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们的见与不见
歌樵
对于人而言，饥饿意味着什么？对于饿殍意味着死亡，对于能挣扎者意味着脸面尽失，对于治国者意味着无奈，对于观察者意味着愤怒，对于竞争者意味着机会。
当冯小刚将刘震云的《温故：1942》拍成电影并公开上映，在和谐的盛世下回顾饥饿以及饥饿下的众生，其行为本身足以载入共和国的电影史。中国的饥饿电 影之前已经有了比较著名的两部，《活着》《夹边沟》，但前者主要集中于体现个体在饥饿中生存智慧，后者侧重反思乌托邦理想对人性的无视和吞噬，《一九四 二》则体现出战争灾荒之下执政者、官僚、士绅、土民面对饥饿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是千里饿殍的浮声绘影，它反映的人性和行为选择比《活着》来得更复杂，相比 于《夹边沟》却又少了对现实政权的挑战和“光辉”下阴暗面的揭示，恰是中国饥荒史的正常再现。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恰在抗战时期，感兴趣者便在根据地和沦陷 区，也一度反思政治与人性之关系。《一九四二》所要表现的这段历史其主题恰好便是饥饿的政治，而冯小刚们于此既有见，也有不见。
一
“你会吃自己的同类吗？”西方的伦理学家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以至于还有《洞穴奇案》的书籍来探讨吃人在何种情况下不用承担责任和良心谴责。其实这在中 国甚是无趣，饥饿之下人肉恰是佳肴。在中国，饥荒年间吃人是寻常之事，白居易诗云“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而且，吃人是有食谱的，在吃人的盛宴上，一 般人被称作“两只羊”，少年女子被称作“不羡羊”，儿童则称“和骨烂”。强力的军阀不仅以人肉为军粮，苻登一军都以人肉为食，或导致瞳孔变红，因此平添恐 怖的战力。朱粲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秦宗权将人之肩膀和两腿以盐腌制，绑在军车之上，随取随食。人肉另有一名，叫做 “想肉”。
白修德拍摄到狗吃人的照片。确实，河南的灾荒是人的惨剧却是狗的盛宴，狗不仅野化而且恢复了狼性，其实人在其中也恢复了原始的野性。在河南，人在吃人不 是问题，问题是将活人杀死吃掉，还是等着活人死掉再吃。在采访路上，白修德看见有母亲将自己两岁的孩子煮着吃了，有一位父亲因为吃掉自己的两个孩子被指 控，但指控不在于他吃人，而在于他把孩子勒死吃掉。有军队将一个八岁的男孩交给了一户农民照顾，不久孩子不见了，他的骨头在茅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白 修德《探索历史》1987:113）
在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下，吃人的场景不可能反映出来，在影片中提及就已经是相当进步，吃同类是伦理的底线，在饥饿面前，我们能坚守住底线吗？如果面临饥饿，我们又能比那些人坚持多久？
二
“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土地了”。这是影片中说及的一句名言，其实这本是应该用大字体彰显的一句话，它出自白 修德回忆录，是一名军官亲口对其说的。（《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1988:139）在大多中国人看来，人命是有价的，一个人和一群人的生命的价 值并不对等，为了一群人的利益可以将一个人牺牲掉。为了中华民国，可以牺牲河南三千万人。
河南的灾荒一个重要起因在于蝗灾，蝗虫之起恰在于新黄河和黄泛区，黄泛区的出现就在于黄河决口。为了利用黄河阻拦日军，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在河 南中牟赵口和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南岸大堤，结果在豫东、皖北和苏北地区形成了黄泛区。新黄河将中日两国军队隔开，中国方面部分达成军事目的，但为防止日军 察觉，决堤行动秘密进行，大堤一开，河水奔流，当时便淹死数十万民众。那有如何？！蒋介石更宣称大堤为日寇所炸开，一度赢得国际舆论同情，苦肉计是何等成 功。接下来中日两军彼此以水为武器，不断的进行小规模的决堤，以阻挡对方军事行动，哪一次决堤又预先告知了民众？并且为了利用决堤后形成的地形和局面，对 于对方修堤行为还要积极破坏，这种行为连志在建立根据地的中共也不能回避。
冯小刚说，蒋介石不是不知道河南有灾荒，但是限于国力和局势却不能救，白修德的报道将蒋介石逼到了墙角，为了挽救自己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只好去救 灾。但电影对于政治家的铁石心肠表现的还不够。早在1942年8月至9月份，蒋介石就知道河南灾情，他的作法是在王曲第七军校召开了“前线军粮会议”，核 心议题是保证河南军队的军粮。10月份，又派张厉生、张继作为特派员前往河南视察灾情，就在河南士绅以为中央将救济时，张厉生宣称河南灾情虽有，但各地情 况不一，河南的赋税和军粮缴纳重要照常。白修德亲眼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吃一种荠麦麸、树叶、和树皮的混合品。他自己的地上去年收麦五百斤，政府都给征去 了，还说不够，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耕牛和驴子，以弥补不足”。（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1988:197）应该说，如果没有大肆的无节制的征收， 河南民众是可以靠着树皮和米糠活下去的。后来，当政府决定救灾时，也一直在追求效益最大化，不是救济灾民的效益最大化，还是新闻价值和政治利益最大化。
