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什么？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想通。如果今天这个主题是‘电影是什么’，我想这个人一定不会生病。”香港国际会展中心演讲厅，罗大佑站在讲台上，“气急败坏”地指向身后巨大的落地海报，上面是侯孝贤的巨幅肖像。

这是2012年“台湾月”的最后一项活动，原定由侯孝贤与台湾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会长严长寿对谈“文化是什么”。12月2日活动举行当天早上，侯孝贤突然告病。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情急之中请来罗大佑救场。

这一天距离第4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结束刚刚一周。这届金马奖把大部分奖项都给了包括《神探亨特张》、《夺命金》等在内的大陆和香港电影，台湾电影一片哀号。作为“金马奖”主席，侯孝贤此时正处在风口浪尖上，不断面对着来自媒体和观众的“为什么”。

从11月28日开始为期一周的访港行程，是龙应台成为“部长”后的一个重要举动。旨在与香港交流台湾文化，由台湾驻香港文化机构“光华新闻中心”举办的“台湾月”，也是她这次访问的重要内容。

“光华”的“台湾月”已办了六年。2012年活动从10月27日持续到12月2日。除了独立书店、民谣、传统舞蹈和国乐，电影是交流的重要一环。

“金马奖”执行长闻天祥受邀和香港演艺学院教授冯家明座谈“台湾新电影30年”，南方周末记者问起“金马奖”时，闻天祥只字不提。他乐于聊起的，还是台湾新电影运动——对香港人冯家明来说，那场运动他几乎和台湾人闻天祥一样熟悉。

香港这个地方的好处

1985年侯孝贤《童年往事》公映，台湾电影人迅速“分裂”成“拥侯”和“倒侯”两派。“倒侯派”的论点之一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拍徐克、吴宇森那样的电影？”

“但香港电影又很支持台湾新电影。”闻天祥说。透过一些香港主流电影杂志《大特写》、《电影双周刊》，像冯家明这样的香港电影爱好者事实上对台湾发生的电影“革命”了如指掌。

1990年代冯家明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读书，学校的放映室放的永远是好莱坞电影。轮到冯家明选片，他放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看惯了好 莱坞和港片的香港学生突然眼前一亮。“香港电影那时的模式是：英雄肯定不会死。‘牯岭街’给了我们很新鲜的东西，那种人情味和1960年代的成长经历很令 人唏嘘。”冯家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冯家明对台湾电影的“感冒”从中学时就开始，除了香港二楼书店卖的杂志和台湾志文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他的很大一部分资讯来自专放“非主流电 影”的戏院——湾仔艺术中心、湾仔北的新华戏院，还有每年4月的香港电影节：“香港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一直有许多电影可以选择。”

2000年，“新电影”已沉寂许久的时候，杨德昌拍完了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一》，影片最终只能在香港上映。首映被安排在了香港电影节。冯家明那 时坐在影院，心里充满在香港看杨德昌电影首映的欣喜与得意。直至九年后，《一一》才在台湾上映，此间，台湾人和大陆人看的《一一》，都是香港版DVD。

1987年香港电影人舒琪成立的文艺片发行机构“创造社”，那时几乎成了大陆和港台电影的小型集散地——台湾人透过创造社看到了张艺谋，大陆电影发烧友也通过盗版“创造社”电影认识了侯孝贤、杨德昌。至于香港和台湾，“电影资讯几乎同步”。

冯家明特意翻过1987年的香港《电影双周刊》。那年杨德昌、詹宏志等人带头起草了《台湾电影宣言》——后来被认为是新电影运动走向拐角的标志。宣 言原定1987年1月15日在《中国时报》刊登。香港《电影双周刊》一得知消息，立马争取到了它在香港的同步刊登权。约定的1月15日到了，《中国时报》 却推延了——这部重要的台湾电影宣言，戏剧性地首发在香港的电影杂志上。宣言前的编者按写道：“我们虽然不是每句话都同意，但希望香港也能有这样的精神， 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有意义的事情”最终没能在香港电影产业里出现。虽然包括新艺城等在内的电影公司，也和台湾新电影导演有很多合作。“但不过是两地业界的跨地域合作，没见到更进一步的影响。”冯家明失落道，“说来说去，好像只是我们一个小圈子的游戏。”

