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散去，“中国梦”留了下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靠人民实现，为人民造福。官方媒体对此给予热切而宏大的解读，“人民们”却有些不置可否。愤青一些的低声讥诮说，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梦就是白日梦。
在或深情或戏谑的议论中，一个声音让人颇感意外。被很多人视作“永远的批评者”的茅于轼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条微博中说：“习主席号召实现中国梦。其 实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我常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年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一定不认识这个国家，以为自己是做梦。这三十年的成就堪称奇迹。”
在习惯了茅于轼“反政府”言论的人们看来，这个表态简直有些谄媚。在这条微博的近500条评论中，就有不少举出种种不如意现状的质问之声。
不过惊讶者很快就能找回他们更熟悉的那个茅于轼。在这条“奇迹”微博的同一页上，更多的仍然是批评。他批评法治倒退、批评对朝立场、批评政府“蛊 惑”好战分子。在一条被转发上万次的微博中，他说：“一个母亲绝不会让她的儿子为了没有价值的目标送命。但国家可不一样。它会鼓动自己的百姓为了随便一个 目标送死……被洗了脑的同胞们可要小心啊。”这条微博的近8000条评论中，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阵营分明，火药味十足。
在意见市场愈发多元的今天，惊人之语和争论分歧都已是公共讨论的常态，但像茅于轼这样时常不按常规出牌，且让民意如此两极分化的人物，仍不多见。
2012年岁末，在FT中文网推出年度中国报告之际，我约访了84岁的茅老先生。他在3月份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里德曼自由奖，是去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采访那天，是北京这个霾冬里难得的敞亮天，风刮得放肆。派去接茅老的车停在办公楼前，司机跳下车，还没赶到后座，茅老已推开车门，稳稳下车，伸出手来，与面露惊讶的司机握手道谢。事后我意识到，茅老道谢，是以为司机就此告辞。这成了后来一个小插曲的伏笔。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茅于轼。上一次采访他是在2011年5月，谈的是他之前不久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引发的巨大争议。一年半过去，茅老依然挺 拔，手脚轻健，思维敏锐，但听力明显下降，与人交谈时需前倾侧耳。他穿一件黑色羽绒外套，显然摩挲了有年月了，羽绒有些塌，在大风天里显得单薄。
“现代唐吉诃德”
我们从弗里德曼自由奖谈起。这个奖，是为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02年所设，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推动个人自由的杰出 人士。过去十年中，得奖的既有经济学家、国家总理，也有法学院学生和异见作家。卡托研究所在颁奖词中称，茅于轼是中国为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最敢言和最 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是推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先驱人物。
消息传回国内，自由派人士一片欢呼，左派阵营冷嘲热讽。这样的“待遇”，对茅于轼来说，太过熟悉。中国经济学家中，他是最富争议的一个。他的很多 话，如同芥末呛鼻，直冲神经而来。一些人听了茅塞顿开，另一些人直呼大逆不道。网上流传着多段茅于轼“雷人语录”，包括“廉租房应该只有公共厕所，这样富 人才不会喜欢”，“替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太少”，等等。
我问茅于轼：您这次得奖，和以往一样，反应也是有弹有赞，而且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现象依然突出，您怎么看？
他没有直接回答，却说：“中国人缺的是一个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我们的教育是不断灌输一种东西，从广播电台到 报纸到老师到教科书，让你思想就范，你一开口就是新闻联播的口气。你的思想很难摆脱这种控制，就是你方才所说的，不管有没有道理，老跟着他，或者老反对 他。这个我觉得都不对。”
我说：“您的很多话，说的也许是经济学常识，但是‘政治不正确’，不能拿到台面上说。这让您困惑吗？”
“我不管这个事儿，”他毫不迟疑。“我觉得我要说真话。你反对我也好，赞同我也好，我要说真话。”
在真话成为奢侈品，犬儒和忽悠盛行的当下，还要郑重宣称自己“说真话”，难怪茅于轼要被人比作“现代唐吉诃德”。他的许多表达率直拙朴，源自他对中 国近百年变迁的亲历与思索。他很少拿捏揣度，把话说到滴水不漏，或包裹于庄严玄妙的经济学理论中，还不时会坦承自己之前的某个表述不够严谨。追随他的人把 他称作经济学界的鲁迅，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缺乏理论功底，很难算得上经济学家，曾经出版的几本著作也只算得上“普及类，与真正的经济学无关”。刺耳话说多 了，连一些原本可以成为盟友的，也忍不住出来批评他。