电影中一再提及，蒋介石试图将河南当成包袱甩给日本人，而日本人察觉到蒋介石的阴谋，结果在河南顿兵不进。这种说法符合逻辑，但没有多少史料支持。中日两 方在意者是军事胜败，灾区之民众不在主要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无所谓包袱与否。河南地处中原，战略位置重要，蒋介石势在必守，不会因灾民是包袱而主动放弃， 中原作战的退却是因为溃败导致的，而且灾荒主要在1942-1943年，中国军队被日军大击溃在1944年。日军顿兵不进，不是考虑进去之后难民成为包 袱，而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上层对于中国战局采取维持现状政策，不想进一步扩展战区而消耗兵力。
当白修德通过层层阻力终于见到蒋介石的时候，他说：“（蒋介石）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听我申诉。我谈了饿死人的情况，谈了捐税，还谈了敲诈勒索。他否认政 府正在向农民征收捐税：他已经下令对灾区豁免捐税。我引用了农民的话，于是他对一名助手说：‘他们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当白修德拿出一些野狗正 站在从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大吃的照片，看到照片的蒋介石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他要求白修德向他提供一份完整的报告，不要漏掉任何 名字。（白修德：《探索历史》1987:121）确实不久河南开始有些官员人头落地。但不要忘记，这是白修德的报告先在《时代》上发表让国民政府感受到极 大压力的结果。柯蓝扮演的宋美龄固然气质风姿上佳，收养烈士遗孤也实在有爱心，但当白修德的文章发表后，她气急败坏动用私人关系，要求《时代》的老板卢斯 将白修德解雇，这当然也是事实。蒋介石在惩治贪腐时，贪官之外，洛阳的一位电报局长也被枪毙，原因是“泄露机密”，他顶着压力凭着良心将白修德关于河南灾 荒报道直接发给了重庆的美方新闻机构，使得家丑外扬，使得政府难堪。
三
整部影片自认为表演的最好的是冯远征，他将瞎鹿这样一位农民的自私、精明与可怜的形象体现得充实而饱满。但其实影片中最起码有两个人物应该加大戏份，并给予其充分表演的机会，白修德、张钫——大饥荒中的两位义士。
如果没有白修德，天知道河南的饥荒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大公报》发表《豫灾实录》被停刊，王芸生写《看重庆，念中原》被打压，国内新闻界迫于压力对于灾 荒讳莫如深，直到白修德出现。白修德在饥饿灾区的调查十分艰难，电影的显示却太简单了，当白修德去见蒋介石时，他说：“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我几乎像发 疯一样地奔走呼号：‘老百姓正在饿死！老百姓正在饿死！’”（白修德：《探索历史》1987:119）但我们看见布罗迪演的白修德无奈的悲悯要远多于压抑 的愤怒，许是布罗迪的眉毛给我造成如此的感受罢？在电影中那位牧师期待他获得普利策奖，他最后拿到了，但是靠的是写总统选举报道——《总统的诞生》，对于 美国人而言，河南的报道不过是异乡轶闻，远不如自家选举重视，尽管那里曾经人吃人。
张钫是辛亥元勋，黑白通吃，抗战时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一生从事慈善事业，多次将自家田产粮食捐出，被河南同乡和灾民誉为“老家 长”。1942年间的灾荒，张钫积极从事救灾事业，其赈灾是自发之义举，捐家产之一半者未曾听说，但其一贯慈善，其捐出累计者又何止家产之一半。影片将其 捐助说成是蒋介石礼贤下士之结果，实在是有伤张公充实而有光芒之义举，且对蒋也未免有美好之嫌疑。张钫之救济不单是发放钱物，设置粥场，而是力图让灾民有 所养、有所教、有所为，他一度建议政府，将逃进陕西的河南灾民迁徙到河西走廊，实行屯田，“移豫秦之灾氓，辟河西之草莱”，末了还不忘给蒋介石戴高帽，说 蒋氏“宵吁忧勤”，自己“莫名崇仰”，其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
四
中国之抗战，蒋介石有一个总结，叫做“苦撑待变”，以积贫积弱之中国对抗世界五强之日本，非苦撑不足以抗衡，非待变不足以求胜。但蒋之政权最大的问题在 于苦撑之中不做自我革新，河南的饥荒确实有国力不足以救济之处，但灾荒之年，传统政治的弊病却体现的更加明显，不作为或者大发国难财，国民党政权无论如何 不能辞其疚。
一面是人吃人，一面呢，白修德离开郑州时，郑州的政府长官们为他们践行，菜单是：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另 有两道汤，三个馅儿饼，饼上都洒满了白糖。政府救灾，不多的粮食发到地方，地方不问饥荒如何，终归还要克扣，河南省省主席李培基不仅不能免俗，而且隐瞒灾 情也没有李雪健表演的如此无奈。政府发放的钞票，商人与银行合谋对大额面子的钞票拒收，逼迫受灾者去换取小额的钞票，当然折扣和手续费是一定要收取的。
