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都——今夏的一天，蒲小兰正在她班上检查iPad外壳，上班过半的时候，她得到了一把浅褐色的木椅子，上面印有白色条纹，还有一个高高的结实靠背。

起初，蒲小兰以为有人搞错了。但是，当她的老板们从身边走过时，他们只是生硬地点了点头。所以，蒲小兰轻轻地坐了下来，向后一靠。她的整个身体都放松了。

看来传言是真的。 

一年前，当蒲小兰来到这家富士康(Foxconn)工厂工作时，她只得到了一个绿色的塑料矮凳，由于工作时她的后背得不到支撑，到了晚上，蒲小兰会 因后背酸痛得厉害而几乎无法入睡。终于，她的塑料凳升级成了一个木椅，但是椅子的靠背太小，不能倚靠。蒲小兰推测，这家拥有16.4万名员工的工厂的经理 们也许认为，舒适会使人懒惰。

但是，蒲小兰不知道的是，3月份，富士康高级主管和一名苹果高管之间曾有过一次关键会晤。两家公司承诺要开展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 雇主富士康，承诺将大幅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并大幅增加工资。就业专家称，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在明年按计划得到全部实施，将会产生惠及整个电子行业数百万 工人的连锁反应。

其他的改革措施则更针对个人。工厂内，楼梯间较低的天花板上出现了保护性海面。快速运转的机器配上了自动停机装置。蒲小兰得到了她的椅子。今年秋天，她甚至听说一些工人拿到了有座垫的椅子。

变化也在苹果总部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去年，苹果公司，这家电子产品行业内的巨头，将其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人员增至原来的三倍，重新评估了其与制造商的合作方式，请求竞争对手帮助解决中国工厂加班过多问题，还主动联系了它曾经拒绝过的工人权利倡导组织。

惠普(Hewlett-Packard)和英特尔(Intel)等公司的高管表示，这些变化已经让很多电子公司认识到，它们必须彻底改变和外国工厂 和工人合作的方式。分析人士称，虽然这通常会增加公司的生产成本，但增加的可能不会太多、不致于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价格。随着苹果和富士康成为《周六夜现 场》(Saturday Night Live)调侃的对象以及总统大选辩论的话题，设备设计师和生产商得出结论，电子行业的声誉已陷入危险境地。

苹果一位高管说，“轻而易举地全球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和很多接受本文采访的人一样，由于签订了保密协议，要求不具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到泥水里摸爬滚打了。”

即使有这些变革，仍然存在长期的问题。据权利倡导组织发表的采访和报告称，仍然有许多工人的加班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而且有些雇员的工作环境仍不够安全。

然而，十几家电子公司的高管、工人权利倡导人士，甚至这些工厂的长期批评者均表示，事实可能证明，这些正在中国发生的变化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像iPhone给消费电子技术带来的影响一样具有变革性。

在中国生产半导体的英特尔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加里·涅克尔克(Gary Niekerk)说，“这是每个人都在关心的主要问题”，英特尔内部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被报纸头条曝光的虐待工人的工厂工作。”

然而，许多变化的持久性将取决于苹果、富士康公司，以及外国工人下一步采取的措施。对来自不同城市的70多名富士康员工的采访表明，在iPad和 iPhone组装线上工作的工人中也发生了变化。曾经默默无闻地组装全球电子设备的数百万工人，正在从周围发生的变化中学到一些东西。

夏去秋来，转眼又到了冬天，蒲小兰开始报名参加富士康新办的编织和绘画课程。25岁的她还没有结婚，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但是，她觉得应该把得到高 背椅子看成一种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农民工是这个国家最大胆的冒险者，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遥远的工厂，驱动着遍布全球的制造业引擎，改变着整个行 业。

过去，蒲小兰就一直觉得自己很勇敢，今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她所在工厂内工作环境的改善，她开始相信，一种更好的生活触手可及。她的父母曾对她说，可以自由地选择丈夫，只要对象是四川人。后来，蒲小兰找到了一个看来较为理想的人，不过他来自另外一个省份。

斜靠在她新椅子上的蒲小兰说，她决定无视家人的要求。这对儿目前正在谈恋爱。

蒲小兰说，“今年有了变化。我在实现自己的价值。”

一名审查员的推动

“这简直是耻辱！”富士康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大吼道。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并且是苹果最重要的工业伙伴。

