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梁盼）明代中后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时代，商人的财富资本和文化素养，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加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科技与理性思维；而明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以科学家徐光启为代表，在传教士的影响之下，逐步开始从中世纪的世界观向近代思维 转变。哲学思想方面，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学者，对整个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提出了全盘否定的观点。种种迹象表面，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向近代 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

　　尤其是到了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万历皇帝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与整个中央文官产生极大的冲突和矛盾。既然皇帝所喜欢的儿子不能被 帝国高级干部所接受，进而成为太子，那么万历皇帝就对皇帝这份职业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于是他居然长达三十年不上朝、不见大臣、不理朝政。这对于一个国 家的行政效率来说，当然危害极大。

　　但是，从制约帝王专制这个方面来看，皇帝不管事，也是好事。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皇帝居于最上层，是专制的核心和最顶层。皇帝不管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弱化最顶层的专制制度，也就是变相的虚君政治，而这对于整个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转型具有很大作用。

　　在万历皇帝躲在后宫、拒绝与文官集团共事、而明末社会也正艰难地尝试转型的同时，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形象诞生了，此人便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

　　西门庆是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商人，甚至祖辈或许也是商人。家族为他留下了很大一笔商业遗产。早年，西门庆守着祖业，开着一个中药材商店。虽然西 门庆只是生活在河北省清河县（小说中认为此县隶属于山东）的县城，但因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和贸易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所以，清河县城虽小， 但整体财富却相当雄厚，类似于今天因某些矿产资源优势而暴富的城市，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和陕北的神木县。

　　正是有此得天独厚的经济战略地位，西门庆在清河的生意越做越大，并逐步向集团化公司的方向发展。除了祖业药材店之外，他还开起了当铺（在古代具 有银行的某些功能）、绒线店、丝绸店、缎子店等等。而且，在这些店面生意之外，他还承揽任何有利可图的买卖，譬如帮人打官司收取好处费、吃了原告再吃被 告，低价收购本地和外地各种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之人的货物，放高利贷等等。

　　西门庆虽然是富二代，但他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纨绔子弟，反而非常懂得做生意，并把祖业越做越大，成为清河县，乃至周边的首富。作为一个十分 具有商业精神和商业头脑的人，只要可以增加其财富，西门庆无所不做，包括通过娶小妾，来扩大其家族财产。如他娶回家的第三个小妾孟玉楼和第六个小妾李瓶 儿，都是身价不菲的寡妇，嫁过来之时，都携带着大量财物。尤其是李瓶儿，她个人的财富曾令西门庆觊觎不已，这也正是她被西门庆所厚爱，并顶着正妻吴月娘的 反对，执意纳其为妾的重要原因。

　　不过，西门庆的财富，一部分是靠他个人的商业天赋所得，还有一部分，则是他贿赂税官等市场监管官员和结交各级政府官员所获取的特权收益。当西门 庆发现“权和钱”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之后，他本人也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太师蔡京（总理级别的高官）的门路，并认蔡京为干爹。这样，西门庆以一个商人的身 份，大肆贿赂中央主要领导，做到了正五品的“千户”，在清河县负责治安与刑罚，相当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的公安局局长。而清河县令才七品而已。

　　为何西门庆这个公安局长的级别居然比清河县令的正七品要高呢？这是因为，明代的地方设置“卫、所”两级军事机构，而千户，正是“所”这个机构的 最高军事长官。卫所虽是军事机构，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兼职管理地方治安事务，而且级别比起行政系统的官员要高。从此之后，西门庆既是商人，又是市场秩序 的监管者，就好比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一样，他的生意能不做大吗？

　　中国古代的商人，生意做大了，财富积累多了，无外乎就是买一个官做，或者把财富变成田产和地产。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来有效投资，从而实 现生产方式、科技水平和其本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说到底，古代商人依然只是政治地位极其低下的一个群体。正所谓“士农工商”，商人排在这四种人群的最底端。 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商人必须买个一官半职。而为了使财富保值，土地等不动产投资算是其中最为保险的，因为留给他们的投资渠道和领域委实太少太小。

　　《金瓶梅》说的北宋末年的事，实则反应的是晚明嘉靖朝到万历朝的社会面貌。这段历史，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渴望向近代转型的时期。而这个特殊时代的 商人西门庆就与传统商人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买了个五品官职，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公职，获得更多的财富，而非只是为了某种政治地位的需要。而且，他没有把自己 的财富变为田产等不动产，而是继续投资各种不同的商业领域，开辟新的生财渠道。他本人的商业进取精神，使他成为晚明同时期商人群体中的一个代表和佼佼者。

　　西欧同时期的商人，正是由于群体财富的暴增，有了政治上的要求，于是，在与贵族和国王的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这个阶级 的出现和壮大，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转型也就成功了。反观中国，明代晚期杰出商人西门庆的个人财富不亚于同时期西欧的资本家，但遗憾的 是，他没有联合其他商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也就没有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阶级或阶层，也就没有从他身上看到非常明显的社会转型的影子。

　　虽然西门庆没有主动意识到这种社会转型，但他个人却以实际行动，隐隐约约地回应了这种社会转型的趋势。那就是，他的一生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赚钱，第二就是疯狂地满足自己的肉欲。赚钱是他的存在的理由，而性的泛滥与缺乏理智，则是他强烈虚无感的一种表现方式。

　　西门庆其实是一个没有精神追求、宗教寄托和政治抱负的大商人。换言之，他找不到出路，即便财富可通最高层领导人，他本人却是空虚和压抑的。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找不到出路的人共有的一种疾病。

　　而解决其空虚和压抑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性爱。西门庆只能以毫无节制的性爱来回应社会转型的趋势。这是他本人的悲哀，也是那个年代全体商 人群体的悲哀。晚明本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但它实在是运气不佳，刚好碰上历史上寒冷的小冰川周期，造成粮食大量减产，引发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 义。与此同时，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又发起了极具毁灭性的进攻。

　　于是，在国内和国外双重压力之下，晚明的社会转型戛然而止，替代明朝的清朝再次从零开始，进入中国古代社会循环往复、不发生任何社会结构本质变化的怪圈。而西门庆等商人，只是这个令人遗憾的转型时代偶露峥嵘，却无力、也无意识去促进这种转型的悲情 “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