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山西运城“房媳”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她的背后是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2013年6月24日《新京报》）

一人被调查，一个家族落马，看上去让人心惊的现实，在今日中国并不是稀罕事。北京大学冯军旗博士访谈某县161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写出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描写了和山西运城相似的农村：一个普通县城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房媳”所处的“政治家族”只是不小心露出狐狸尾巴的那一个。

所谓“权力家族化”，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与家人亲友共享权力，二是与家人亲友共享财富。二者密不可分，但各有所重：前者是利用手中权力将家人亲友提拔，形成权力场中的近亲繁殖；后者是利用自身特权为家人亲友谋利，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权力家族化”催生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官员家族”，内部彼此勾连、互相庇护、荣辱与共，衍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家族化

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起源甚早。三代行“封建”，分封的往往是自己的亲戚、族人；爵禄皆世袭，从天子、诸侯、卿大夫甚至到最普通的官职莫不世袭。尤其是西周“封建亲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政治制度完全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然而，“世卿世禄”也意味着任何一位官员的爵位都不能随便任免，天子不仅不能随便废除诸侯，甚至不能随便废除身边普通的工作人员（如宰、工、史之类），这对王权不能不是一个限制。另一方面，爵位的世袭还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这当然也是一种约束。然而，这种制度最致命的局限，是容易导致诸侯兴起、地方割据。到东周时期分封世袭的弊端彻底暴露，随之而起的是长达五百多年的战乱。

应该承认，从战国游士的兴起到秦汉郡县的确立，是对权力家族化制度的沉重打击。人才的流动加大了，官员的选拔公开了，家族和背景的作用削弱了。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权力家族化就消失了，相反，它以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当世袭不再，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提拔亲信的阻力小多了；当世禄消失，为官者就没了稳定感，依赖裙带的欲望强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郡县制虽然废除了世卿世禄，却废除不了世家大族。虽然从汉到唐，中央政府为完善郡县制作了不少努力，但门阀世族仍然控制着国家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如果说在西周，权力家族化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到秦汉以后，权力家族化则采取间接、隐蔽的方式。宋代以来，随着门阀世族毁于战乱，科举制度全面落实，权力家族化再受重创，“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有了根本扭转。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权力的家族化就消失了。明代的中央集权和清代的部族政治，都使得外戚、宦官更易登上权力中枢的核心。

西汉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汉宣帝下令将前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家族满门抄斩，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达数千家。霍光本汉室重臣，功勋卓著，堪称忠良。但他长期专权，让自己的亲友一个接一个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又纵容家人占用皇室资产，聚敛无量财富。故司马光说霍氏之败是因为“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资治通鉴》卷25），而班固则用“党固亲连”（《汉书·霍光传》）四个字来形容霍光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可以说，霍氏之灭是郡县制下“权力家族化”的一个典型，类似的情形在后世几千年中从未中断过。

文化心理结构能根除吗？

为什么中国古代数千年间政治制度沧海桑田，而权力家族化却绵延不绝？从三代到战国，从秦汉到隋唐，从两宋到明清，官员制度几多变迁，可权力家族化却花样繁多、不断以新的形式复活，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家族化虽受制度影响，其根源却在文化习性，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体说来，权力家族化的深厚土壤是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费孝通先生曾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将中国文化称为“差序格局”的文化，意指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关系网络中；台湾学者黄光国指出，在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人情和面子起着枢纽的作用。

H. C. Hofstede， Harry C. Triandis等人深入地研究了世界各地文化中的“团体主义”（collectivism），中国也是团体主义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中的团体主义乃是其关系本位的自然发展；中国人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团体”看作个人的避风港，倾向于在关系团体中找到人生安全感。按照许烺光、Richard Nisbett等人的看法，西方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自立和超越中，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关系和团体中。

中国文化的上述心理结构决定了亲情至上，因为亲人是一切关系中最近的关系；亲人之间不仅分享权力和财富，更共享幸福和安乐。另外，关系本位的文化心理还导致关系超过公义、人情大于法理、小团体高于国家。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权力家族化的文化根源。

正因为上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才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根除。只要这一心理结构持续存在，无论你变换什么样的制度，它总能见缝插针，变相再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人提出改造国民性、铲除中国文化心理本身，以求治本之策。例如，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提出“新民说”，认为中国文化的习性是有臣民而无国民，有私德而无公德，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咎于缺乏独立、自治的人格。后来从鲁迅到柏杨的国民性说，延续了这一思路。

然而，这一思路的最大错误不仅是低估了文化心理结构的力量，也错估了它的价值。今天看来，各国文化心理结构皆有优劣，不能因部分而否定全体。文化心理结构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情感归依和心灵状态，对它不能持一种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心态。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和亲情至上，虽有很多缺陷，也有巨大价值：毕竟它是我们幸福安乐的源头、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生生死死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经营它、完善它，非要彻底铲除它呢？千百年来儒家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经营和完善它，而不是铲除它。现代人自视甚高，动辄疑古非古；以为能彻底铲除，结果伤害更大，“文革”就是典型一例。所以，我认为文化心理结构可以改造，但不能铲除；可以利用，但不能抛弃。

