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名字很拗口，但小说是真不错。5月16日首映。我是老谋子粉，我一定要去看《归来》。去看《归来》之前，转发一篇潘采夫的分析文章。
这张剧照真的太打动我了。表演到了化境，
南都周刊：新闻说斯皮尔伯格看完《归来》后哭了一个小时，他有没有告诉你被什么感动了？
张艺谋：那天我还挺感动的，他93岁的老父亲身体不太好，他陪着去医院了，后来还好没什么大问题，他专门赶回来在他的工作室看片子。看片子我没陪着，在工作室等他，片子放完他一个人推门进来，两眼红红的，手里拿着一团纸，纸都湿的，就是干了湿、湿了干了揉的那样儿。他见面就跟我说，因为我也不懂英文，大概是这样的话，“我一直在哭，非常感动”等等，大概就是这样。
张艺谋
《归来》能否重赢知识分子的心？
主笔_潘采夫 摄影_刘浚
初见张艺谋之前，我的脑海里还回旋着小学时看《红高粱》的情景，记忆偶尔还会串行，以为嘶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不是姜文，而是张艺谋。待一个穿黑衣的人进来，坐定，冲我笑，我才意识到，张艺谋已是一位64岁的老人。
他的脸的确很像兵马俑，一张非常中国的脸，没有第二个人的面部有他那种刀砍斧凿的质感。他不动时如同一尊远古雕像，咧开嘴巴笑起来，又变回了憨厚的西北汉子。这种双重印象，让我想起黑泽明的《影子武士》，武田信玄沉默如山，不怒自威，他的替身却是藏不住的扭捏与胆怯。这两者，浑然统一在张艺谋身上，如同众多历史人物具有的双重性格。我问哪个才是他的本来样子，他沉默一阵子说：“人一生中，只有几百个，甚至几十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其他的多是误解，以讹传讹。”他常说的两个词是“不解释”、“算了”。
我一直认为，凭着这样的性格和面容，张艺谋本可成为最好的男演员，中国的高仓健，然而命运给了他另外的选择，一条更危险、更有权力、挂满桂冠也遍地荆棘的导演路。
《归来》释放的信号
电影《归来》海报
5月16日，张艺谋脱离张伟平后的首部影片《归来》将全国公映。《归来》脱胎于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一部出色的“文革”小说。但张艺谋只截取了小说的最后部分，让故事从“文革”中的陆焉识逃回家看妻子开始，然后主要讲述“文革”后，陆焉识和妻子冯婉喻的“精神疗伤”。
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爷，回国后成了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时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被平反。所以这是一部纯正的知识分子电影。当逃出农场的陆焉识进入镜头，形象和表演方式的反差，我一下没认出是陈道明。他表演中的霸气和夸张完全消失，变得含蓄隐忍，身上的书卷气也契合大学教授的身份。影片中打动人之处，也多发生在陈道明的表演情节中。
张艺谋说，陈道明很努力，很多场景他会提供三四种表演方式，而张艺谋剪取最不演的那一条，那最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也融于影片的风格。陈道明的改变，背后是张艺谋的改变。
讲述“文革”的电影并不好拍。《活着》有大段情节正面讲述“文革”，让葛优成为戛纳影帝，也给张艺谋带来了遭禁的厄运；田壮壮的“文革”电影《蓝风筝》遭禁，本人更被“禁赛”多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命运多舛。不可否认，这几部直面“文革”的电影，成为中国艺术电影的高峰，也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史诗。张艺谋新片仍然对准“文革”这一敏感区，既显示了某种选择，也释放了一种信号。
但张艺谋从来不是跟体制死磕的人，他接受了之前的教训，《归来》虽然从“文革”讲起，但并不直接表现，而是瞄准了“后文革时代”，讲述“文革”后疗伤的过程，讲述“文革”带来的次生灾害，解释更深层次的痛苦。你可以当成家庭伦理片来看，这是它催泪的地方，也可以作为“文革”电影来解析。张艺谋对记者说，《归来》和上述几部“文革”电影不是并列，而是前后继承的关系。“文革”如二战一样，在几十年、一百年之后，也仍然值得文学家和导演深度挖掘，反复吟唱。
不得不承认，无论从应对审查还是艺术表现，《归来》的角度选取都令人叫绝，显示了张艺谋的精明，以及对尺度拿捏的精准。离开了张伟平，不再有商业票房压力。对商业电影的厌倦，再加上作家的辅助，张艺谋开始向艺术电影回归，并向他的老朋友们(后来成为老对手)——知识分子靠拢。
