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知远
一
铜像被戴上「世界伟人」的纸糊高帽，像身拉起「以党国兴亡为己任」与「置大学死生于度外」的白布条……
这是一幕名为《图腾与禁忌》的话剧在高潮来临那一刻，演出地点是台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天井，表演者是台大的「反幽灵剧团」；他们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他们要对抗蒋介石的幽灵。
自从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的铜像就开始在这座岛屿上蔓延，从基隆到高雄，他站着、坐着或骑在马背上；他穿着中山装、长衫或军装，他的手或是扬起、拄着拐杖，也可能拿着书。蒋介石把自己的形象牢牢地嵌进这座岛屿内，这是无孔不入的统治象徵。大学的校园也不容幸免，几代台大学生已习惯了铜像在他们生活中出现。
这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的台大，正好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台大向来自豪于与五四运动的紧密联系，最受爱戴的校长傅斯年正是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健将，最知名的教授殷海光则以宣扬科学与民主精神而知名。
台大该怎样纪念五四？《图腾与禁忌》是学生会推出的一幕小剧场话剧。小剧场当时正在台北流行。国民党政权多年来将一套中华民族与党国的理论灌输给全社会的企图，若可说是一个大剧场，那么自发性的小剧场则是以个人、小群体、自下而上的叙事，反抗这国家自上而下的论说。
台北正处于民主转型的亢奋时刻。民进党已成立、解严开始、蒋经国去世，但国民党仍掌握国家机器，蒋介石铜像依然矗立在台湾各地，象徵着昔日权力仍如幽灵般无处不在。
也因此，在台大学生活动中心上演的这一幕，带有令人屏息的力量，它要直接挑战长期笼罩台湾的蒋家个人崇拜。这剧场的发起人是罗文嘉，台大政治系四年级生，也是台大学生会会长。在台大乃至整个台湾教育史上，罗文嘉是个历史性的人物。他是第一任由全校学生普选产生的学生领袖，也是从他开始，学生会会长取代了沿袭多年的代联会主席的名称。对于长期被国民党控制的校园，这是个了不起的时刻。
在同学眼中，戴着宽边眼镜、个子不高的罗文嘉，总有一股不断朝前冲的欲望。他曾发起反对校园福利社的运动，坚持福利社赚取的利润应该用于学生，不能被校方拿走。他发动同学开设自己的福利社，他们自己进货、送牛奶、卖便当，用低价击垮校方的福利社。他也是个宣传天才，参选第一届学生会会长时，他发动所有主要的社团为他助选，把传单发进了每一个宿舍，最终当选。
在他一九八五年进入台大时，没人指望过他扮演这样的角色、创造出这样的闹剧。他是桃园县的农家孩子，有个会耕田、看风水的父亲，全村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不免要烦劳他。他是个敏感的少年，读着《幼狮文艺》与《联合报》副刊上的作品长大，王尚义的《野鸽子的黄昏》、王秉钧的散文、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都曾影响过他，流亡文人的乡愁、青春的迷惘都曾让他陶醉。小学五年级时，他曾得过全县模范儿童的荣誉，受到时任桃园县长许信良的表扬。
比起文学上的敏感，罗文嘉的政治觉醒姗姗来迟。在台北的师大附中读书时，他是三民主义学社的成员，认定美丽岛的成员都是暴徒；读到党外杂志时，颇有要和他们争论一番的冲动。在最初的大学时光，他的同学常讥讽他是「小国民党」。一批支持党外运动的学长最终改变了他。罗文嘉在宿舍里听他们用台语谈论台湾的命运，第一次听到「台湾独立」、「亚细亚孤儿」；一位名为李文忠的学长的绝食行为更深深震撼了他，这为学长因参与「党外运动」而被学校开除。
《图腾与禁忌》像是他为大学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再没有比挑战禁忌更好的表达方式了。台大的另一组社团也在一周后的一场电影欣赏会上，将A片与国歌同时放映，以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嘲讽。
挑衅招来了干预，台大校方准备开除他与另一位发起者许世杰。社会力量声援这群捣乱的学生，一群作家与活动者在台大校门口绝食，打出「声援两岸学运，抗议台大议处罗文嘉」的标语，将台大学生与北京学生相互比拟。
