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生的父亲

　　位于港岛半山腰上的香港大学仿佛一座迷宫，这里有各个年代叠加起来的建筑群，每一栋楼见证着不同的历史。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出校园，进入薄扶林道。车上一位香港大学的老师突然问我：“还记得小学课本里的《落花生》吗？”“许地山先生写的。”我答道。这位老师指着车窗外的某个方向说，“许地山先生的墓就在那边。”那个方向是薄扶林道上的基督教坟场。

　　半年后，我在南京见到了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

　　“我前些年去过香港给父亲扫墓，那片墓地已经很大了，跨了道路两边。”许燕吉说，“香港大学跟以前也很不一样了，当时只有那3栋红楼。”80岁的许燕吉跟我回忆父亲许地山时，是在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这些天她身体不太好，需住院观察。

　　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初，许燕吉曾经坐着家里的奥斯丁汽车行驶在薄扶林道上。父亲不会开车，开车的是母亲周俟松。

　　此时的许地山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们住在罗便臣道上的一幢两层小楼上，一楼租给一个英国人做生意，二楼还有好多房间。“那个楼就像个网球拍一样，”许燕吉说，“前面是客厅和我们家人的房间，后边是一间客房。”那间客房曾住过许多人，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因为梁漱溟跟她父亲一样，都吃素。

　　当年，港大想聘胡适做中文系主任，胡适推荐了许地山。原本任教于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因与校长司徒雷登理念不合，发生争执，被解聘。正好有这个机会，他便携家眷南下任教。

　　许燕吉小时候在香港住了7年。那时她去得最多的是陈寅恪家，她和陈寅恪的3个女儿玩得非常好，现在还保留着跟她们在香港的合影。有意思的是，许燕吉的爷爷许南英曾对做过台湾巡抚的唐景崧非常不满，而唐景崧正是陈寅恪妻子唐筼的祖父。

　　许南英出生于台湾台南。许家祖上是广东揭阳，在明朝嘉靖年间迁至台湾。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将台湾割予日本。许多台湾民众不服从，成立了台湾民主国。日军在基隆登陆，台北告急。时任台南团练局统领的许南英与镇守台南的刘永福，率兵支援台北。行至途中，台北失守，唐景崧退回大陆。许南英极气愤，只好南撤，“能固守台南，亦有复土之望。”

　　但是，失去支援的台南最终沦陷，许南英只能内渡至厦门。别离九代人生活的台湾，他深感痛苦，写过一首《如梦令•别台湾》——

　　望见故乡云树，鹿耳鲲身如故。

　　城廓已全非，彼族大难相与。

　　归去，归去，哭别先人庐墓！

　　许地山的名篇《落花生》里有一段话是许多人小时候都背诵过的——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文中的“爹爹”，就是许南英。

　　种花生的园子是许家在台南的住所，许南英的父亲取名为“窥园”。园名来自汉代董仲舒。董仲舒年少时读书刻苦，书房紧挨着漂亮的花园，但他从未进去，甚至没看过，“三年不窥园”。

　　许南英的际遇跟“花生”很像，“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他16岁就开始参加童子试，25岁取秀才，31岁中举人。当时参加乡试的地点是福州。多次渡海考试的许南英写过一首诗自嘲：“扁舟一棹马江平，席帽依然太瘦生。卖藕小娃犹记得，笑余三度到榕城。”

　　中举人后，许南英又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均落榜。直到1890年，光绪帝“亲政”，清廷特办“恩科会试”，许南英才取得“同进士出身”的功名，任兵部车驾司主事。此时的许南英已经36岁。到兵部不久，许南英就请假回台南，之后再没回去。

　　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京师主事俸禄微薄，官场应酬开销大，贫苦家庭出身的许南英难以支撑。还有就是，当时清廷腐败，许南英性格清高耿直，与官场风气格格不入。“天生傲骨自嶙峋，不合时宜只合贫。”——这是许南英在1892年写下的诗句。“那时考进士就像现在的人考个职称一样，我爷爷其实不喜欢当官。”许燕吉说。

