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改革也是赫鲁晓夫的本意，尽管他的改革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改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陆南泉/文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九评”把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苏联在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对赫鲁晓夫的批判给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主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最后把中国带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与他推行的改革，我国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围绕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对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赫鲁晓夫的难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实际上，斯大林在世时的最后几年中，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最亲近的同事，并一直害怕会被推翻。因此，他并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明确地指定接班人。（1923年，列宁病危时，曾以给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的形式留下遗嘱，对身边的其他主要领导人一一作了评价。遗憾的是，他的关于把斯大林调离权力中心的这一主要意思，未能得到实施。）因此，无论是主席团成员还是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说或不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在这个背景下，赫鲁晓夫要达到权力的顶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种种危险。但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最终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从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到同年9月7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前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
赫鲁晓夫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过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前任给他什么样的遗产时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俄罗斯］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比上述还要更加复杂，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改革也是赫鲁晓夫的本意，尽管他的改革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改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苏联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赫鲁晓夫执政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当时赫鲁晓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二十大会议的一次休息期间“鼓足了勇气”，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决定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页）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向代表们作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秘密报告”，题目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头就指出：“斯大林死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赫鲁晓夫接着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极其严重危害的根源的。”
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人们认识到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这绝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个人品性决定的，最重要的根源在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关于这一点，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其次，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正如同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的：“苏共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为了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问题，就必须说出有关过去的严酷的真话。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斯大林主义把它带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斯大林及其罪行是赫鲁晓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动。”
最后，促进了思想解放，活跃了理论研究，从而为推动改革创造了条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的那样：“在斯大林总是正确的”、“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的情况下，理论不可能发展，只能是僵化的教条。通过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讨论十分活跃。这些，为推进体制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
那种把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说成是“苏共蜕变的发端”、“苏共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等观点，实在不符合历史事实。
缘何首抓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围绕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争斗过程中，之所以很快赢得人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首先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样做不是出于他对农业的特殊爱好，而是由当时苏联客观情况决定的。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农业问题十分尖锐。战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苏联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在战后也没有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在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都没有什么提高，其产量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
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今年（1952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80亿普特，而最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1940年增加了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无可改变的解决了。”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
苏联农业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不能从十月革命前的历史中去寻觅原因了。1955年3月18日，赫鲁晓夫在萨拉托夫市举行的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沙皇俄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但是，同志们，自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已近三十八年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诿，该觉得可耻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农业严重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特别是农业制度严重弊端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也有具体的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破坏。如长期以来，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剥夺农民；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和低价的政策；对农村的个人副业缺乏稳定的政策等。
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既涉及农业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农业政策。这一时期农业改革与政策调整的主要措施有：
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死死的，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1955年苏共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二是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作了改变，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定计划；三是计划计算的方法也作了改变，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斯大林逝世时，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如农产品收购价格，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为4—8戈比，而这一收购价格是在1927—1931年间规定的。集体农庄按照这种价格交售了谷物总收获量的20%左右以及几乎全部的畜产。这样，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提高了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其次，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两倍；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1953年农庄向国家和合作社出售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的收入为41.4亿卢布，1960年为141.6亿卢布，即在产品量增长0.6倍的情况下，收入增加2倍以上。据有关材料，1952年—1962年期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积极鼓励个人副业的发展。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长期以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在个人副业的管理方面，实行积极鼓励的政策。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并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解决的问题有四：最为重要的是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块土地、两个主人”极不协调的农业管理制度；其次，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体农庄与生产工具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制度上促进和保证以扩权为主要目的的农业计划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农业与工业之间主要以商品交换形式的经济关系，从而扩大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
改革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开始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农庄成员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得到。这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报酬值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因此，庄员也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当然更不知道经济年度结束时能获得的总收入是多少。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兴趣，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记分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苏联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的积极性起到一定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其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的报酬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为了摆脱国家面临的农业严重落后状况，使农业有较快发展，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除了对农业制度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外，还在发展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这三大政策，可称为推进农业的熊熊燃烧的三把火。这三大政策本身，并不属体制改革的内容，却与农业发展和农业制度的改革有着密切关系，在研究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农业制度改革时，也有必要关注。
