：“请不要再说足联腐败了！足联没有腐败！绝对没有！”然而三天之后，迫于本·哈曼的压力，国际足联却做出了一个让足球世界相当意外的决定：对一起重大贪腐案展开调查。而调查对象却正是本·哈曼本人。在一份蹊跷的定期报告里，本·哈曼被指控分别以四万美元向两名加勒比官员贿买选票。本·哈曼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如果这世上尚存一丝公正，这些指控最终都会烟消云散。”

然而它们却并没能如本·哈曼期望的那样消散无踪。5月29日，本·哈曼被国际足联停职。6月1日，塞普·布拉特作为唯一的主席候选人成功连任。之后，布拉特在其于insideworldfootball.com网站上开设的专栏里画了一幅彩画，画作内容即关于他未能成真的坚持（即足联没有腐败）：“目前有一些揣测认为对手遭受的折磨能让我感到某种变态的满足，或是猜想整个事件是由我一手策划的。这些想法不仅十分荒唐可笑，而且完全应当受到谴责。

对足迷们来说，国际足联是否贪腐真的重要吗？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足球运动都日渐兴盛，世界上每天都有越来越多地方的人们开始热爱这项运动。仅将2010年世界杯最后两轮比赛的观众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家，它就能成为目前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些足迷当中，大多数人似乎都在自娱自乐。所以即使恰巧有位惯耍阴谋的苏黎世老人在背后操纵着足球世界，我们又为何应当为此担忧呢？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很容易将国际足联视为无足轻重。其原因在于：国际足联内部许多玩弄权术的手段十分愚蠢，布拉特和本·哈曼之间的争辩就为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认为足联腐败之所以如此猖獗，其原因在于足联具备丰厚的经济实力。而实际上，如果将足联看作一家企业的话，其仅仅十亿美元出头的年收入是不足以像球员攻陷蒂姆·霍华德(Tim Howard)的球门那样将国际足联送入世界财富500强(Fortune 500)的榜单的。2010年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ExxonMobil)以2846亿美元的年收入名列其中，而排在榜单最末位的百视达企业(Blockbuster Video)的收入也是国际足联平均收入的四倍多。在其运行的全球范围内，国际足联顶多算个规模中等的机构。而正是由于足联规模仅属中流，再加上其又与规模远超自身的经济大国多有接触，这就使得国际足联的丑闻颇具特点。

比起变身冷酷无情的商人，国际足联执委们更倾向成为好大喜功的官僚和口蜜腹剑的政客。从经济角度上看，他们唯一的真实目的便是控制通往世界杯道路上的每个关卡，以便从中获取国际足联87%的收入。因而，众多想要获得珍贵的赛事赞助资格的企业与希望从世界杯申办国中脱颖而出的各国政府终日围绕着国际足联的高管们大献殷勤。在此情况下，便不难想象一个体育行政官员会是如何地自我膨胀了。足联执委布莱泽(Chuck Blazer)的公开反对者梅尔·布伦南(Mel Brennan)为揭开足联腐败内幕提供了视频帮助²，这位庄重威严、不屈不挠的美国官员还曾执笔指控本·哈曼的报告。国际足联贪腐内幕因此被公之于众，而其中的许多内容此前并没想到会遭曝光。这些内幕虽愚蠢、低级、堕落，却也并不至于令人心惊或荒谬绝伦的境地，它们只是一些全球化滋生的霉菌、一些炫目的污垢而已。

近期的一个最佳例子便是特里斯曼男爵事件。特里斯曼男爵是前英国足协主席兼英格兰申办2018年世界杯团队主席。2010年5月，由于他的前任助手对他进行秘密录音，在录音中他提到西班牙和俄罗斯试图贿赂世界杯裁判，他因此被免除了这两项职务。一年之后，当本·哈曼和布拉特在苏黎世相互暗算之时，特里斯曼出现在伦敦，向议会委员会举证英国申办世界杯失败另有隐情。而作证的地点至关重要：在欧洲严厉的诽谤法之下，指控他人，即使是指控公众人物，都可能招致重刑。然而在议会特权的保护下指控人却能免于法律诉讼。