影片中反复出现蒋鼎文，其实在河南的灾荒中，造成最大危害者是汤恩伯，蒋鼎文好歹还将河南的灾情报告给蒋介石，结果遭到训斥。汤恩伯依仗蒋介石的宠信， 自比曹操，与蒋鼎文争权，一战区的实权实际掌握在汤恩伯的手中。其军队鱼虾混杂，被河南百姓斥之为“河南四害，水旱蝗汤”。河南确实的大军云集，国、共、 日伪三方演义，国共合作者少，对峙者多，中原之地实在必争，国民党若失中原，则武汉和西安就直接处于日军威胁之下，中共若得中原，则其八路军与新四军之根 据地当可呵成一气。日军要打通大陆交通，非自中原进军不可，至于百姓，原就不属于战略范畴。
五
影片中，蒋介石叹息说，很怀念北伐时期，说那时候没有包袱，尽可与民众站在一起。言下之意，执政之后顾虑太多，就不得不与民粹告别，是为不得已。但告别 民粹可以，告别民众则不可以，官员的颟顸、党争的频繁、赈灾的无能这些都不能归咎于自己不再是革命党。凭心而论，从河南蔓延整个华北的蝗灾，从赈灾的执行 力而言，中共最强、日伪其此、国民党最弱。面对巨灾，国民政府除了些许的赈灾物资之外，就是期待民众自救，国民党《中央日报》有一篇社论，题为《振灾能力 的试验》，写道：“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某一个人，必先用种种办法，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可以使他……增益其所不能。”（《河南灾情惨重——渝各报痛 切呼吁救济》，解放日报，1943-03-17）这样的报纸、这样的态度，只有两个字评价：你妹！日军占领河南后，一度拿出部分军粮来救济灾民，其对于赈 灾管理比较规范，结果使得河南部分民众对其持欢迎态度，一些民众给日军作向导，一些民众在汤恩伯部撤退时候，拿起锄头、木棍、砍刀将国军缴械，刘震云在 《温故：一九四二》中说就了其家人的是日本人，从个人经验而言，并没有错。但日军入侵河南主要是军事目的，其伪政权建政之后，固有的腐败也相随而生，而且 对于蝗虫，伪政权主事者十分迷信，一些地方称作“蚂蚱爷爷”，防灾消极，主要靠祭祀，这样赈灾和防治蝗虫效果就大打折扣。
饥饿之下，中共登场了。蝗虫并不会管何地姓国何地姓共，但对付蝗虫的策略和主动意识却因地而异。中共对于蝗虫和治灾其组织之严密、用心之到位可以说前无 古人。中共各级政权之政务人员实行的是配给制，这使得腐败相比于国民党和日伪要低得多。同时在各行署设立灭蝗总指挥部，是为灭蝗虫总执行机构，其权利直接 到村，而且根据蝗虫的活动规律，各地指挥部自动轮换主动权。蝗虫对于中共固然是灾难，但更多是契机，一场轰轰烈烈的灭蝗虫大运动得以展开，我曾经以为研究 的关系，翻阅此时的报纸，之前上面满版满面是“剿蝗战报”、“剿蝗捷报”、“剿蝗专刊”、“剿蝗通知”等等。灭蝗英雄出现了，灭蝗大比赛也出现了，一些地 方还制定了红旗竞赛奖励办法，哪个村哪个队打的蝗虫多，第二天红旗就插在那个村或队，“蝗虫飞过了太行山，却飞不过咱们的人山”这种彪悍的口号也只有中共 领导的民众才能喊出来。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以及蝗虫如小强一般的抗击打能力，灭蝗运动当然不能彻底消灭虫害，其效果也未必有非常大，但灭蝗运动是中共在 技术和资本匮乏之下，将人力资源组织到极致的典范。河南的饥荒，中共领导的各边区不仅吸纳难免以增加劳动力，赢得了民心和赞誉，更通过打灭河南飞来的蝗 虫，使得根据地人心之齐整达到一个高峰。刘少奇这样说：“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的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保护国家和民族。…… 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适当的保护其本身的利益。……抓住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族觉悟、阶级 觉悟的中心一环。”（刘少奇：《盐城农救工作经验》）某种意义上他道出了中共胜利的实质。当然这种数千人甚至数万人进退有序有条不紊的灭蝗运动，单纯依靠 党组织和党员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灭蝗运动得以出现，没有之前的村庄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民众之所以能够发动，在于上下同欲，就抗战而言，不仅要立足于民 生，还要在在政治上给予民主权利，使得老百姓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人格，进而了解个人与整个国家的关系。从而服从于全民族的抗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的 感叹可谓不着调。1942年的河南饥饿是蒋介石政治失败的开始，他在因势趁便登上世界四大伟人之巅时，脚下的基石已经开始崩塌。毛泽东在抗战之初就断言， “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问题是，有竞争者存在，则民主为用，民主为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服务，民主为中共与国民党协商政治服务，民主为根据地政权的正当性获得服务，若目标达成，则恢复旧章。毛泽东言犹在耳，后来者若能思之听 之行之，则比期待另外另一部饥饿电影上映又来得有价值得多了。
2012年12月1日草于野风柔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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