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讨论，让我想起17年前（1996），当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风行之初，在纽约的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 “台湾的宁静革命”（Taiwan’sSilentRevolution）。

日前与一年轻朋友聊起此事。我说，台湾从蒋经国晚年 “宁静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转型，不过十多年时间，世称 “SilentRevolu－tion”：一是对“旧制度的终结”，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几乎无声无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实现了和平的变革。朋友是媒体中 人，他说，“把你的台湾故事写出来吧，读者会感兴趣的。”我说，“好，就从蒋经国晚年说起吧。”

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告成立，国民党内一片惊惶。郝柏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说：“偏激分子组党与中共 统战呼应，否定中华民国，当然不能容忍！”罪名不小：“与中共呼应”，是“通匪”；“否定中华民国”，是“台独”。两项均涉嫌叛国罪，“是可忍，孰不可 忍”？

然而蒋经国却“容忍”了。他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

反对党成立，触犯国民党的“戒严法”。类似状况在1960年已发生过一次，当时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成立反对党，并付诸行动，与地方自由民主 人士郭雨新、许世贤、高玉树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秘密草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宣言”提出，“组成英美式和平政党，以取代武力革命，避免国破家亡 的惨境”。但后来雷震被蒋介石以“匪谍”罪判刑10年，反对党胎死腹中，《自由中国》杂志被禁。

这回，蒋经国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作出与他父亲相反的决策，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他一生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台湾命运的历史转折点。

9天后，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葛兰汉姆（KatharineGraham）专访。他宣布：“台湾即将解除戒严 令，并正积极研究合法组织新政党等问题。”当时在场担任记录的马英九回忆道：“我听到吓一大跳！”10月8日，《华盛顿邮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对蒋经 国的专访。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从7月15日零时起，撤销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

12月5日，修正后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其中包括政党登记方式。

1988年1月1日，解除报禁，准许新报纸登记。

蒋经国去世前最后关注的一件事，是终结戒严时期冻结选举的“万年国会”，他督促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和副秘书长马英九拟定第一届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退职办法和第二届选举事宜。

台湾的“宁静革命”，就这样起步了。

蒋经国的选择，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台湾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究竟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革命”？至今争论不绝。 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蒋经国的选择，是不是为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蒋经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建立的是在大陆已经失败了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党国旧制度”，而且变本加厉。龙应台女士在其书中有一段描绘：

……五千个山东流亡学生渡海到台湾就学，由七位老师带领到了澎湖，被国民党强迫当兵。一个学生站出来，只讲了半句话：“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要 说……”司令官李振清一个眼色，卫兵举起刺刀刺去，学生的鲜血喷涌而出，倒毙地上。承诺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带他们来上学的七个老师，到处奔波、陈情，结果 全被当作“匪谍”枪杀。

对此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龙应台女士在书中辩护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然而谁会相信，这五千孩子和七位为孩子们上学奔波的老师，是“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作战决策”的“匪谍”？滥杀无辜的“白色恐怖”，不过是国民 党为延续“旧制度”的手段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恐怖统治，挥舞的是两把杀手锏：一把叫“匪谍”，一把叫“台独”，借以在全台湾制造“恐谍”、“恐独”的恐 惧心理。

你想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争取自由民主吗？若是从大陆来，你就是“匪谍”！若是原本在台湾，你就是“台独”！不杀也要抓去绿岛关押洗脑。为了巩固旧 制度，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施“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连统治大陆时期那点假民主也一笔勾销了。最荒唐的，是规定“光复大陆”前冻结总统和国 会选举，人称之为“终身总统”和“万年国会”。

自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台湾宣布“戒严令”，到1987年7月15日终止戒严，台湾人民在“戒严令”下的恐惧生活达38年之久，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戒严岁月。

蒋经国在去世前作出终止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准备终结“万年国会”等一系列选择，究竟向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蒋经国内心明白，这是开启终结“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旧制度”的“大革命”的第一步，他决心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

他也明白，假如把他的选择拿到国民党体制内的中央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去“党内民主”，那些既得利益的委员和代表们是通不过的。所以他必须诉诸体制外 民众和舆论的力量，上下互动，内外妥协，才能在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变革进程中，维护“人民国家安定”的目标。那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沈昌 焕，警觉到了蒋经国这一手的风险，他提醒蒋要注意风险，蒋经国回答：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

那时蒋经国已百病缠身，坐在轮椅中视事。他别无选择了吗？也不是，“此时此地”，他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继承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拼经济”，政治上“维持现状”，这是国民党内的主流倾向。这个戒严体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维持了38年，而蒋经国已是风烛残年，他完全可以再维持几年，留给台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蒋经国个人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接受邓小平的“问候”，共商两岸统一。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计，本来就是针对台湾和蒋经国想出来的。直到1985年，邓小平还请他和蒋经 国的共同朋友李光耀专程赴台，向他在莫斯科的学弟表达“问候”。事后蒋经国召见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丁戴维，嘱他告知美国政府，李光耀来台转达邓小平的“问 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和平统一”，蒋已给予否定响应。根据当时形势，蒋经国若作此选择，邓小平满意，美国也会默认。至于台湾内部反对 力量，蒋经国以他的权威，谁也难以阻止。

第三种，就是“告别旧制度”。同过去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同过去独裁者的蒋经国告别，带着台湾，告别过去，顺应时代潮流走上新路。

蒋经国选择的，正是这一条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党，对于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蒋经国以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 变”，取代了他父亲的“以不变应万变”，带领台湾跳进历史大变动的惊涛骇浪中。以至直到今天，历史最终作出了确认，尽管许多人仍不理解他，一直在质疑这个 独裁者的“动机”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