与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
几年前，《三枪拍案惊奇》放映前后，张艺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想让知识分子笑，很难。”一句话道出张艺谋对知识分子的五味杂陈。
在闹僵之前，张艺谋和知识分子其实有过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往往有出色的小说作为母体。那时候张艺谋和莫言一块种高粱，和余华、刘恒一起改剧本，他对文学和作家甚至尊敬到了虔诚。1987年《红高粱》放映后，体制内老干部大怒，认为张艺谋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观众，群起批判《红高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这部电影得到百姓的喜欢，思想新锐的知识分子更从中解读出了时代气息，对电影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活着》的遭禁，让知识分子对张艺谋的支持和同情达到顶峰，但张艺谋本人的感受要苦涩得多，他更在乎的是电影能不能被国内的观众看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参赛戛纳电影节，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认为是在替政治做宣传。张艺谋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不接受西方对影片的政治化解读，宣布退出戛纳电影节。这种向西方说不的姿态，激怒了国内知识分子，一封信成了决裂的开始。
决裂的标志是《英雄》，票房取得空前成功，但影片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令知识分子愤怒。著名学者崔卫平认为影片“以法西斯美学为极权者找合法性”。张艺谋没有辩解，但迹象显示他深感委屈。采访时他对我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批评有些过度政治化，因为他拍《英雄》时根本没想那么多，而且当时他想拍另一个结尾，即秦王陈道明欺骗了刺客李连杰，只不过念头闪了一下没有去拍，如果采用这个结尾，结果就会完全颠覆。
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甚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张艺谋戴上了“红卫兵情结”“装修大师”等头衔，他成了知识分子的公敌。最激烈的批判来自2004年，北京《艺术评论》组织“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批评张艺谋“追逐名利、失去灵魂”“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有文化恋尸癖”，等等。
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会批判，而作为中国导演来说，批判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死法。深知这一点的张艺谋，寻找适合生存的空间，赢得了市场、票房，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心。这也成为张艺谋心中的隐痛。他说知识分子的批评有道理，但又抱怨他们过度政治解读。
从这一点，张艺谋“归来”的意义，既是离开商业挟持后向艺术电影的回归，也许更是张艺谋向知识分子的回归。但只有等到《归来》上映，我们才会知道，知识分子会不会重新接纳他，欢迎他的“归来”。
原标题：对话张艺谋：我的性格是个悲剧
想创造一个新类型
南都周刊：新闻说斯皮尔伯格看完《归来》后哭了一个小时，他有没有告诉你被什么感动了？
张艺谋：那天我还挺感动的，他93岁的老父亲身体不太好，他陪着去医院了，后来还好没什么大问题，他专门赶回来在他的工作室看片子。看片子我没陪着，在工作室等他，片子放完他一个人推门进来，两眼红红的，手里拿着一团纸，纸都湿的，就是干了湿、湿了干了揉的那样儿。他见面就跟我说，因为我也不懂英文，大概是这样的话，“我一直在哭，非常感动”等等，大概就是这样。
南都周刊：《归来》从“文革”开始往后推，讲后“文革”时代，它是从艺术本身考虑，还是从审查方面的考虑？