受此刺激与鼓舞，反幽灵剧团决定再搞一场，以示不屈辱的反抗姿态。这次剧码更名为《图腾与禁忌续集——血祭罗文嘉》。在场的演员与观众把各式各样的帽子轮流盖在铜像上，帽子上写了各式各样的称谓——青年导师、自由灯塔、人民救星……这都是宣传机器赋予这位独裁者的头衔。他们还要一边戴着、一边献唱，把歌颂蒋公伟大的童年歌曲编在一起，彻底完成这一幕政治讽刺。参与这场活动的同学都签了一份保证书，表明自愿参与，以示分担责任。
台湾社会的确更为开放了。罗文嘉没被开除，他得到毕业证书，前往台东服兵役。他也把这挑衅作风带进军营里。他抗议休假被取消、声称在捍卫军中人权，做好了被军事审判的准备。运气再度帮助了他。他没被扔进监狱，反而得到休假。这运气也象徵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更大的自由、更多可能性，一切价值都将被重新评估。
这两次未兑现的惩罚也变成了他的新财富——「它们都是心理建设的一部分，你为最坏的结果做了准备。」罗文嘉特别兴奋地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这纵情的青春与此刻的中年生活，还有多少关联？
二
我初见罗文嘉是在二○一一年初，在台北专卖各种电脑与配件的八德路上一间废弃仓库改建的办公室里。
仓库里没有电脑配件，而是改成了时兴的艺文空间。这个场地举办纪录片放映会、思想沙龙，也借给临近社区的老人乐团使用。当我走进时，他们正在练习一首台语民谣，日后我才想起，这首曲子叫《望春风》。
走入仓库内的会议室时，桌上已摆上了金门高粱与各式卤味。除了带我到此的一位可爱青年、媒体界的两位朋友，现场就是罗文嘉与马永成。在陈水扁兴起的九○年代，他们以「罗马」之名着称。罗文嘉是这个仓库的临时主人，他与天安门的学生领袖王丹组建的两岸民主基金会也设立在此。
我至今不清楚这场会面的原因，或许是他们觉得要促进两岸交流，也该认识一位恰好到来的大陆作家。那真是醉醺醺、飘飘然的交流，话未说几句，金门高粱已让我一阵茫然。不过，即使在这飘飘然中，我心中仍有一丝警惕。我对这曾被称作「罗马」人物的故事不甚了解，却也知道他们与陈水扁紧密相联。陈水扁给我的印象不是他的贪腐，而是他小家子气的格局与台独倾向。陈在位的八年，也让我们对台湾的美好期待蒙羞——你创造了华人世界第一个民主政体，民主却造就出这样让人失望的结果。
接下来的两年中，他们成了我游台之行必见的朋友。有时下午喝咖啡，有时夜晚纵酒。我对他们既心存好奇，也羡慕这么年轻就卷入了历史。因为年龄相差不大，还有一种兄弟式的亲切。其中或许还有一种莫名的虚荣心，倘若以北京为参照，我可无法想像和退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或是宣传部部长们坐在路边摊上，拍着彼此肩膀碰杯，从台啤、绍兴黄酒到苏格兰威士忌。我们谈论政治、文学、青春、八卦，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尤其是文嘉，有一种令人意外的单纯。
一开始，我下意识地回避谈起陈水扁时代。我对那个时代不了解，也不想引起他们的不安。紧接着，好奇心冒出来，他们到底如何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这该与媒体上的单调描述不同吧……
退伍后，罗文嘉准备出国读书，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普遍选择。立法委员陈水扁找上门来，希望他能加入立委办公室。这是一九九一年的台湾，这位陈委员是政坛的新进人物，与谢长廷、林正杰并称「党外三剑客」。
对于罗文嘉，这个邀约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相较于陈水扁，谢长廷更富魅力，他的智识与风趣让年轻人折服，陈水扁的视野太过狭窄。
不过，既然无事可干，他就半心半意地成为一名国会助理。他的留学计画也同样半心半意，台湾此时正在剧烈变化，他何必要离开？真正的诱惑来自街头。解严几年来，党国机器与它所代表的一整套制度与价值正逐渐瓦解，长期受压抑的各个团体的各种诉求开始喷涌而出，农民、知识分子、环保分子、工人、妇女团体还有老兵，他们把街头当成最重要的战场与表演场。罗文嘉把带兵之道用在台北街道上，他不仅参与各种游行，还与同志们共组了「100行动联盟」，将众多团体联结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国家机器的力量虽然正在退去，却依然强大，需要被不断冲撞。对他来说，与员警冲撞、被拘压，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街头闯荡了半年后，罗文嘉才把注意力转回国会。他的选举才能几乎立即得以显现。一九九一年底，他创造了「正义连线」这一概念，靠着帮陈水扁支持的两位民进党国大代表候选人造势，让两人都高票当选。