　民主政治真的有效？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权力家族化可以通过民主政治来根治；很多学者正因为对民主的威力深信不疑，才动辄批评古人愚昧。应该承认，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议会质询等制度对于避免权力家族化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容易使权力家族化更盛行。这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家族化可以打着个人自由的旗号公开进行，家族、亲友、人脉可以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发展；它以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为特点，绑架选民、操纵舆论，收买议员、控制司法。“二战”以后各国的经验表明，个人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成功；团体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走样。在帮派林立、小团体主义盛行、私人关系吃香的文化中，民主实践更容易造成族群的撕裂、社会的动荡。这是因为当每个人都是关系团体的一员时，竞选就不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成了若干势力集团间的对决。今天你到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地看看，裙带关系非但没有因民主而削弱，反而更加盛行，并由于可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成为民主政治无法铲除的毒瘤，极大地妨碍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公平正义的实施。

民主无效、铲除文化心理无效，究竟怎样做才有效？只要我们正视历史，不难得到启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提出了如何规范官员选拔、以避免权力家族化的问题。《左传》中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讲的就是“任人惟贤”的问题。孟子提出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可以说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任人惟贤”与“任人惟亲”相对，显然有针对“权力家族化”的含义。

但是，要把“任人惟贤”（或“尊贤使能”）的原则落实为制度绝非易事，也许直到汉代人们才真正有意识地建立一套尊贤使能的制度，并在此后两千多年里不断完善和发展它。从汉代的察举、辟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再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实际上是试图通过社会推荐加公开考核的方式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由于当时社会上受教育人数稀少，普遍民众根本没条件受教育，加上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兴盛，直到宋代科举制度才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落实。

这里需要强调，虽然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中断，但是总体上确实有一个不断削弱的趋势。如前所述，从西周封建到秦汉郡县，就是一个巨大进步；从魏晋世族到隋唐科举又是一个进步；宋代科举制的完善，则可以说是人类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明、清两朝虽专制，但较为完善的科举制度仍发挥着破除权力家族化的巨大作用。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家族化未能根除，而轻易诋毁古人。事实上，正因为文化心理结构根深蒂固，不可能根除，才导致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指望找到一种可以彻底铲除权力家族化的制度，只是现代人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人正因为长期受这种幻想支配，才无视古人的经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切莫小视古人的制度创新

多年来，不少人对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包括察举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的评价停留在“维护中央集权”、“箝制人民思想”等之上，认识不到这套制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来避免权力的私人化和家族化，是把“尊贤使能”（也称“任贤使能”）制度化的伟大努力。而它之所以经过一千多年、到宋代才达到比较完善的境地，说明任何制度的建立都不仅是思想家个人的美好设想，而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及社会因素。我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等至少在三方面给我们以深刻启发：

第一，官员选拔过程透明化。科举制度等告诉人们，一个人不需要搞关系、找后台，只要有真才实学，即可能通过正常制度一举成名，成为国家最重要官员。这当然沉重地打击了裙带关系，可以说科举制在官员选拔过程的公开化程度上远远超越了今天，极大地带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

第二，官员培养过程社会化。即由于国家官员的选拔标准之一是学术和人品，特别是后来以“四书五经”为取士教材，这使得官员的培养过程可以社会化。政府不需要亲自主导教育过程，社会自发形成了一个长期、持续的人才成长的学习过程。

第三，官员选拔标准非政治化。古人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合格，不看他是否与现政权保持一致，不看他是否听话、服从，而看他是否孝亲，是否正直（抗言直谏），以及是否精通“四书五经”，等等。这些标准严格说来是非政治化的，更有利于发现人品端正和信仰坚定的人。

最后，要指出，古人为了避免权力家族化所采取的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官员的监督制度，这就是历史上相当发达、完备的监察御史制度。

今天如何避免权力家族化

今天要想找到比较有效地解决权力家族化的途径，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经验，另一方面更要学习祖先的经验。要知道古人的经验针对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设计，因而针对性更强，有时效果也更好。本文试提出若干思路如下：

首先，官员的培养。长期以来，我们把官员的培养过程政治化，以对一系列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程度，以与党中央是否保持高度一致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结果导致形式主义盛行，往往把一些人品不端、巧言令色之徒提拔上来。我认为今后国家干部的选拔应该淡化“政治性”，回归人性，真正发现人品端正、信仰坚定、不阿谀奉承、敢直言极谏的人，不应以是否党员、是否听话、是否保持一致等为标准。汉代的察举、辟举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为取士标准，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对社会风气也起到了强有力的正面影响，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