张艺谋：审查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其实大家这么多年来都了解，你也不用去挑战某种东西。主要是从艺术角度，因为我们反复谈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拍“文革”题材，是不是还会像三十年以前，只是在血泪控诉，在忆苦思甜，在伤痕，我们一定不会满足。我常常这么问，再过20年、30年，还有年轻导演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话，他的角度一定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任何重大的历史时期，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在反复的吟唱中，都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旋律，所以这就是艺术。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拍，我自己觉得就是想创造一个新类型。
南都周刊：有一个观点说，《归来》跟《活着》《霸王别姬》，包括《蓝风筝》，应该是一拨儿的，但我感觉从《苦恋》《芙蓉镇》《活着》《霸王别姬》到《归来》，也许是一种前后继承的关系。
张艺谋：我认为你说得对，我其实是有意这样做的，希望有新的变奏。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一种东西，在美学观念上，一直重复一个东西是很无能的。你总是希望它有不同的东西，就像二战的题材，至今拍，可能再过一百年，它一定是不同的东西。
南都周刊：《归来》这样一个片子，放在当下商业环境中反倒有些孤独。
张艺谋：对，有点逆潮流吧，就是希望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商业大环境中，大家欢欣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某种担忧，某种忧虑，可能在精英群体中经常讨论，就是中国电影的人文价值、思想内涵缺失。所以我自己也是想力所能及地拍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是在美学上有新的尝试，新的类型；第二个也是想在逆潮流而动，扮演一个另类，这个另类也许会有自己的价值吧。
南都周刊：当初拍《英雄》的时候就引领了一个潮流，现在又把自己开创的潮流否定了。
张艺谋： (笑)对，那时候其实是又一种另类。现在差不多也是这样。
让知识分子满意
南都周刊：《活着》1994年获得了戛纳的评审团大奖，到现在二十年了，中间没得什么大奖，如何评价你这二十年？失落的二十年？
张艺谋：戛纳很多年没去了。我自己认为不是失落，是大的环境变了，我们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开辟一个新天地。也就是说即使当年不是《英雄》也可能有另外一个“英雄”、“狗熊”出来，突然掀起中国的大片热潮。它就是时间到那个点了，全民、全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进入相对商业化的一个背景。你看吧，这么多年，也不光中国，全世界的佳作并不多，好莱坞一统天下。人类历史就是在进入相对稳定，只有局部有恐怖战争的情况下，离开苦难之后，大概都庸俗了吧。
人都有很多过不去的人情
南都周刊：有个名字绕不开，张伟平，抛掉个人恩怨，你有没有总结过这段合作的得失？
张艺谋：是我自己不想提这样的话题，我只是认为在那个时期，主要是大时代。其实我反倒认为《英雄》是江志强创造的。我跟你讲这过程吧，我一直是打算拍一个动作片，我很喜欢，结果等我把剧本攒好了，李安《卧虎藏龙》出来了，所以我想放弃，但是我只是觉得可能对不起自己，就想拍一个小格局的。结果有次见江志强，我说你给我推荐一些武术指导，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李连杰拍？”
南都周刊：你原来说过作为一个导演不能让投资人赔钱，有没有过赔钱的？我感觉可能 《活着》得赔吧，因为被禁了。
张艺谋：不过《活着》海外还是可以的，而且《活着》成本不高，所以海外最少持平了吧。
南都周刊：《金陵十三钗》呢？
张艺谋：《十三钗》绝对没有亏。
南都周刊：《金陵十三钗》我当时感觉，只差一步就到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差一口气，到底差哪了？
张艺谋：那口气，我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定位，当要求电影挣钱的时候，会差那口气，就是当时一定要求这个电影挣钱。如果这个定位说不要求电影挣钱，把他拍得艺术和纯粹一点，那一口气就续上了。
南都周刊：被资本给办了。
张艺谋：等于是，你现在说这个《归来》，没有要求这个电影挣钱，你就可以拍得纯粹，这个是会影响导演创作兴趣的，从最初就影响。