那是在今年3月份，郭台铭正与在中国深圳的公司高级副手们会晤。活动人士把郭台铭看做是改善其工厂内部工作环境的长期障碍。2011年，《纽约时 报》开始向苹果和富士康提出广泛的问题，询问制造苹果产品工厂的工作条件。《纽约时报》自今年1月下旬起发表的相关系列报道，详细描述了工厂内部的问题， 从过多加班、使用童工，到有时致命的危险工作环境，比如在另一家制造商的工厂内，工人们使用有毒的化学制剂清洗iPhone屏幕，在蒲小兰工作的富士康工 厂内曾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导致四名工人死亡。

今年1月，苹果首次公开发布了其多家供应商的名单。此外，苹果还不同寻常地加入了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这是最大的工作场所监督组织之一。该协会的审计员很快对苹果中国合作伙伴进行调查，富士康首当其冲。

此刻，郭台铭正在获知这些调查的结果。据多名知情人士的讲述，该协会的领班调查员告诉郭台铭及其副手们，富士康仍未能停止非法的加班，未能防止在校实习生上夜班，没有付诸实施足够的安全政策，并且有可能让几十万工人暴露在违背至少43条中国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工作。

据多人称，郭台铭大喊道，“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从这开始！”

但调查员还没有讲完。

他转向会议室内唯一的苹果高管、负责运营的高级副总裁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说，苹果同样需要改变。调查员说，值得称道的是，多年来，苹果在提高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公司把这些问题过于当作工程难题来对待。

公平劳工协会的调查员奥雷·范希尔登(Auret van Heerden)告诉威廉姆斯，“长期的解决方案需要采取一种更琐碎 、更人性化的方法。”苹果不需要花精力来制定更好的政策，而是应当多听听职工的投诉和倡导组织的建议。

一些曾与他共事的人说，其中一些建议令威廉姆斯感到吃惊。2007年以来，苹果创建出来的审计程序，是电子行业中范围最为广泛的之一，检查了800多家工厂。那曾是威廉姆斯和公司高管层值得骄傲的东西。

当威廉姆斯在3月会议之后返回加利福尼亚时，变化开始发生。威廉姆斯拒绝对本文置评。据对这些变化有切身感受的人说，变化包括苹果社会责任部门在过 去一年中新雇了大约30名专业人员，该部门的规模扩大到了原来的三倍，并且引进了几位著名的企业活动家。两位广为受人尊重的苹果前高管，雅基·海恩斯 (Jacky Haynes)和鲍勃·班布里奇(Bob Bainbridge)，被返聘回来协助领导这个部门，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威廉姆斯和首席执行官蒂莫西·D·库克(Timothy D. Cook)。

苹果的一名前高管说，“所有的人都认识鲍勃和雅基。这是给大家发出一个信息：杰夫和蒂姆希望每个人都出把力。”

此外，苹果联系了那些曾遭其断然拒绝的倡导人士。四月下旬，苹果同意马军进行了一系列污染审计调查中的第一次。与几十家跨国机构有着紧密合作的马军，是一位中国环境倡导人士，据他说，直至去年底前苹果一直拒绝与他对话。今年9月，苹果加入了可持续贸易行动计划 (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该组织是荷兰的一个倡导团体。

“他们现在明白，如果他们不参与，就等于什么都没说。”马军说。

富士康也发生了变化。在与公平劳工协会会晤之后，富士康宣布，从2013年7月起，员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每周平均49小时，这是中国法定的工作时间 限制。过去，有些富士康雇员的工作时间接近每周100小时。还没有其他主要制造商以如此公开的方式保证遵守中国的工作时间法。总部设在台湾的富士康同时保 证增加工资，因此，即使工作时间减少了，雇员的总收入不会降低，分析人士称，这等于将许多员工的薪水提高了50%。

富士康在中国有1400万名雇员，是雇员最多的私营公司。其他公司的高管称，富士康正在建立评判所有制造商的标准。

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高级副总裁托尼·普罗菲特(Tony Prophet)说，“当最大的公司加薪、减工时的时候，其他工厂不管愿不愿意，会被迫这样做。一场变革之火已经点燃，这些公司都会受影响，它们不得不改 进，只有这样才有竞争力。这跟18个月之前比，是巨大的变化。”

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说其“致力于确保为我们所有的雇员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而且公司在过去三年中曾多次提高工资。