　　许地山也是耿直之人。“我父亲如果活到解放后，也肯定没好日子过。”许燕吉说，“他不是那种会憋着不说话的人，燕京大学时，他就跟司徒雷登争论。周海婴不是写过嘛，有人问毛泽东，鲁迅要是活到现在，会怎样？毛泽东说，要么他闭嘴，要么蹲监狱。我父亲也会是像鲁迅这样的人。”

　　在文学主张上，许地山和鲁迅不是一派。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更具体地说，许地山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着“生本不乐”的宗教意味。他曾经在一篇序言里写道：“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

”

　　自信是有情人

　　许燕吉如今在各种表格上填籍贯的时候，写的是台湾台南。改革开放前，她是不敢这样填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填的是福建漳州。这样填写也有缘由，因为许南英离台内渡后，曾经希望归宗广东揭阳，但由于隔代久远，找不到当年的族谱，没法归宗。“别人搞不清楚到底该叫你爷爷还是孙子，没办法，就算了。”许燕吉说。

　　迫于生计，许南英还是向清廷谋求官职。他留在广东任职，按照清朝本籍人不能在本地任职的惯例，他只好“寄籍福建龙溪”。龙溪是福建漳州所辖之地，所以许家后人的籍贯成了福建漳州。

　　许南英在广东任职14年，子女也随之迁徙。所以，许地山除了会讲闽南话，还会粤语，留学英美，又会英语。而当年香港大学招聘中文系主任，要求英语和粤语都得精通。许地山符合这样的条件。

　　1911年秋，刚卸下三水知县的许南英，前往电白任知县。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代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南英对前途感到迷茫，写下：“强欲高歌和白雪，巴人下里不成声。”革命，还是不革命？这对他是一个问题。

　　受同乡邀请，许南英回到漳州任职。但随着局势变化，他最终失去官职。困顿中他一度想遁入空门，落发为僧。“我妈以前还跟我说，别人当官是越当越有钱，你爷爷是越当越穷。”许燕吉说。

　　一筹莫展时，有在印尼棉兰发达的华人请许南英写传记。为了生计，他南渡印尼，写完传记后，正好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困于印尼。后因痢疾不治，在棉兰去世，葬在了当地的华人坟场。

　　许地山曾经去棉兰给父亲扫墓。许燕吉和哥哥从没去过棉兰。那片坟场后来成了战场，再后来，城市扩张，那里成了建设用地，楼房林立，许南英的墓彻底消失了。

　　许南英去世前一个多月，是他63岁生日，他在那天给自己写了一首诗：

　　百年剩此肉皮囊，历尽艰难困苦场。

　　何日得偿儿女债，一生未识绮罗香。

　　蓼莪废读思阿父，风木增悲泣老娘。

　　目极云山千万里，临风涕泪湿衣裳。

　　许南英的这些诗后由许地山整理为《窥园留草》，于1933年在北平印发。当时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教。这一年，许燕吉出生。名字中之所以有个“燕”字，是因为她出生在北京。这个名字是外祖父周大烈起的。周大烈是湖南湘潭人，维新派人士，曾在陈三立处教书，教过陈三立的儿子陈衡恪。

　　周大烈连生7女竟无一男，所以，许燕吉的哥哥随了母亲家姓周，叫周苓仲。

　　2013年10月，许燕吉和哥哥去武汉参加了姐姐许棥新的葬礼。许棥新是许地山与第一位妻子林月森所生。林月森是台中人，她的父亲是当地著名乡绅林朝栋。1884年，法军侵台，林朝栋率兵抗法。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林朝栋支持台湾民主国，抵抗日军。

　　1920年7月，许地山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留校任助教。3个月后，林月森因病去世。此时，许攀新才两岁。这对许地山打击极大。“我觉得我父亲跟他的第一个妻子感情更好。”许燕吉说。

　　许地山的作品里，描写爱情的内容极多，他甚至这样写过：“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的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爱情生活，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