南都周刊：导演不能抵制或抵抗吗？
张艺谋：很难，人都有很多难言之隐，有很多所谓过不了的人情，人情世故，中国人大概就是这样子，再加上还有我的性格。我倒是很佩服王家卫的性格，我觉得王家卫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建了组打草稿，我天，大组都建起来了打草稿，拍了两个月可以不要，我就很佩服王家卫可以把一切撂到后头去，管你挣钱不挣钱，管你演员骂不骂，管你对得起对不起谁，我就是要这口。
南都周刊：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很少有导演做到他那个。
张艺谋：我觉得我的性格做不到这个，也不能强迫自己装。我如果是他这个性格我可能就会少很多骂声吧，就不顾一切。其实你要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似乎是应该不顾一切，心中爹娘都不认，就是艺术，当然能做到这个的没几个人。我不是那个性格，算是个悲剧吧。
沉默是我注定的性格
南都周刊：问一个高大上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说普世价值，电影的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
张艺谋：电影这种形式，它从一百多年以前诞生开始，就决定了它是一个杂耍性质出来的，是杂耍加技术产生的东西。只有一百多年历史，比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等晚很多，但是它影响力很大，而且它至今脱离不了大家对它的娱乐性的要求。电影的普世价值，我自己认为它更要求通俗易懂，你刚才讲的这些主题都没问题，自由啊、生命啊，爱情啊，英雄啊，真善美都没问题，但是通俗易懂是对电影的基本要求。第二个就是要求生动、感人，这个特别难。你不生动感人，你那普世价值再正确也还是个垃圾。
南都周刊：现在我跟你交流的时候觉得你是平常人，但在公众心中你又是一个反差很大的形象，你自己有感受到吗？
张艺谋：你说的这个我能想到，因为很多人跟我走近以后也有这样的感慨，我也不知道，也许就是这样吧，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想象、通过宣传来看你，我觉得这很正常。
南都周刊：这个跟你习惯于沉默，不解释，是不是有关系？
张艺谋：对，有关系，沉默不解释也不是要装什么，是我个人性格吧。过去因为出身不好，狗崽子，爸爸他们这一代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军官，长期受压；在“文革”期间，就是很自卑，无出路，绝望，孤独，再加上性格不爱说话，我是现在当导演话多了。所以就长期的这种成长经历，使我忍耐力超一流。
一般来说，对于所有外界的说法，我都是采取抱元守一，不应答不说话，硬着头皮。其实有很多别人对你的误会，有时候让你也很苦恼。别人说要不你出来说两句，我都说“算了”，就一句话“算了”。最后别人一看整个就是一个狗肉上不了席，也就算了不劝你了。长期形成这样一种退缩的，我自己认为就是“鸵鸟政策”。久而久之，许多东西就以讹传讹，成了定论，否则你怎么不出来说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很佩服(冯)小刚的性格，说得不对立即跳出来，跟你拍砖，这样可能反倒别人觉得可能说得不对，要不他怎么急了。其实清官难断家务事，有很多事情大众关心的，未必是事情的真相。
南都周刊：有时候大众看的是姿态。
张艺谋：对，姿态本身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很遗憾，道理都懂，可还是做不了这事。我非常知道许多东西是妖魔化的，是没有对和错的。有时候我也常常这么想，也是阿Q吧，我出来解释了，大家就觉得可以了吗？我觉得未必，这几年事也多，我试着发了几回言，结果发现劈头盖脸，更严重。得的经验还是少说为佳，病从口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也是改不了。
南都周刊：也许从换了合作伙伴开始，从拍《归来》开始，会有一个改变？
张艺谋：我自己倒是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希望大家对我的议论别停留在私人的事情上，如果只讨论电影，随便骂、随便夸、随便怎么说，我都已经很开心了，只要光说这个话题，不说其他的就挺好了。希望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
本文选自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