1957年工业与建筑业大改组
赫鲁晓夫从上台起就开始探索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并着手解决工业管理中过分集中的弊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对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权力的问题。
战后初期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46－1950年），苏联在工业管理方面不仅没有扩大地方、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反而加强了各部的专业化进程。当时新建了很多独立的部，甚至还建立了专业很窄的医疗工业部和调味品工业部，以部为核心的部门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工业管理集中的程度也在提高。管理的过分集中意味着在经济建设中缩小了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把它们降到了地方党组织、地方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地位。
1957年5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组织工作》的法令。在法令通过前，赫鲁晓夫就不断召开会议，分析工业管理体制方面的种种弊端。1957年1月28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完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将工业和建筑业的部门管理改组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管理，即把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
赫鲁晓夫认为，随着苏联工业和建筑业数量的大大增加（1957年已有20多万个国营工业企业和10多万人建设工地），且分散在辽阔的苏联的各个地区，一个部或一个局都很难对大量企业和工作进行有效的领导。其次，部门管理原则所造成的本位主义往往会破坏同一个城市或同一个经济区内属于不同部的企业之间的正常生产联系。另外，机构庞大和平行重叠也必然造成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集中在部和管理局中的干部，大部分是有才干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而这些人员往往不能直接参加和组织生产，只能留在管理机构中处理日常事物。这既影响科技发展，也容易埋没和浪费人才。
这次大改组的主要内容是，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通过大改组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消除部门管理过分集中、扩大地方管理经济权限的同时，使国家的集中领导与地方经济机关、党的机关和工会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使全国（联盟、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经济协调发展。大改组后，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经济行政区为划分来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为了实现上述改组目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撤销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据统计，共撤消了141个部。被撤销的各部所管辖的企业和机构，以及保留的联盟工业部所管辖的一部分企业和机构，移交给相应建立的105个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后保留的一些部，主要任务也改为制定本部门的发展计划并保证其生产的技术水平，编制科研和设计工作计划并监督其执行，不再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
既然国民经济委员会已成为经济管理的基本环节，实行地区为主的管理原则，那么，必然要求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关。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成为全国计划和经济的科学机关，责任是深入全面地研究国民经济的需要，考虑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议。另外还规定，国家计委不得干预经济区的行政管理。
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后的1959年，按经济行政区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工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72%，地方管辖的工业占22%，中央管辖的工业急剧地下降到6%。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算以及地方预算的关系也有了大的变化。1955年联盟预算占全国预算支出的73%，1960年降至41.2%。而同期，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分别从12.5%和 14.5%提高到 39.1%和19.7%。
大改组对协调各地区经济综合发展和同一个地区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各部门的条条分割，很多跨部门的综合性的重要问题更容易获得解决。另外，由于实行地区管理原则，本经济区范围内可以较合理地组织产销关系，互通有无。
但是，这次大改组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从发展经济的综合效益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突出的问题有：
在克服部门本位主义的同时，导致以地区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严重泛滥，消除部门“割据”的同时又产生地方“割据”；这同时必然影响到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往往以邻为壑、高筑壁垒，破坏供货合同，相当程度上冲击了过去全苏范围内已形成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系。
大改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精简机构和提高工作效率，但实际结果是，工业和建筑业中的管理机构反而大量增加。到1963年，管理机构的数量比大改组前几乎扩大了3倍。原因是改为地区管理后，行政区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本身的数量超过原专业部很多，而且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自身又设置大量的管理局等中层环节。另外，在改组后发现中央机关对国民经济管理失控情况后，还不断增设新的垂直与平行的领导机构。
这里还应看到，大改组也并没有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1951—1955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0.8%，1956—1960年 为 9.1%，1961—1965年为6.5%；同期工业产值年均增率分别为13.1%、10.4%和8.6%。另外，由于出现了机构重叠、平行和责任分散等问题，还出现了一方面短缺产品更多了，另一方面仓库里却堆满了被消费者嗤之以鼻、卖不出去的过时产品。
对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评价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未取得成功，但它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有不少方面应加以肯定。
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时期以及下台后，多次谈及这一历史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他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说：“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指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推行的改革——作者注）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评价的。”
西方学者斯蒂芬·科恩在为麦德维杰夫等所写的《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一书所作的序中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效果毕竟是有限的，但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 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
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斯大林，破除个人崇拜，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美］尼克松著、刘湖译：《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还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在赫鲁晓夫时期，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经济理论讨论十分活跃，特别在商品货币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苏联学者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尽管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对多少年来不容有半点怀疑的斯大林经济理论的一次巨大冲击，让人们有可能根据实际已变化了情况去探索理论和发展理论，可称得上是苏联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经济理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一是为苏联以后的经济改革作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准备；二是赫鲁晓夫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推行改革政策，又积极提倡改革理论的讨论，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提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从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他的改革的确是不成功的。但是，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从农业制度改革看，在1958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肯定的方面应该是多一些。特别对解决苏联当时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54年为8560万吨，1955年10370万吨，1956年为12500万吨 （产量中一半以上产自新的开垦区。苏联学者指出：“若不是多亏新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丰收，苏联在1956年几乎肯定要发生饥荒”)。这期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呈现增长的趋势。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至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苏联自己的评价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中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苏］《真理报》，1964年11月8日）这个评价总的来说是符合实际的。但赫鲁晓夫搞经济行政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毕竟是一种试验，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央又不失控，这对当今所有处于经济转轨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
不成功的原因
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能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要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谈起。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他想要同斯大林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又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赫鲁晓夫个人在反斯大林过程中，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也开始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所以，大改组的结果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
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按照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越来越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者发表的文章中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无疑侵犯了既得利益阶层，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
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邱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
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下一篇为停滞不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