　　林月森去世一周年时，许地山写了一首诗：

　　妻呵，若是你涅槃，/还不到“无余”，/就请你等等我，/我们再商量一个去处。/如果你还要来这有情世间游戏，/我愿你化成男身，我转为女儿。/我来生、生生，定为你妻，/做你的殷勤“本二”，/直服事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诗中多有佛经之语，林月森是佛教徒。佛教此后也是许地山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他曾两次去印度学习。道教是许地山另一学术重点，去世前，他正在九龙的寺庙里写《道教史》，但他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我父亲家里穷，他上大学之后的费用基本都是基督教会资助的。”许燕吉说。

　　许燕吉曾是天主教徒，上大学时，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她去问神父，神父没能解开她的困惑，她便放弃了信仰，此后没再信过任何宗教和主义。

　　阴错阳差

　　许地山的第一位妻子林月森在家中排行第六，许地山常以“六妹”称呼。翻看许地山的《旅印家书》，常看到信件以“六妹”开头，但这位“六妹”不是林月森，而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周俟松，她在家里也排行第六。

　　这些信里有这样一段：“今天是九号，从香港到此为一千四百四十四里，足走了五天五夜，大概要后天才能开船到槟榔屿。到仰光还得七天，到时再通知。夜间老睡不着，到底不如相见时争吵来得热闹。下一封信，咱们争吵好不好？”

　　在许燕吉的印象里，母亲和父亲时常会发生一些争执。“我母亲是女强人，很强势的那种。相对来说，我的父亲则是弱势了。”

　　当时交通不便，出国坐船要花很长时间，在船上的这些日子，信写得很多。

　　1923年8月，在开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许地山甚至和朋友们办起了板报《海啸》。《海啸》每三天出一期，刊登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译文。编辑共有4个人：许地山、冰心、梁实秋、顾毓琇。

　　这艘邮轮上有两百多位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要到美国留学。

　　在南京的医院里，许燕吉指着一张老照片上用小篆写的字念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张照片是许地山拍摄于燕京大学校园，字也是许地山所题。照片里，有一位学生打扮的女子走在校园的路上。“这就是冰心。”许燕吉说。冰心当时是燕京大学文学院学生，许地山是她的老师。“我父亲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上人家冰心了。”许燕吉说，“但我觉得我父亲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人家一个女学生，怎么会嫁给你一个死了老婆还带着女儿的男人。”

　　在“杰克逊总统号”上“出版”的《海啸》板报上，许地山写过一首《女人，我很爱你》：

　　女人，我很爱你。/可是我还没有跪在地上求你说/“可怜见的，俯允了我罢。”/你已经看不起我了！/这夭亡的意绪/只得埋在心田的僻处，/我终不敢冒昧地向你求婚。

　　“可怜的事情”还在后头。在船上的某一天，冰心请许地山帮忙去找自己的中学同学吴楼梅的弟弟吴卓。吴卓是清华大学学生。许地山没听清楚“吴卓”的名字，错找了清华大学一个叫吴文藻的学生。吴文藻就这样跟冰心认识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吴文藻和冰心结为了夫妻。

　　到美国后，许地山去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冰心去了波士顿的卫斯理学院。冰心著名的《寄小读者》就是在卫斯理学院写的。许地山1924年4月26日给冰心写过一封信：“自去年年底一别，刹那间又是三四个月了。每见薄霙在叶，便想到青山的湖冰早泮，你在新春的林下游憩的光景，想你近日已经好多了。”“去年年底一别”指的是冰心到卫斯理学院后，患上肺结核，许地山从纽约赶往波士顿看她。

　　许地山在哥大的时间很短，很快便转往英国牛津大学。许多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许燕吉解释：“当时我父亲很穷，出国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的三伯父把自己的一套西装给了他。三伯父身材比父亲瘦小，我父亲穿着这衣服很不合身，看上去很怪。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很严重，父亲穿着这一身出门时，经常有人在街上嘲笑他。他受不了这些，就决定离开美国，到英国去。”