特里斯曼因此有了报复国际足联的最佳舞台。他兴高采烈地“贡献”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未经证实且招人厌烦的秘闻，而所有这些秘闻都围绕着平等措施展开。在其中一个秘闻里，杰克·华纳(Jack Warner)以要求其购买世界杯电视转播权来“振奋海地人民的精神”为幌子³，索贿五十万英镑。而巴西足联主席里卡多·特谢拉(Ricardo Teixeira)则表现得更为直率，他哼地一声打断了特里斯曼的寒暄：“直接告诉我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最绝妙的是与连任六届的南美足联主席尼古拉斯·莱奥斯(Nicolás Leoz)的会面。特里斯曼回忆说：“他把我从桌前领到一个陈列柜前，那里面是本大册子。”那册子里全是各国赠与莱奥斯的荣誉的摹本——多个骑士爵位，数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的照片等。莱奥斯通过翻译告诉特里斯曼：“我认为，金钱不能很好地彰显我在世界足坛的成就，我不需要钱，我自己已经很富有了。”特里斯曼接着说：“他给我看了他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⁴，当场通过翻译告诉我，他认为英国授予的骑士爵位才是对其成就的最好认可，并且还说我作为外交部长，必须得清楚事情该如何安排才能获得爵位......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在英国我们不会如此行事。于是，莱奥斯耸了耸肩，转身走了。”

这些都是事实吗？这几乎已经无关紧要了。特里斯曼对国际足联内部众人的丑陋嘴脸的描述与人们对该机构的印象完全一致。而另一方面，特里斯曼自我标榜的清正廉洁的英国名流形象受到其每一个有失身份的举动的强烈打击，而这种自诩又是如此荒谬绝伦、令人难以置信。即使特里斯曼对国际足联的控诉纯属子虚乌有，足联也会因与特里斯曼如此人物有所牵连而遭外界质疑⁵。整件事情深陷于腐败的泥淖中，就像漫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感觉如脱离了现实一般——听起来像一种用谎言讲述的真实。

1974年的夏季迎来了国际足联腐败史上的关键时期。那一年，西德击败了由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率领的荷兰，夺得了世界杯冠军；曾被历届冠军高高举起的雷米特杯被大力神杯取代，后者如今只颁发复制品；而高大威严的巴西体育协会主席若昂·阿维兰热(João Havelange)当选国际足联第七任主席。

在若昂·阿维兰热前任英国勋爵斯坦利·劳斯(Stanley Rous)掌政时期，足联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只存在一些种族歧视和欧洲中心主义问题。劳斯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重视业余足球的价值，并且在年轻时当过裁判。足联主席任期中，他通过反对世界杯扩张和支持种族隔离的南非重登世界足坛⁶，疏远了足联的非欧洲成员，比如1966年世界杯上，亚洲和非洲只享用一个席位。无奈，作为世界杯殖民时代的产物，劳斯式的足联已经无可挽回地过时了。

若昂·阿维兰热的两点远见卓识，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第一点是允许那些被劳斯忽略的国家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权力基础。阿维兰热带领大红大紫的巴西国家队拜访非洲，承诺为非洲的小国家们提供发展基金，同时对之前被传统足球劲旅挤出足球世界的地区予以重视。据称，在幕后，他在这条路上则走得更远；当时一位业内人士披露，阿维兰热打败劳斯的手段是“把一个个棕色小信封小信封塞进一双双黑色的大手。”

阿维兰热的第二点远见是发现了潜藏在足球里的商业价值。1970年世界杯本可以实现首次在发达地区的实况彩屏转播，这一设想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但劳斯领导的足联守旧落伍，使得这次机会白白溜走。而在阿维兰热主席任期的的第一顿晚餐上，他就结识了阿迪达斯创始人之子——德国商人霍斯特·达斯勒(Horst Dassler)。达斯勒是个野心勃勃、手腕灵活的企业家，那时他任阿迪达斯驻法总裁一职。达斯勒苦苦思索应当如何利用这项火爆的电视赛事。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商讨，阿维兰热、达斯勒和达斯勒的合伙人帕特里克·纳利(Patrick Nally)最终制定出一套方案，这套方案后来被奉为现代体育赞助的教科书。如足球史学家大卫·戈德布拉特在其《足球是圆的》(The Ball is Round)一书中所写，这一方案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只有那些广告预算足以承担负荷且服务面向全球电视观众的大型跨国公司才能成为赞助商。第二，根据产品类型将赞助与广告进行分类：只能有一种软饮、一种啤酒、一家微电子企业或一家金融服务商成为世界杯官方指定产品或供应商。第三，电视转播权、广告和场馆空间使用分配等事项均由国际足联全权掌管。主办国的任何已有安排均不算数。第四，国际足联不得介入赞助和电视转播事宜的具体操作。市场营销权与电视转播权应先转交给中介机构，中介机构为此付给保证金，之后再由中介负责出售。