三年后的台北市长选举则让他的才能充分地绽放。这是一次规模与意义远超出政治领域的选举，一场全民嘉年华。
这是四百年来台湾的第一次！当时人人这样说，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投票直选出首都的地方首长，这也被视作是两年后的总统直选的预演。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来，被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开始释放，此刻则如火山喷发，一个政治冷感的社会变成了全民政治狂热。
在生意场、餐桌、KTV、家庭聚会上，人人都在猜测谁会当选台北市长。久未见面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串联，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拉票，汽车、货车、自行车都纷纷挂出三位候选人的三角旗，计程车司机要辩明你支持谁之后，才决定载客与否……
在这狂热中，一种新的渴求也逐渐形成。国民党的合法性已大为削弱，但公众对民进党同样缺乏好感——挑战者的悲情叙述固然动人，但他们真能治理这个国家吗？台独主张是否会引来海峡对岸的炮火？他们没完没了、经常粗鄙不堪的内部权力斗争也令人忧虑，对一座新兴中产阶级的城市更是如此……
「快乐·希望·陈水扁」，透过这个竞选口号，他们试图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创造出一种新形象。对比国会里那个咄咄逼人、翻桌子、掀黑幕的立委，这个「陈水扁」要呈现的形象，是一个是优秀台大毕业生、杰出律师、有效率的立法委员、一个照顾瘫痪妻子无微不至的好丈夫；这个形象也避开了民进党的台独意识，以一个中性、去政治化的面目示人，宣称能给这个正遭遇污染、交通壅塞、人口过剩、傲慢官僚等现代化挑战的台北市，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美好未来」的缔造者。
比起国民党的黄大洲和新党的赵少康这两位候选者，陈水扁所用的似乎是新的政治语言，这正是一心迈向未来的台北人期望的。
不仅他自己、他的整个团队也都象徵着希望。他的助理们都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脸上还带着明显的稚气，被称为「童子军」。这童子军的两位领头人是罗文嘉与马永成，他们是从大学就混在一起的同学，当罗文嘉担任学生会会长时，马永成是副会长。他们是完美的搭档，前者擅长宣传与对外事务，后者则集中于组织、人事。
对罗文嘉来说，接下来的四年，多少像是台湾小剧场的延续。这么多旧制度、旧习俗有待摧毁，这么多新价值需要重建。台北变成一个舞台，他们则成了导演，而这幕戏的场地则从台大的小剧场，变成台北城这座大剧场。
罗文嘉清楚记得，他如何在一九九五年的大学联考之后，把台北一整条街道封起来，让疲惫的学生跳舞狂欢。是他们驱散了官僚习气，把所有公家机关的服务台高度从一百二十公分降到七十五公分，让公仆与人民平起平坐，办事员要保持微笑、为市民递上水——这是市民的公仆；新政府也改善交通，治理社会环境，把台北变成一座宜居之城。新年夜，他们让整个城市变成游乐场，市长陈水扁扮演起超人与麦可·杰克森，他是「人民的阿扁」。他们致力把权力平民化，但却也开启了民粹政治的潮流。
「不管后人怎样否定陈水扁，也不能否认他四年台北市长的成绩吧。我想，那是他最好的时光，」罗文嘉感慨。这也是他公务生涯中最动人的时光，直到一九九七年台北市府因举办拔河活动，造成参加者断臂意外，罗文嘉因而离职之前，他都处在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亢奋中，也在自己肩上放上沉重的责任，似乎他理应对所有事情的成败负责。
这是一种可笑又可爱的状态。对罗文嘉和同伴来说，遇到陈水扁是幸运的；别的领袖人物总想表现出自己无所不能，害怕身边的人更有能力，陈水扁却让这群青年人尽情发挥，让他们设计脚本，自己配合演出；他不像是老板，更像夥伴。