　　1987年，许燕吉跟着妈妈周俟松去看望过冰心。之后，冰心写了一篇《忆许地山先生》：“1926年，我从威尔斯利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就回到燕大任教。第二年，地山也从英国回来了，那时燕大已迁到城外的新址，教师们都住在校内，接触的机会很多。1928年，经熊佛西夫妇的介绍，他和周俟松大姐认识了，1929年就宣布定婚。在燕大的宣布地点，是在朗润园美国女教授鲍贵思的家里，中文的贺词是我说的，这也算是我对他那次‘阴错阳差’的酬谢吧！”

　　许地山曾“幽默”地对冰心说：“亏得那时的‘阴错阳差’，否则你们到美国之后，一个在东方的波斯顿威尔斯利，一个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达特默思，相去有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相识了。”

　　他阴差阳错地给冰心和吴文藻当了媒人，而当时同坐“杰克逊总统号”到美国留学的熊佛西，后来则是许地山和周俟松的媒人。

　　熊佛西曾经深深地影响了许燕吉的爱情观。

　　还在懵懵懂懂的童年，身边的事就给我上了一堂恋爱婚姻的课。我父亲的同学、好朋友熊佛西和他夫人朱君允是我父母婚姻的介绍人，朱君允是我五姨父的姐姐，也是我妈妈的好朋友，我们称她为大陀娘。他家三个小孩儿也是哥哥和我的玩伴，我们相处得很快乐。

　　熊佛西和大陀娘是在美国留学时相识的，熊佛西被大陀娘的气质才华吸引，狂热地追求。而大陀娘认为自己比熊大五岁之多，一直没有接受。熊佛西就找到当时也在美国留学的我五姨父，三番五次地又哭又闹，赌咒发誓，寻死觅活。最终熊佛西如愿以偿，在美国办了婚礼，回国后生了三个孩子。抗战爆发，熊佛西只身到了大后方，大陀娘带了三个孩子逃出北京，由上海到了香港，住在我家。此时，大陀娘收到熊佛西的信，熊佛西已经和当时著名的话剧演员叶子同居了。信中写道：“你是有能力的女人，能够抚育三个孩子成人。”

　　熊佛西的大儿子熊性美后来成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三个孩子”中的一个。

　　在熊佛西去世多年之后，有一次纪念熊佛西的会议召开，熊性美受到邀请，但他拒绝参加，他无法原谅自己的父亲。

　　“我特别佩服大陀娘，”许燕吉说，“也从小就明白了，爱情是不可靠的。”

　　爱情是不可靠的

　　许地山《缀网劳蛛》里的主人公尚洁看见女佣拿着树枝拨弄一只蜘蛛，触景而叹：

　　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在许燕吉的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我读到了类似的话：

　　女孩子的爱情往往和蜘蛛放丝一样，那蛛丝随气流飘游，不定何时粘到了何物之上，那蜘蛛就沿着这丝爬过来爬过去，结成自己的网。

　　1950年代初，许燕吉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上大二时，她的情丝粘到了同学吴富融身上，“我没有把这丝掐断。”“他活泼直爽，待人热忱。但我也没有积极地去结网，因为他和本班的勤有过一段恋情。一年级时，他俩都是班干部，接触多，恋爱了，同学们也都不知道。直到二年级下学期，学校搞‘忠诚老实运动’，每人交待历史，吴富融才知道勤比他大了5岁之多，就不和勤来往了，害得勤失恋失眠，天天头疼。我不知就里，还特地到书店买了一本《头疼》的小册子给她看。”

　　和勤分手不久，吴富融向许燕吉表白。表白前，吴富融跟团支书谈了，得到赞同的意见。那是一个什么事都得听组织的年代。

　　大学毕业后，两人结婚了。

　　1958年1月，“反右”风潮在全国汹涌起来，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划入了其中的“名额”。在石家庄工作的许燕吉也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离开了当时工作的畜牧场。此时她已有了身孕。

