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现同样商品竟买得比别人贵，免不了捶胸顿足，暗自发誓“永不光顾”。

 

作为消费者，我们或许能避免一再被人砍菜头，但当整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沦为菜头时，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

 

四届世界杯的光景——不到20年，在本地观看这四年一度足球盛事的电视转播收费，已从免费暴涨至超过100元，成为世界上最贵的地区之一。上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之一陈钦亮在面簿上，发了一则细数20多年来相关收费变化的帖子，凸显出收费增长之快，引起网民调侃：2020年后的收费是否会达到1000元？

 

公众的不满不仅因为转播收费贵，更多是不解为何在大多地区都能以低价甚至免费观看世界杯赛时，唯独我们这个小国必须付出如此高价。

 

最近升任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第二部长黄循财上月在国会中指出，本届世界杯播映费在全球上涨了20％至40％，由于本地观众市场小、广告和赞助商又不多，付费电视业者支付高额转播费后，无法获得更多赞助或广告收入，只能将费用转嫁给消费者。

 

那么，业者最初开价为何如此阔绰？是不是本地付费电视业开放竞争后，引发业者恶斗，最后得由消费者买单？

 

根据黄循财的解释，背后原因看来更为复杂，因为精明的国际足总看准新加坡球迷多、消费能力高，早已为我国的世界杯转播费设下一定的底价。纵使本地业者合作低价竞标，国际足总也可以不买账。说白了，就是国际足总已把我国球迷视为刀下的菜头。

 

其实，类似“看你有钱，就要你多付”的现象并不限于世界杯转播。就连一些必需品如药物，其定价也以同一原理运作。各大国际制药厂一般根据个别国家的社会生活水平制定药价，即越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药物价格越高。

 

无独有偶，本地近期公布的一些调查结果，也与这个现象相呼应。

 

上月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与贸工部发表了一份针对苹果、ZARA和宜家，在新加坡和其他10个大城市的产品售价进行比较的报告，显示约三分之二产品在本地的售价都高于中位价。

 

今年3月，引起坊间热议、由经济学人信息部发布的2014年度生活费排行榜，将新加坡列为全球外派人员生活费最高的城市。列入调查的商品主要为国际知名品牌，报告列出新元走强的汇率是因素之一，不过相信高价格的背后，可能还基于一些商业机密——国际商家鲜少挑明的“按国定价”策略。

 

新加坡作为一个大量依靠进口物品以满足生活所需的小国，无疑只能是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际名列前茅，如果国际企业和机构都以此作为定价标准，我国社会将更深切地感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痛。

 

面对漫天开价者，消费者固然可以拒绝交易，但当消费群体由不同负担能力的人组成时，一小群愿意也有能力支付更高费用的消费者往往就是决定因素，经济能力有限者的利益必然被牺牲。令人担忧的是，长远来看，这种高价追逐只会形成恶性循环：高价格推动高消费，再继续助长高价格，促使更高的消费。因为“总会有人买单”构成了这个社会仍能集体负担的表象，也难怪国际卖方会不断推高价格顶限。

 

诚然，政府可以在基本生活开销如药物方面给予津贴，甚至安排更多民众俱乐部转播世界杯赛等，让高价格不至于过度影响人民的整体生活素质。可是，当这种高价格渗入越来越多物品，包括不获政府津贴、人们却难免渴望拥有的一些较高档次产品时，对大部分中产阶级国人而言，“想要”的感觉越来越遥不可及，可能就会直接冲击他们对政府的满意度了。

 

生活费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最直接。生活中，我们都有“需要”和“想要”的物品，高生活费在某种程度上可通过货币政策应对，缓解输入型通胀的问题。至于面对国际商家的特殊“菜头待遇”时，如何有效地调度外部大环境的现实和内部的民众情绪，将持续考验执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