在那短暂的几年中，台北市政府的确像是甘乃迪所说的「火炬已传到新一代人手中」。一位杰出的评论家的确曾以圆桌武士传说中的那座王国「Camelot」形容，这也正是当年白修德(Theodore White)用来形容甘乃迪神话的。罗文嘉、马永成就像是这个时代的圆桌武士吗？他们像是最幸运的这一代人，抗争却不需要付出代价。
三
一切乱糟糟，却充满生命力，社会成熟了但没有固化，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这是马永成对一九九○年代的印象，而他沉醉其中。
「选举最吸引人的地方，有人说在于它的胜负难料，我却觉得其中各种力量的稍纵即逝最令人回味不已」，他在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长选举结束后不久写道。「……看到、触摸到、感觉到各种政治力、经济力、社会力从我身旁经过……有些力量对阿扁的选情有帮助，我尽全力去捕捉这些力量……但大多数力量稍纵即逝，有些力量我捕捉不到，有些力量其实反而是反作用力……有些力量我只分到对手掠夺之后的剩馀，有些力量根本不是我的能力所及，最重要的是，有些力量会很难判断是否对阿扁的选情有利，」竞选的过程就是「和有形、无形的力量赛跑，但跑道的那端彷佛永无尽头……」
如今读来，这段文字充满了政治世界少见的敏感与诗意。不管当初还是此刻，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在大部分台湾人的心目中，马永成是个着迷于权力、并被权力摧毁的人。
在一九九四年那次选举中，马永成是「童子军」中最年长的一位，但也不过二十九岁。在新闻照片上，他常穿着不合身的西装，一个锅盖头式的发型、脸上还带着些许婴儿肥，笑起来既得意又憨厚。在这个「罗马」传奇中，他习惯在幕后工作，这可能出于害羞，也可能源于傲慢——沉醉于不动声色地改变人与事物。
罗文嘉和马永成的友谊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罗文嘉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人，在台语里，这很「臭屁」。不过，反之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思维古板的「小国民党」。最终，他们变成一对好搭档，性格与能力恰好互补。
马永成与罗文嘉不同，他很早就得到政治启蒙。他的父亲喜欢读李敖与党外杂志，对国民党统治尽是不满。他有左派倾向，一生被一种不得志的压抑感困扰。他先从福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台北，成为常年飘泊的海员。他在家中把这流亡与不得志化为一种沉默的压迫。马永成记得，在家里吃饭时，若米粒落在桌上，他会帮你擦，洗澡后浴室里有水，他则把他抹净，这让一个男孩子的所有行动都变得不自由。他也把自己的大中华意识、希望他读实用理工科的意志强加给儿子。很有可能，与父亲的紧张关系构成了他的反抗源头。
马永成的敏感也有迹可循。他在一群婆婆妈妈中长大，张妈妈这样说，李婆婆又这样说，他要辨别她们的意思，要懂得什么样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也因此意识到人性的弱点，这一点在他日后的生涯至关重要。
提起大学年代的反抗，马永成并不激动，更不打算高估它的重要性。他相信，这种反抗是时代情绪的产物，他们当初追求的理想并不深刻。专制政府是愚蠢的，解严了，但统治者没变，统治的方法也没太多变化，一直犯错误，这给你提供批判的弹药，你又不必担心为这种批判承担可怕的后果。「我们很像在压力锅最上面那一层的人」，他说，「是刚好被挤到那个地方，是被时代环境挤到那里的」。
在九○年代，马永成感觉到台湾在经过漫长的压抑与抗争之后，终于绽放了。而他也在绽放，某部分的他摆脱了父亲的阴影，也体验到成长与成功的喜悦——他的努力赢得如此关注，他和罗文嘉又是那么年轻，不仅选民喜欢他们，姑娘们也锺情他们。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也给他带来麻烦，在一桩沸沸扬扬的「喝花酒」事件后，马永成也辞职了。
不过，「罗马」的故事并未终结。当他们出现在人群中，仍会引起骚动。而陈水扁的神话仍在继续，一九九八年落选台北市长之夜，不散的支持者高喊「选总统、选总统」，期望阿扁市长在两年后参选总统。阿扁也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人物的风范，对着人群，他以邱吉尔式的论调讲道：「对进步团队的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徵」。