　　她决定离开石家庄，回到母亲居住的南京去生孩子。但到了南京，孩子还未出生，便胎死腹中。没有气息的胎儿被引产出来，大夫告诉她，是个女孩儿，长得挺好看。许燕吉要看，但大夫劝她最好不要看，免得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再孕。她听了大夫的话。“假如当时知道她是我的惟一，无论如何我都要看看她的。”

　　7月，许燕吉被正式逮捕。1958年12月25日下午，正在狱中开学习会的许燕吉被所长叫到办公室。两个陌生男人递给她一张纸，上面第一行字是“原告吴富融”，第二行是“被告许燕吉”，接着是“诉告目的离婚”。

　　第二天，许燕吉给吴富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她在信中恳求吴富融不要跟她离婚。“我就像个无助的溺水者，揪住烂泥塘边的一棵小草，想暖回还有温度的爱情，想留住和社会的联系，想借力回到过去的生活。”

　　吴富融来监狱见了许燕吉，说了各种政治上的理由，希望能够离婚。许燕吉一直坚决不同意。判决书还是来了：离婚。

　　当时看守所的人担心她会想不开而轻生。许燕吉说她不会。她想到了从小就上过的人生课——爱情是不可靠的。“绝对不要为了一个人去寻自尽。”

　　在病床前回忆起这一段时，她埋怨更多的是自己前夫的笨：“他够笨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要离婚吗？还说这么多政治口号。他就说，你判了这么多年徒刑，我们需要离婚。这不就离了吗？我绝对同意。他这是想捞政治资本，说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写这么多倒让我来火了，我就是不同意。”

　　许多旁人听着都难以接受的事情，她如今说着却很轻松。

　　我问她，你认为人生哪一段时光最好？她回答，都挺好。“在监狱里那段时光也挺好，我认识了很多人，接触了很多我从来没接触过的人和事，我还帮了很多人。”

　　她在监狱里待了11年，见到了很多闻所未闻之事——有的人以前是妓女，许燕吉跟她们聊天，发现她们其实人很好，并不是什么母老虎。有的人是杀人犯，也并非穷凶极恶。有的人受不了，自杀了，自杀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人甚至把自己吊死在床底下。有的人发生了同性性行为。有的人强奸了母猪，加了两年刑……

　　“这些都不稀奇，我是学畜牧的，这些都是动物的某些本能。”许燕吉说，“动物的本能，一是求生，二是繁衍。”

　　到了1960年，所有人的其他本能都让位于求生。粮食很快没了，连红薯都断了供应。她曾面对一块黑了大半的坏红薯，看了5分钟：吃吧，明显有毒；不吃吧，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咬牙吞了下去，“没出问题，但当时的斟酌抉择令我终生难忘。”

　　此时，监狱里竟然不许说饿的。政府召集犯人开会，找人上台讲的竟然是旧社会的饥荒。

　　饥饿已经持续好久了。有一天，一个犯人流着眼泪跟许燕吉说，我快死了，回不了家了。她说她得了“干血痨”。“干血痨”就是闭经。其实，当时许燕吉也已经闭经两个月了。

　　这时候的监狱，再没有与性有关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都想着怎么熬到明天。有一天她看到一位犯人用水兑酱油喝。许燕吉说，酱油没营养，而且喝水多，排水多，更消耗能量。他说，没办法，不喝受不了。两天后，这位犯人死了。同一天，许燕吉所在的五六百人的南兵营死了14人。大饥荒期间，两千多人的河北省第二监狱，最多的一天死了37人。