比方说，他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词：“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番话来自何处，他自己后来有过解释：“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 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但话一出口，已是哗然。在“劳动光荣”口号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表现出本能的抗拒，还有经济学者引经据典，要证明茅于轼这 番话与他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相悖。比如，自称“新右”的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就给FT中文网撰稿，说，这样的雷人话，会让茅于轼和他代表的自由 派失去公信力，反让人投入左派怀抱。
更多人攻击他，原因更简单，就是网上盛传他创办和任荣誉理事长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接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于是“汉奸”、“西奴”、“美国狗”的谩骂不绝于耳。
对于特别难听的人身攻击，茅于轼从不怒起反击，最多在微博和文章里说几句“批评不可讽刺挖苦”、“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然后继续自顾宣讲他的观点。
“跟我意见不同的人，我从来不要消灭他。我希望他们对于我，也不要采取消灭的态度，”他说。
“消灭”并非耸人听闻。我上次采访他时，他就处在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他在2011年4月发表《将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激起“左派”阵营剧烈反 弹。“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成立“公诉团”，收集签名，上书人大，要求公审茅于轼，严惩他的“汉奸言论和反人民言论”。风暴最盛时，网上大字报式的申讨 铺天盖地，他收到过威胁电话，外出时有学生围绕在侧，以防他被袭。
就在那样的节点上，他平静地固守阵地，不应战，也不收回对毛的评价。那年接受我采访时，他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责任告诉社会我的看法。他们也有言论自由，说什么我也愿意听。当然我不赞成他们用开批斗会的办法，那是文革做法。”
在毛泽东去世40年后的今天，评价他有什么意义？我问。
“意义太大了，中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是走毛泽东的路线？还是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那次采访当夜，有国安人员敲开茅于轼的家门，客气地对他说，近期就不要对媒体谈毛泽东了。茅老与我商量，我们决定把稿子压下。
“权贵代言人”
在那次采访后的一年半里，中国政坛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中国社会追问反思之声不断。我问茅于轼，他如何看待在他所说的“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在过去一年做出的回答？
没想到他却相当不乐观：“过去的一年，进一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哪条路对，还是有争论的。”
我问：重庆模式的终结难道不能说明，中国起码不会再朝极左的方向走了吗？
“哈，难说。现在如果投票的话，我都不保证拥护毛泽东的人就一定失败，因为毛泽东的道理是很有欺骗性的，”他说。
显然，他头脑里关于毛泽东的这根弦，还绷着。
茅于轼出身世家，父亲茅以新和二伯父茅以升，分别是中国著名的铁道和桥梁专家。茅于轼自己也是学机械工程出身，建国后最早从事的是铁路机车研究。他的家世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沉重的负累。他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挨饿，文革时噩梦重来，夫妻俩曾被双双剃光头。
78年平反后，他正式开始接触现代经济学，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并结合十多年劳动改造中的实践，在85年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完成了从工程师到经济学者的转型。
90年代开始，“因为被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所吸引”，茅于轼走出书斋，从理论研究转向经济学的普及，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等著作。他对市场经济 不遗余力的倡导，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他对毛时代的警觉，而这种警觉，又缘于他自身经历中曾有信念的幻灭。“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非常崇拜过毛泽东的，”他 说。
“毛泽东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平等，要人人享受幸福。为什么我们不平等，没有享受到幸福啊？因为有剥削者害了被剥削者。所以这个社会要好，就要打倒剥削者，这是他的理论。听起来是很对的，实施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他说。