对于罗文嘉、马永成来说，这一定也是百感交集的一刻。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曾致力推倒一位偶像，如今却一起创造了另一个新偶像？
更大的荣耀与权力回来了。他们最终发现，摧毁他们的不是失败，而是更大的成功、更膨胀的权力……
四
这一天早上，一辆专车在罗文嘉家门前等着接他进市政府。他一路走进办公室，所有人都以另一种眼光看着他，带着某种恭敬与赞叹。
这是罗文嘉第一次明确体验到权力的滋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的新身分是新闻处处长，这是也是台北历史上最年轻的新闻处长，他刚满二十八岁，看起来就像是从学生会会长一下子踏进了处长的办公室。
更奇妙的感觉来自会议室。他发现警察局长与他同桌而座，他们成了同事，这也意味着他成了街头员警的上司——这真是头晕目眩的一刻。似乎前一天还在街头被他们驱赶，今天就突然可以对他们下命令。
「我觉得这注定是不长久的东西」，罗文嘉这样理解权力。在某种意义上，他也从未真正对权力感兴趣。在陈水扁入主总统府后，他反而远离了权力。他短暂出任过部长级官员，却再未进入权力核心，他也有意与此保持距离，甚至与陈水扁的个人关系也显着降了温；他曾被吴淑珍视为家人，如今却不再出入总统府。当二○○四年陈水扁连任竞选时，他婉拒了陈的助选邀请。
「看到所有人都蜂拥而上，你反而想离得更远」，他喜欢强调客家人的「硬颈」性格与读书人的清高。他也觉得，过早体验到权力的滋味并没有驯化他，反而让他强化了自己内心的骄傲。
不过，罗文嘉也未能在政治生涯上再有所作为。他竞选桃园县长、立法委员、提出的新民进党运动，最后都草草收场。他当然也看到陈水扁的困境，那个杰出的台北市长变成了糟糕透顶的总统，不仅未能满足全台湾的期待，反而堕落成黑暗的化身。
马永成深深卷入这种黑暗。「摩托车队开路，高头大马的宪兵给你开路，你他妈感觉还是很爽的」，回忆起陪同新晋总统陈水扁参加活动时，他的语气既玩世又坦诚。这当然不是他首次感受到权力，隐身幕后的他很早就意识到权力的核心是资源的分配，他一直担任这样的资源配置者角色。
马永成似乎也一直相信，是非与黑白间的界限从不那么分明。一个新的主政者不仅要开创外来的愿景，也被迫继承过去的遗产。倘若你真想实现一些理想，就得行走在中间的灰色地带。
从市政府搬进总统府，权力级数倍增，要分配的资源远超出马永成的想像。「政治太复杂，它是个黑洞，操作方式是固定的，不过是资源的分配与整合」，他在二○○一年接受同学何荣幸的采访时这么说。此刻，人人都知道他是总统最亲近的人，他在访问中表现出明显的玩世不恭，彷佛他不是带着崭新的理念来改造这个体制，而是乐于承认这个旧制度的惯性。
他也对于自己这个「学运世代」的强烈道德意识产生怀疑。「我们以前一起搞运动，一起做一些事，现在变成一个人，面对的是自己，以个人生活，也许就比较没有道德压力。」他也以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自己这一代人的使命，「这只是历史上的一部分，价值只在于鼓舞下一代人继续搞学运……但后面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甚至可能会失败，关键就看价值观有没有生根，能不能跟搞政治做一点切割。只要还有一点理想性，就还有意义，但若连一点理想都没有了，也不过是一群新的政客，就这样而已。」
用不上几年，马永成就发现权力的吞噬性比预料的更可怕。他开始感觉到自己被异化，权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被分割、也很难分享，最终你发现你只想去保持权力，而最初获得权力的目的，反而忘记了。他大部分所渡过的时光，无一不是焦虑。
这种焦虑在二○○五年转变成剧烈的不安。「……理想遭到非常大的挫折，不但失败，还让自己惹了一身腥。最后都是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让你觉得干到后面就剩这个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的历史就在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里面。」
很快地，马永成发现还有更「狗屁倒灶」的事情：他卷入牢狱之灾。第一家庭卷入这么严重的贪腐案，这个第一助手怎能逃脱关系？