保密和透明

尽管有这些改革，但苹果内部以及外部组织的倡导人士说，除非苹果发挥其公众领袖的作用，电子行业的问题不会真正改善。苹果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在其他有海外问题的行业中，主要公司为解决问题起了领导作用，例如鞋类制造业中的耐克(Nike)和服装业中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这种公众领导地位和透明度可能与渗透在苹果的公司保密文化背道而驰。苹果的员工常常不知道和自己一起吃午饭的同伴、或者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在干什么。保密帮助苹果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但是苹果的前高管们说，当保密渗透到更广泛的企业文化中时，它就成了一个问题。

公平劳工协会的范希尔登说，“硅谷公司的互相多疑阻止了它们进行合作，这个问题很明显，以至于在企业社会责任这种问题上，公司间都不合作。”他补充道，他从事的苹果、富士康，以及其他公司的工作是保密的。

虽然苹果是加入范希尔登负责的监督团体的唯一一家电子产品公司，但是，苹果在一些其他方面仍然不开放。苹果拒绝公开公司已经视察过的数百家工厂的审 计报告。去年，两家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后，苹果没有与其他公司共享调查结果，使这些公司也许能避免类似的事故。一般来说，苹果不公布违反了其供应商行为准则 的厂家、或者已被终止合作资格的供应商的名字。

而且，据苹果的安全及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前成员透露，这个不断扩大的团队的成员通常被禁止在会议、学术期刊，或其他论坛上分享他们的调查结果，尽管其他企业也许可能通过这些公开的渠道来获得他们的深刻见解。

苹果公司的一位前管理人员说，“苹果担心，如果把睡衣敞得太开了，就会失去苹果与众不同的神秘感。但是，开放是真正改善现状的唯一途径。如果你不分享已有的经验，那么别人就没有机会从你的错误和发现中学到东西。”

苹果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公司在一则声明里说，苹果欣然接受其“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而且长期以来一直非常严肃地对待工作条件问题。“在我们的 行业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象苹果那样做出那么多的努力，在那么多的地方，让那么多的人受益。通过多年的艰苦工作和坚定的承诺，我们已经为工作场所、集体宿 舍以及工人安全建立了标准，从全球首屈一指的专家那里寻求了帮助，为工人设立了开创性的教育项目。”

声明继续说，“我们一直坦诚地对待所面临的挑战，以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我们深信透明度的重要性，并通过公布我们的缺点以及曝光违规行为展示了透明度。”

在今年5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说，公司“将加倍产品保密的力度。”

不过，他补充道，“在一些其他方面，我们的所作所为将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透明的公司，比如在社会变革、供应商责任、减少环境污染方面。我们将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公司，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些方面，透明度极为重要，如果我们的行为是透明的，其他公司就会复制我们的所作所为。”

今年，苹果开始每月发布简报，公布供应商对加班标准的执行情况。今年10月，苹果召集其他技术公司，针对海外工厂过多的加班问题，进行了一次私下讨论。虽然，苹果的年度供应商责任报告不包括具体工厂的细节，但它们仍然是电子行业里最全面的报告之一。

不过，苹果没有寻求高姿态领导的机会，其它行业由于有这样的领导，发生了转变。例如，耐克召集过劳工、人权、环保以及商业领袖参加的公开会议，讨论 如何改善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服装零售商Gap Inc.邀请过外部组织评价其采购实践，并将结果公开发表。巴塔哥尼亚与竞争对手分享其工厂审计结果，还积极支持让公司共享信息的审计报告集中交流中心的 建立。

苹果的一位前高管说，“这是苹果须要达到的标准。领导者就是这样改变一个行业的。”

更加人性化的特色

距离给了蒲小兰新椅子的工厂大约320公里以外，是另一家正在尝试改善工人生活质量的工厂，也揭示了为生活质量改善所做出的取舍。

这家位于重庆的工厂为惠普生产电脑，后者远没有苹果的魅力。该工厂由不知名的台湾制造商广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运营。

在厂房内成千上万名身着白色制服的工人当中，偶尔会闪现张雪梅这样的穿着粉色衣服的人。19岁的张雪梅热情活泼，戴着闪亮的耳环，她唯一的工作就是和工友们聊天。

在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张雪梅会听取工人们对工厂免费饭菜和宿舍的不满。她听工人们谈离婚、思乡，或者与经理发生的吵架。当她发现哪个工人很痛苦时，她会把她们介绍给公司的全职医生、或专业心理辅导员。