为了满足第四点要求，达勒斯成立了ISL营销公司（International Sports and Leisure，全称为“国际运动和休闲公司”），并在苏黎世设立办事处，与国际足联总部隔街相望。

阿维兰热的这两点见识共同将国际足联改造成了一架高速运转的金钱流动机器。达斯勒与纳利代表足联跟多家大公司进行商谈——可口可乐公司于1975年成为首家签署协议的企业。于是，这笔资金流进ISL公司，为了享有代理权，ISL公司付给足联一笔固定费用。而为了独霸该权利，ISL公司向足联高管行贿数千万美元。⁷ 为保全该权力结构，足联执委们将各项资源与ISL公司的钱财向支持他们的各区域足联渗透。处于权力顶层的人们与各大企业进行交易，然后将他们从企业那儿获得的金钱转移给处于权力底层的人们，以此获得其选票支持，从而确保自身继续拥有与企业进行交易的权力。

阿维兰热执掌足联24年，并且完全凭借其巨大的人格魅力维持着足联机构的运转。（在阿维兰热职业生涯后期，瑞士人与法国人为争夺1998年世界杯举办权，将他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尽管如此，瑞士人在主办权的争夺中依旧败北。）1998年阿维兰热宣布退休后，瑞典籍欧足联主席雷纳特·约翰森(Lennart Johansson)与阿谀奉承的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围绕着继任足联主席之位展开激烈竞争。约翰森享有清廉的美誉——人们认为他可能会继任主席。最终在阿维兰热的袒护下，布拉特以111票比80票击败对手成功当选。

选举结束后，当被问及有关投票中不正当行为的流言时，一向自命不凡、伪装手段青出于蓝的布拉特公开取笑了提问者：“比赛都结束了，球员都已经回到更衣室了！对此问题我不再做出回应。”这位名叫安德鲁·詹宁斯(Andrew Jennings)的调查记者在其写作的《FIFA黑幕》(Foul!)一书中写到，有流言称，阿维兰热在卡塔尔的盟友以每位5万美元收买各代表，让其将选票投给布拉特。耐人寻味的是，确保了布拉特当选的卡塔尔贿赂事件却被他的忠实朋友，即后来的反腐斗士穆罕默德·本·哈曼抖露了出来。

弹性极大的瑞士法律直到2000年才正式禁止贿赂行为，即使如此，非营利体育机构在这点上也仍可被豁免。国际足联《道德规范守则》（简称“《守则》”）中确实含有一项关于贿赂的规定，《守则》第11章第1条明确指出“官员不得收受贿赂”。但直到2004年10月，《守则》才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这项阿维兰热和布拉特时期最恶劣的行径竟然既不违法，也未遭足联明令禁止，不得不令人称奇。

这又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如果国际足联的腐败仅仅是一个隔绝现实的封闭体系和一种分配世界杯赞助权的机制，而且它采取的手段都是合法的，这又有什么危害呢？的确，某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由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更擅长在赞助权竞争中作弊而失去广告机会这种事情并不会使我们为之唏嘘。所以，只要赛事足够精彩，国际足联腐败又有何妨？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最引人注目的场馆之一就是姆博贝拉球场(Mbombela Stadium)，它位于南非东北部的普马兰加省(Mpumalanga Province)。这座只能容纳41000名观众的球场从一片空旷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多个突兀的桁架犹如橙色的巨型长颈鹿环绕于球馆四周，支撑起银盘状的环形屋顶。在这里进行的本届世界杯最著名的比赛之一中，小小的新西兰队与卫冕冠军意大利队战平。姆博贝拉球场一共承办了四场世界杯比赛。

这座承办四场比赛的球场最初估计造价约为8000万美元，但最后却花费了将近1.4亿美元。公共财政收入，即税收，为该工程提供了资金。为了给球场让出空地，有两所学校被推倒。附近村庄的家长和孩子因此举行了抗议；根据《纽约时报》2010年3月的报道，警方“使用橡皮子弹驱散了抗议者”。在省会城市内尔斯普雷特(Nelspruit)，当地政客开始发现该项目中巨额贪污的证据。2008年，当地议会议长吉米·莫拉拉(Jimmy Mohlala)出示证据显示一位名为雅各布·德拉德拉(Jacob Dladla)的官员勾结球场的承包商确实与球场的承包商勾结，并挪用了公款。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以下简称“非国大”）召开会议来对这些指控进行商讨，结果他们判定被告德拉德拉无罪，而要求莫拉拉辞职。“非国大做出这一决定，定有我们自己的理由，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与公众进行沟通。”该党发言人说。