他们该在多大程度上为此负责？「扁朝馀孽」，当听说我与这「罗马」过从甚密时，不止一位台北朋友用戏谑的口吻这么说。对很多人而言，陈水扁背叛了他们最美好的信任与期望，「罗马」从圆桌骑士成了帮凶，大众刻意遗忘他们曾经的贡献。就算头脑清醒者也明白，这不仅是陈与他的班底的失败，也是整个台湾社会困境的缩影，台湾的改变不仅需要政党轮替，也面临更结构性的挑战。
除去陈水扁的个人原因，罗文嘉也把这归咎于民进党的经验不足。在二○○○年前，这个年轻的政党只有过治理地方的经验，面对一个从外交、经济、军事到内政的国家机器，民进党不仅不知如何改变，甚至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了解。台湾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政权交替，常年的党国体制根本没有可能把国家机器的运转经验传递给一个在野党。
对马永成来说，这一切更加惊险。一直到二○○四年第二任总统任内，他们才明确感到能控制住军队与情治系统。他们当然也继承了国民党留下的金权结构，他们没能按竞选时所承诺的去改变这个结构，反而开始沉醉其中，分得一杯羹。人人都知道，这个不到四十岁的马永成过去曾经多么权势熏天，他的婚礼上曾是多么冠盖云集，礼金多么吓人。
对于「罗马」来说，这一切颇有自辩之嫌。陈水扁时代是他们尚不长的人生最主要的经验，「罗马」似乎也代表着青春、崭新的理想，在面对结构性挑战时的局限性。历史满是嘲讽。这个昔日「反幽灵剧团」的领导者，要打倒蒋介石偶像，却创造了陈水扁偶像，他们曾要反对国民党幽灵，如今却要面对「陈水扁幽灵」，它像个黑洞，吞噬了他们、甚至一代人的命运。「学运世代」以反抗者的姿态出现，却发现自己被吞噬。
五
「或许很多的新政权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吧」，在一个夜晚，罗文嘉对我说。他提到《哈瓦纳的纸醉金迷》一书，曾被寄以巨大期望的卡斯楚革命也曾导致这样糟糕的结果。
如今罗文嘉一边在桃园乡间种稻，一边经营他刚刚买下的水牛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曾在一九六○、七○年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的一系列书籍——从王尚义的《野鸽子的黄昏》到殷海光的《思想与方法》——曾影响了一代人，也包括罗文嘉自己。
这真像是个轮回，他似乎又回到那个爱读书的客家小孩的身分。这让人想起他在二○○一年同样接受何荣幸采访时所说的话。他说，他们这一代的角色还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真正显露出来，他们应该不只局限于政治，而应带动各个领域的进步，也不只是台湾内部竞争，还包括台湾外部的竞争；他们该创造一个环境、空间，让下一代更优秀，而他们只是接力棒中的其中一棒。
在最近一次的相逢中，罗文嘉讲起台湾的历史。台北城是中国最晚的一波建城行动的产物，城墙才刚建好，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台北人主动打开城墙迎接入侵者。他深深感受到一种历史宿命感，台湾人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座岛屿总是被中国历史所左右。
马永成则处在更深的煎熬中。他的官司仍在继续，仍不知何时可能入狱、又会被判刑多久。在某些酒醉时刻，他会抱紧身边的朋友，拜托他们照顾他出生不久的孩子。如今，他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纵情于台北夜晚的「小马」，而是一个父亲。他希望自己是个好父亲。他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正和缓过，即使在他最春风得意时，他的父亲也不愿分享儿子在政治上的成功，说那不过是个小朝廷。而当他失意时，父亲则说他连这个小朝廷也搞得乱七八糟。马永成没从父亲那里得到爱，如今希望自己能给予孩子足够的爱。
不过，他也准备与父亲和解了。「他的这种挣扎或许也是他生命的动力，他都活到九十岁了，还这么健康」。
不论如何，马永成已度过人生最糟的时刻。在二○○九年左右，他曾经有一年的时光，自闭，不见人，不敢走在路上，不看报，觉得人生无意义，整个人生都是失败的。
「可能是我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低了」，他对我说，「我觉得我尽力了，别人在我这个角色上，也未必能比我好太多。」他甚至不再希望法律能在他卷入的案件中，给对他公平审判，而更在意朋友对他的看法——他的确没拿一分钱。