广达高达十层的员工宿舍感觉就像一座大学校园，里面有一座免费的电影院、电视室、一间面积很大的武术健身房、两个宽敞的卡拉OK吧、一个巨大的餐厅，以及一个供人随音乐做有氧运动的大厅，大厅播放着《江南Style》的中文再合成版。

广达和惠普都没宣称自己已经解决了每一个劳工问题。而且，这些改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厂商自己的利益，因为中国工厂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工人们总是不断离职。惠普希望，通过改善居住条件，人员流动频率和培训成本能有所下降。

惠普的高管普罗菲特说，“你可以调整生产线，把工作流程缩短一秒钟，但是，如果工人们每三个月就换一批的话，会给你的质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

去年，一个工人权利倡导组织批评了广达位于上海的另一处工厂，指责其工作环境恶劣。工作环境恶劣的问题在许多工厂都存在，包括过多的加班和劣质的饮 食。在重庆的工厂，惠普已经初步同意略微提高所付的装配价，这样广达就能为员工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惠普的高管们表示，这种支出是所有公司让工厂更加人性 化而应该承担的代价。

工人们也要付出代价。广达员工的收入略低于富士康的员工。此外，广达强调工作时间应该有利于员工的身心健康，这就意味着，广达不允许员工有过多的加班，工人权利倡导人士称那种加班是虐待工人，但一些工人却坚持他们想加班。

21岁的张江又瘦又高，他以前曾在上海的另一家公司组装笔记本电脑。每周，他都会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这样他弟弟才能继续念书。他说，加班对他来说是好事。

但今年夏天，受够了坐25小时的火车回家探亲之苦的他，来到重庆，进入广达。他喜欢这里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宿舍，也能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但他拿到的工 资却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想到弟弟可能不得不辍学帮家里干活，他就于心不忍。现在，每天夜里他不是在工厂上班，而是花好几个小时玩在线游戏《地下城与勇 士》(Dungeon Fighter)。

他说，“我宁愿一周工作80个小时。”

改革不易

惠普也有在富士康工厂生产的产品，几乎所有大型电子公司都用富士康。比起其它任何企业来，富士康更好地证明，中国的工厂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富士康靠严格的纪律，帮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巨头。这种严格的纪律随处可见，就连基层管理人员向来访高管敬礼时也能表现出来。

苹果前高管称，这种纪律正是每台iPhone都组装得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让员工受益（比如象蒲小兰那样得到一把新椅子）的改革，还没有快速展开的原因之一。工人们说，虽然富士康已经对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要求他们用更好的态度对待员工，但领班们仍对员工用脏话和威胁。

在成都富士康工厂的iPad质量保障部门工作的牟科章说，“基层管理人员的说话方式往往让人感觉是在威胁。” 

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一直是最快进行变化和改革的企业之一”。公司称其政策是“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员工，如果我们发现任何越轨行为，会立即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

在过去两年里，惠普已逐步将其生产任务转移到了广达。据惠普的管理人员称，富士康并没有特别努力争取把惠普的合同赢回来。通常，西方电子企业的高管 们提出的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是以提高供应商的成本为代价的。即使在苹果内部，矛盾也会爆发，因为高管们往往认为供应商应该自己出资进行改善，而供应商们 则表示，除非苹果多付钱，改革是不可行的。

而且归根结底的是，有些工人自己抵制改革。3月，当富士康宣布员工的工作时间将减至中国的法定上限时，员工们开始抱怨。富士康重庆工厂23岁的员工马昌桥说，“我绝对愿意加班，工作60个小时以上，但是，现在加班时间有上限了。”

多家公司的管理人员都表示，变化不容易。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改善劳动条件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虐待劳工的问题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问题，不是靠一个正确办法就能解决的。

9月，两个工人权利倡导组织发现，在富士康位于中国中北部的一处工厂，非制造专业的学生从事了不适当的强迫劳动。六个月前，富士康刚同意接受了公平 劳工协会的要求，实行新的实习规定。一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说，她被禁止放弃实习，还被迫上夜班。后来，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向受到违规对待的实习生表示 了歉意，相关负责人也被免了职。

目前，富士康的实习生项目仍在继续。高管们说，这表明富士康致力于把这个项目做下去，尽管进行改善不容易，而且错误也在所难免，但该项目能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受益。改变公司文化是个缓慢的过程。但苹果和富士康的高管们希望且相信，必要的改革正在按部就班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