莫拉拉坚持着，他拒绝辞职，并宣称将对一家名为莱菲卡新兴股票(Lefika Emerging Equity)的公司提起诉讼。这家公司赢得了姆博贝拉球场项目的管理合同。莱菲卡的公司共有人博比·莫塔格(Bobby Motaung)是南非足球王朝的继承人，也是豪门球队凯萨酋长 (Kaizer Chiefs) 队的管理者。莱菲卡公司总裁克里斯·格里布(Chris Grib)在2008年由于牵涉到一起逃税案而逃到国外。莫拉拉声称有证据表明莱菲卡涉嫌伪造公文和银行欺诈。

此后，在2009年1月4日，两名面戴滑雪面具的男子出现在莫拉拉家门前。有消息称他们就停车之事起了争执。接着他们拔枪射中了莫拉拉19岁儿子的脚踝，并在射中了莫拉拉的肩部后逃之夭夭。莫拉拉在送医途中死亡。

普马兰加省警方一直承诺将逮捕凶手，但似乎从未将此事落实。此外，面对声称此次枪击与世界杯有关的推测，他们也总是转移话题。警察队长莱纳德·赫拉西(Leonard Hlathi) 称“我们不谈论政治”，并“越界”声明此次谋杀可能是一场政治报复。⁸然而，南非报纸却刊登了一份据称是承包商与其同伙计划的暗杀名单。一名自称“清洁工”的莫桑比克刺客为此接受了多次采访。2010年1月，暗杀名单上的另一个人萨米·帕特兰扬(Sammy Mpatlanyane)在他的床上被枪杀。当地市长还收到一条短信，警告他不要继续调查证据，“否则你将自掘坟墓。”据BBC报道，至少有四名姆博贝拉球场诈骗案相关人员最终惨遭谋杀，另有三人离奇死亡，“可能是被毒害”。

国际足联对此事一直绝口不提。最近四次被选出的世界杯主办国，标志着国际足联16年的工作和数百亿美元的收入，而这四国的民主指数排名则一个比一个低。从南非（第30名）、巴西（第47）、俄罗斯（第107）到卡塔尔（第137），在这些地方，政治权力源于承袭，同性恋则被视作犯罪。为了足联自身和赞助商们的利益，国际足联要求世界杯主办国制定复杂的司法豁免和税收豁免范围。因此，尽管足联从比赛中吸金35亿美元，半数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南非也没能从中取得半分税收。自由民主国家并非不愿做出类似让步，但是当足联习惯了收受贿赂，享受豁免，接受包庇和纵容，当它不再想有所支出，那么在某种层面上，越糟糕的合作伙伴反倒是越好的选择。

换言之，国际足联腐败的影响之所以如此重大，原因并不在于执委会的廉正对普通欧美球迷来说有多么重要，而在于国际足联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无论足联的决定多么荒谬，它们都为发生在别处或好或坏的事情打开了一扇门。比如执委会的老男人们为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骑士感到烦扰，这导致了南非的剥削和谋杀。“社会中充斥着魔鬼，”布拉特曾这样说，“而你会从足球中发现这些魔鬼的踪影。”尽管他们的做派与狄更斯笔下不足称道的反面人物如出一辙，国际足联的高管们却并非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说世界中，而是真正影响着这个现实世界。

筹备工作一如既往仍要继续。2014年巴西世界杯将会成为一场旷世盛宴。到那时，足球运动将荣归耐克公司眼中这项运动的“故里”，焰火表演也会为国际足联带来大笔收入。筹备工作由64岁的里卡多·特谢拉负责，他是个巴西人，身材矮壮，有着匪徒般臃肿的脖颈和富豪般呆滞的眼神。他还是若昂·阿维兰热的前女婿。特谢拉和阿维兰热的女儿露西结婚将近30年；两人于阿维兰热退休前一年，即1997年离婚。作为执委中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特谢拉的名字不仅在特里斯曼男爵的证词中被提及，更是出现在BBC《全景》节目的调查中。带着特有的机敏与狡黠，他回应了这一控诉：他发誓只要他坐在执委的位子上，就要让英国足球过“地狱”一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