至于历史的评价呢？「我个人是没什么历史地位的，尽管我有这个需求，但对我们做的事情，历史或许会在将来改变看法。」
他提起另一位陈水扁政府的要角邱义仁——一位昔日的反叛者与当权者——对他所说的：「不要担心，我们已经有了历史地位。」他所指的是，不管他们的治理多么糟糕，他们的确完成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也让自由、民主、人权这套价值观牢牢在台湾扎根。至于贪污问题，最终将在更长的历史视域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马永成对台湾的权力、政治版图的理解固然引人入胜，他最吸引我的却是他的敏感、孤独与焦虑，还有时不时冒出的文艺气息。
有一次我和他说起刚刚参观过张学良故居，这个东北少帅常年所困的新竹山中，竟是个泰雅族的原住民区。除了赵四小姐、偶尔来访的旧友，张学良似乎只能泡温泉寻求慰藉了。
「他该有多孤独」，马永成感慨地说，黑瘦的脸上有一种奇特的镇定与颓废。那的确是个孤独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又何止属于张少帅，从大陆流亡到此的人觉得孤独，本地人被压制于外省人之下也感到孤独。而在推杯换盏的人群中，马永成似乎也一样孤独，散发着一种无法排解的焦灼。
他给我推荐过日本作家川本三郎的《我爱过的那个时代》——东京青年们在一九六○年代的反抗生涯，浪漫而激动。当然，当事人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川本三郎身陷囹圄与道德困境，要在多年之后才能释怀。
我在书中读到这样两段：「就像切·格瓦拉说的那样，让所有对任何不义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来；这温柔，可能比他们的政治行动本身拥有更长的生命」，「确实对我们来说，那个时代并不是好时代。有死，有无数的败北。但那个时代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时代。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而是我们主义的时代……试图否定被编入体制内的自己。」
马永成一定在这样的描述中找到了青春时那种自由自在、又站在历史一边的感觉吧。很有可能，我对于他的感受是片面的。他的回忆有选择性，我不了解权力的内幕，更无须承担陈水扁时代给台湾带来的巨大的道德与心理创伤。或许，我此刻遇到的小马，并非那个昔日的小马。权力总让人变形，他此刻的敏感与压抑，在另一些时刻可能是巨大的傲慢与任性。或许，这两种状况都是真实的。他与罗文嘉此刻表现出的历史宿命感，也可能是推卸责任的方式——因为历史的惯性太过巨大，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一个午后，我们喝了太多的冰茶，沿着台北信义路缓缓地走着，像是进行一场不知目的地的漫步。寂寞的斑马线、寥寥的行人、灰色的楼房，都浸泡在浓浓湿气中，像是陷入昏迷。那天下午的台北，像是一座空城。对于这座城市，我逐渐失去了兴趣。所有曾让我感慨不已的特性，小巷、咖啡店、温和的男女，如今看来都不过是一种精致的无聊。倘若没有旧报纸上的那些激越的时刻，街头的抗议、兴奋的人群、夸张的旗帜，这城市就像是某种历史遗迹。
我喜欢看小马走路，微微驼着背、步伐稳定、双腿又有一种向外扩张的欲望。他习惯沉默，神情随性却又矜持，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一种江湖式的沧桑。这个如此渴望自由的人，被困在这座岛上。
在离开那家咖啡馆前，一个临桌的中年男子忍不住打断我们的谈话。「你是不是就是小马？」，他问道，伸手握住小马的手，「我看到你好几次，也不太确信。我在伦敦听过阿扁的演讲，你也在。」
这真像是历史意外闯入。那是一九九九年末，陈水扁应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之邀，前往该校演讲。而马永成则与朋友翻译了那本《第三条道路》，藉此为陈水扁的竞选造势——他们要为台湾的未来创造一条中间道路。
我想小马一定受到某种鼓舞吧。是的，人们仍否定你、反对你，但仍会记住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