台湾影界也一样，虽然一直向往香港模式——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香港电影是“金马奖”的绝对宠儿——最终还是没能像“新浪潮”一样成气 候：“台湾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它的电影更多受到自己乡土文学的影响。而且在戒严尾声中政治开放时，那种蠢蠢欲动的时候，台湾电影需要一个叛逆的爆发点，冲 撞当时的社会。”闻天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台湾电影回来了，香港人很高兴

2003年夏天，冯家明和妻子去了趟台湾，去看刚刚上映的蔡明亮电影《不散》和李康生执导的《不见》。

冯家明一直在电影节和小影院看台湾电影，他想瞧瞧到底商业电影院里看蔡明亮电影的观众是怎样的——他已兴奋地做好与台湾蔡明亮影迷碰面的准备了。到了影院，先看《不见》，可直到开幕，也没别的任何观众。

“也许蔡明亮的会好一些。”他想，接着又和妻子入座看《不散》，电影开演，又是专场。“我从1990年代就听蔡明亮讲：台湾人不看我们的电影。可那次我才知道到底有多恐怖。”冯家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都看好莱坞。”

那是台湾电影最惨淡的几年。票房在台北只要超过一百万新台币，就是年度前三卖座的台湾电影。蔡明亮是前三名。“新电影对台湾观众当然很重要。但这和 买票去看又是两回事。观众对新电影倦怠了。加上台湾加入WTO，电影市场完全开放，没有配额和拷贝数限制，观众选择多了，台湾电影就陷入国际电影的泥潭 了。”

那之前十年，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的电影在国际影展上拿奖拿到手软，大量的海外投资涌向他们，拍电影不愁钱。一不留神，好莱坞大片吞噬了台湾 本土电影市场。“那些在新世纪开始后还留在台湾电影圈的人，铁定是不拍电影就活不下去的人。”闻天祥常说这句话，这是他在“台湾电影最黑暗的时候”，看到 的“曙光”。

这些“曙光”后来成为了魏德圣、林书宇、戴立忍……他们也是被“新电影”影响的一代——魏德圣曾是杨德昌的副导演，林书宇则是蔡明亮的副导演。浸染 了前辈精气神儿的同时，他们又经历了那段台湾电影“最黑暗的时光”，懂得要“有生气地和电影外的事物保持沟通，把主流观众争取回来”。

台湾政府每年提供的辅导金，也足以催生三四个新导演。年轻导演们为自己的拍摄计划找到可以出品的电影公司，就可以送案给政府，政府来评估选择——但 钱不算太多。“这也是台湾电影现在为什么都喜欢走小清新路线的原因。这和年轻导演们的经济状况是有关的。”闻天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2年的“台湾月”，光华中心放映了五部台湾2011-2012年度的新电影，包括侯季然的《南方小羊牧场》、华天灏的《不老骑士》、洪荣良的 《阿爸》等，全部小成本制作。香港人对台湾的小成本电影显然兴致盎然，一年多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曾经成为香港华语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

香港一直没有讲述学生时代的电影，“那些年”进来，“填补了香港人的需要”。冯家明说：“另一方面，比如《一九四二》，在内地不论有多红，来香港都 肯定不会卖座。香港年轻人对合拍片都已经有抗拒了——鬼不能拍、UFO不能拍、血腥场面不能拍。而恰好在这个很微妙的时候，台湾电影回来了。这是一个文化 认同的问题。”

对于第49届“金马奖”，冯家明觉得《女朋友，男朋友》理应拿到更有分量的奖：“它在努力讲解严时期三个人的故事，值得嘉许。”他对越来越多的合拍 片感到头疼：“台湾的电影人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凡是和台湾意识有关的东西，就会非常抢手。我无法想象香港人会去拍讲述传统的电影，合拍片有钱，他们就拍合 拍片。”

但台湾人很可能不这么想。“我们一方面羡慕香港的那种适应力——怎么都能活。另一方面，又羡慕大陆市场的庞大，动不动就好几个亿。”闻天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