　　毫无爱情的婚姻

　　在南京的医院里，许燕吉提到2011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这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文章开头就是：“1961年8月1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向国务院《关于甘肃省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同居情况的报告》称，1959-1961年6月，甘肃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静宁、陇西、通渭、崇信、庄浪、天水、武都等县流入陕西陇县、兴平咸阳、宝鸡等地16-45岁妇女两万余人，并和当地群众非法同居，未办结婚手续的占73%，办了手续的占11%，订婚的占16%。有的已生了小孩。外流同居妇女原说自己没有结婚或丈夫去世，但实际上多数是有夫之妇。有的丈夫已找上门来，有的写信向政府告状。有的属于‘放鸽子’，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来陕西求生就食。大量甘肃妇女流陕，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许燕吉读到这篇文章，赶紧让儿子魏忠科来看。“我对我儿子说，快来看看你妈妈当年的情况。”这个“妈妈”指的不是自己，魏忠科不是她的亲生儿子。魏忠科的生母叫赵昂昂，甘肃甘谷赵坡村人，7岁时作为童养媳许配给了甘谷汪川村7岁的汪跃金，汪跃金脾气躁，常对赵昂昂暴力相向。1959年，甘谷到了饿死都没人收尸的地步。赵昂昂不想就这么死了，带着儿子汪党余，和姐姐往关中方向逃荒。

　　到了陕西杨陵官村地界，有人看她们沿路讨饭可怜，说不定就死在路上了，给她们说媒，让她们嫁给当地人。姐妹俩为了生存，只好答应。赵昂昂嫁给了官村的农民魏兆庆。虽然没有正规手续，但官村还是给赵昂昂分了口粮。吃饱饭后，赵昂昂闭经的身体开始恢复，1961年春怀孕，年底生下了儿子魏忠科。

　　就像《炎黄春秋》上写的那样，1963年，汪跃金到官村找到了赵昂昂和汪党余。赵昂昂、汪党余都不想回去。魏兆庆更是不同意。几经波折，到了1964年5月，政策下发到杨陵：凡是甘肃逃荒来的，没有和原地丈夫离婚的妇女，一律遣返。

　　赵昂昂和儿子汪党余被迫回到甘谷，离开官村的时候，汪党余不愿走，被汪跃金一顿拳打脚踢。回到甘谷的赵昂昂很快病倒，1966年7月去世，时年29岁。

　　许燕吉在监狱里熬过了大饥荒，开始面临新的问题：逼婚。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以前信过天主教，有人认为她不结婚是因为还信教。当时监狱里已经有两个修女被逼结婚了。许燕吉说自己结过婚，早已不信教了。但监狱为了显示改造犯人的决心，还是给她介绍了对象。

　　吴一江就是这样被介绍给许燕吉的。在和吴一江相处一段时间后，许燕吉动心了，觉得这个人对自己不错。但此时，许燕吉刑期已满，得出狱了，而吴一江还有3年刑期，将来会怎样，谁都说不清。在跟吴一江告别之前，许燕吉写下一张字条给他：“只要有一线的可能，你就是我的丈夫。形势实在不允许，你就是我哥哥。毛主席和柳亚子的诗，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这首诗是：“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从监狱里出来的许燕吉，像知青一样，下乡再改造，先是在河北农村劳动，后来去了陕西，因为哥哥周苓仲在陕西。在陕西，这样的单身女子实在难以一个人生活，她被人介绍与官村的魏兆庆相亲。许燕吉最终答应嫁给魏兆庆。周苓仲在妹妹做出决定的当天，一晚上都没睡。作为知识分子的妹妹要嫁给大字不识的农民，这是他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但这就是现实，要想生存下去，只有这一条路。”

　　许燕吉的脸上几乎一直挂着笑容。她说她这辈子流泪的时候不多，甚至父亲去世时，她也没流过眼泪。“我当时小，被吓傻了。”这曾经让她母亲很不高兴。很多年后，母亲还对她嫂子说，“你看这人，她爸爸去世的时候，一滴眼泪也没流。”

　　我问许燕吉，“那你什么时候流过眼泪？”

　　许燕吉想了想，“在决定嫁给魏老头的时候，我流眼泪了。那时候我的心里还惦记着吴一江，但我必须得做这个决定了。”

　　就这样，许燕吉成了魏忠科的妈妈。

　　1978年底，刚上高中的魏忠科去给老师交作业。这位老师是被下放到杨陵的右派。他发现魏忠科有些英语底子，就问他，你之前是不是学过英语。魏忠科说，是。老师又问，是谁教的？魏忠科说，是我妈。