他认为，这套“剥削理论”不仅让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贫为荣，更是今天中国人畸形的仇富心态的缘起。因此他不断呼吁保护富人。他有一句名言： “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他以身践行前半句——发起慈善，办学扶贫，成立小额信贷——但更多人似乎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他被贴上“权贵代言人”的标签， 这个标签成了他的“原罪”。
“我这个话说了以后很多人就骂我，本来赞同我的也反对我——你是混蛋，你为富人说话，”他笑呵呵地说。
“穷人一样有坏人，富人也有好人。中国大部分的富人还是靠本事致富的。认为富人就是坏人，要打倒富人，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但在今天的中国，不可否认很多财富的产生与特权息息相关？很多人仇视的，其实是财富背后的特权吧？我问。
“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起来反特权,”他说。“但是中国社会反特权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而反富人的声音是特别强大的。”
对特权的讨伐，是贯穿茅于轼近年论述的一条主线。在他看来，特权已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从经济角度看，特权不除，则市场必入歧途，因为市场前提是 平等交换，而特权意味着胁迫；从社会角度看，特权几乎已成一切官民冲突的源头。“我们怎么得到人权？我们把特权取消了就有人权了。”
折衷的批评者
茅于轼的反特权，常常被理解为反政府，于是他被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的反行政干预，又常常被理解为鼓吹市场神话，放任资本和权力侵 蚀穷人利益。但事实上，采访中我发现，他既不认同市场万能，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的执政，褒扬多过批评。他相信渐进 改良，而且肯定政府——或者说统治精英——在其间的作用。如果说他是一个批评者，他也是一个折衷的，务实主义的批评者。
比方说，尽管他认为市场在财富创造上是最有效的，但他承认有许多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主持正义、保护财产。
他甚至认为，“政府来做市场做的事，越俎代庖，也是可以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市场是唯一有效配置资源途径”、“政府进入就有罪”的观点，相去甚远。
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他选取的“参照物”之谬暗，导致评价之宽容，也令我吃惊。比如他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成功之处，首先就是政治稳定。“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里，只有这三十年。”
“其次，跟毛泽东时候相比，我们不随便杀老百姓了，政治犯没杀过。还有就是领导人的斗争是和平的，没有说不整死不歇手了。”
归根结底，他不无宽慰地说，中国虽然仍是集权政治，“但这个集权是相信市场的，不是反市场的，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作为市场经济的拥趸，他不愿见到政府之手伸得过长，比如他仍然坚持认为“十八亿亩红线”政策没有必要、经适房作用弊大于利，对垄断和政府“公司化”也十分警惕。但当我问到，如何才能管束这个过大的政府时，他的回答，再次让我意外。
“一个强大的政府，甚至一个独裁的政府，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他说。“坏人独裁，老百姓倒霉。好人独裁，比民主还好呢！”
“我们历史上有好人独裁的例子吗？”我没转过弯来。
他想也不想地说：“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好人独裁啊。好人独裁不等于样样都好。大方向对，确实是为了老百姓，这就算好人独裁。”
这话让我对茅于轼的一个判断越发清晰起来：在他而言，效率优先，主义第二。他的观点从掉书袋子的人看来，与经典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皆有出入。 但他更为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高低，不是一种政治体制背后的道与义，而是如何技术性地消除财富产生过程中的壁垒。他对中国社会心态和顽疾的清醒了解，又 让他对中国进步的方式抱有极大的宽容和灵活性。
在已是含饴弄孙的年纪，茅于轼还在公共领域奔突，随时冒着枪林弹雨。我问：被骂的时候，您怎么想？没有一气走开的念头吗？
他说：“其实就是我对社会的一种不放心，说的好听点，叫社会责任感吧。”
“也不是现在才挨骂，从‘反右’就开始挨骂，多难听的话都听过了。骂的声音我也习惯，”他笑呵呵地说。
甚至连挨骂，他也从效益出发，总结过一句：“从经济学上讲，宽容可以产生最大的边际效益。”
采访结束时，即发生了开篇提及的“小插曲”。在茅老起身穿衣的当儿，我打电话给在楼下候着的司机，请他做好准备。茅老有些吃惊：“司机一直都在等 着？”回答是。他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能否请他送我去国贸地铁站？我坐地铁回家。”在场的人全都愣住。我们力劝：正是下班高峰，地铁挤得不行，您老这 么大岁数。他从容回答：“正因为高峰，坐地铁比坐车快呀！”几番推让，他终于同意由我们一个正好顺路的同事护送，一同搭地铁回家。
我不禁感慨茅老的谦谦雅风，这在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中有口皆碑。转念再一想，高峰时刻搭地铁，讲的依然还是效率为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