　　许燕吉3岁从北京到香港，入读英国人办的圣士提反书院，学校里的许多科目由英国老师授课。她先是在这里读了两年幼稚园，然后读十年级。这是英制学校，从十年级读到一年级，相当于读完小学和中学。后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几个月后，日本人进攻香港，圣士提反的校舍成了战时医院。当时病重的作家萧红就是从玛丽医院转到这里，在临时病房里去世。

　　1942年，许燕吉和家人去薄扶林道的基督教坟场给父亲上坟，随后一家人乘船离开香港。许燕吉抬头望着这个生活了7年的地方，“山顶飘的不是看惯的米字旗，而是个红膏药，赶快把眼光收了回来。”

　　此后，颠沛流离从未停止，直到1978年末。那位右派老师告诉魏忠科，“让你妈妈务必在1979年元旦那天跟我见面。”这位老师知道，在农村里会说英语的农妇一定是下放的右派。老师跟许燕吉见面后，把中央给右派安置工作的政策告诉了她。他告诉许燕吉，此时的落实政策工作已经到了扫尾阶段，过了这个时间，他们可能就不管你了，你得赶紧去办。

　　几经辗转，“右派”许燕吉获得平反，回到南京工作。用她的话说，她像麻花一样的人生，又被拧了一回。有人给她出主意，给魏老头一笔钱，离婚得了。“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想过。”许燕吉说，“虽然我们之间毫无爱情可言，但别人对你挺好，我们俩都老了，在一起就是过日子。”

　　魏兆庆与许燕吉一块来到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在2006年去世。

　　“我现在谁都不恨”

　　在医院里，我跟许燕吉从下午聊到天色暗沉，秋天带有雾气的夜幕开始笼罩南京城，窗外的灯火逐渐亮起，车灯汇成的线条缓慢移动。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魏忠科和女儿魏彤飏来医院看奶奶。前段时间，他们陪许燕吉去北京参加新书《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座谈会。魏忠科记得历史学者章立凡会上的一席话让他印象深刻，“我们回顾历史，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但也不要忘了有这么多一滴滴的水才可以汇成海，所以个人史也是整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魏彤飏出生于1990年，她觉得自己同龄人中对中国历史的许多部分并不了解，比如“大饥荒”，而她的奶奶补充了她缺失的这部分历史。

　　许燕吉的回忆录原本叫《麻花人生》，编辑改为《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因为《落花生》这篇课文实在太有名。魏彤飏是在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上学的《落花生》。魏忠科上小学和中学时，课本里都没有《落花生》，知道师范学校读二年级时才在课本上学到的。许燕吉则是在重庆南开中学读初二时，在课堂上第一次读了《落花生》，此时，父亲许地山已经去世几年。

　　我问许燕吉，“最喜欢你父亲的哪篇作品？”

　　“我觉得《再会》挺好。”她说。

　　《再会》是许地山写的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一个在外航海的老水手回到家乡，见到自己年少时爱恋的姑娘，两人坐在一起，回首往事。

　　2014年是许燕吉大学毕业60周年，她的同学已经开始张罗这些事情。毕业50周年的时候，她去了，她的前夫吴富融也去了。此前多年，吴富融都尽量回避和许燕吉见面。许燕吉还特意打电话告诉他，“有聚会你就来，不要躲着我，不然别人还以为我给你多大压力。”

　　我问许燕吉，“你恨他吗？”

　　“我现在谁都不恨。”许燕吉回答。

　　50周年聚会的时候，吴富融给同学们送了他的诗集，给许燕吉也送了一本，上面写着“许燕吉老同学指正”。

　　“我觉得他写得不怎么样，”说到这里，许燕吉笑了起来，“我能写得比他好。”当着各位同学的面，她在纸上写下：

　　五十流年似水，万千恩怨已灰。

　　萍聚何需多讳，鸟散音影无回。

　　（主要参考资料：《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台湾近代三大诗人评传》、《缀网人生——许地山传》以及许地山先生的众多作品。谢谢许燕吉女士，她记录下了这珍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