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因博弈论的跨界运用，政治学得以再度“降临人间”。也正因为博弈论工具的使用，政治学此番重回人间，它的主要任务便有两个：一 是对个体进行赋值——对主体性进行描述；二是建构个体间的交往规则，即主体间性问题。如此，大到社会小到个人，便均可做博弈观。所以虽然是主体性和主体间 性这两个老核桃，但因为有了博弈论这个新工具在手，一时间倒也成果斐然。比如罗伯特·萨格登的《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便是用博弈论分析道德观念与 社会惯例的形成；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的进化》，讲的是多次重复囚徒博弈的最优策略求解；奥斯特罗姆更是因为将博弈论引入公共资源分配及公共政策 制定领域而成为唯一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在这股潮流中，既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社会生物学家向传统政治领域的主动跨界，也有政治学专业人士 对博弈论的主动运用。比如上文提到的阿克塞尔罗德，就是个政治学教授。他广撒英雄帖，征集重复囚徒困境的最优策略解。第一次共有十四个计算机策略应征，比 赛结果是：一报还一报策略获胜。这个策略的具体内容是：首先我先和你合作。一旦你背叛我，我则立即施以同等报复。如果你又改回合作，则我不计前嫌继续选择 合作。说白了就是孔夫子的“以直报怨”。这个比赛结果出来后，江湖上各种不服，只好又比了第二次。这次，六十二个计算机策略有备而来，但最终仍然是“一报 还一报”获胜。

 

　　可以看出，因为使用了博弈论这一新工具，政治学这个古老的学科“社会学化”了。经济学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解读诸多人类制度设计及道德观念的鲁 棒性、稳定性和初始存活性。回想高中时代，我把整整一本政治课本倒背如流，考试成绩却从来没过七十分，原因是，面对诸如“试从制度层面分析社会主义相比于 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时，一直搞不懂要与书里的哪一段对应，完全让人崩溃。现在谈纳什均衡、谈帕雷托最优，就讲道理多了。当然，我也因此更加对优越和不优越 不以为然。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布赖恩·斯科姆斯的《猎鹿与社会结构的进化》（薛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斯科姆斯抱怨说，用博弈论 解读政治的人，一窝蜂地去谈囚徒困境。这并不很符合人类社会的真相。就囚徒困境而言，不论同伴选择招供还是不招供，自己的最优选择都是招供。也就是说，阿 克塞尔罗德用重复囚徒困境解读人类社会制度建构的书虽然被命名为《合作的进化》，但其实他忽略了人们彼此间的互动（尤其是与邻近的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博弈 前的信息交流。看香港黑帮片我们就知道，被抓的小弟通常并不会选择招供，因为他知道外面有戴墨镜的大哥，如果他在里面死扛，大哥会养他老婆孩子；反之，他 老婆孩子性命不保。

 

　　因此，在解读社会制度建构时，斯科姆斯认为囚徒困境这个模型太简单了，更加适合的应该是猎鹿博弈。这个博弈的名称源自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础》中的一个故事——如果大家围在一起猎鹿，则每个人都知道，忠于职守事关猎鹿成败；但是有一只野兔从眼前经过，那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去追逐野 兔。社会契约问题，于是变成了无风险的猎兔均衡如何及怎样向风险及收益均较高的猎鹿均衡转化的问题。

 

　　兔子的价值远小于鹿，这大家都知道。合作猎鹿，人均收益高于个体分别去打兔子，这个大家也知道。但是假如一百人的规模，要想让每个个体放弃野兔的诱惑合作猎鹿，信任必不可少：一是对他人的信任；二是对公平分配的信任。

 

　　斯科姆斯的问题是：在信任建立前，猎鹿人社会是否可能。难点在于，人际间的信任不能凭空产生，它必产生于人们的行为之后。就像卢梭所说的那 个语言问题：“以声音代替手势必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而对于原始器官还没有经过多少锻炼的人来说，要达成共识是相当困难的；更难以想象的是，共识居然 发生了，因为这样的共识需要有人先提出来，这意味着使用语言的前提是有语言存在。”

 

　　所以斯科姆斯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如果语言不是已经存在的，那么，对语言的约定是如何实现的。他用进化动态概念解释了这个问题：在无共 同知识（即语言约定）的情况下，个体A发出信号P，信号接受者B做出策略M。初始阶段，与P对应的M有无数的可能。但在信号系统进化的过程中，只有达到严 格纳什均衡的那个特殊的M才能产生进化，而其他的M却无法进化，因为它们虽然也是一个均衡，却是动态不稳定的。所以，信号系统可自发出现，而不需要预先存 在公共知识、共识或先例。

 

　　由此产生的推论是：廉价的磋商，即没有凶狠大哥这个角色，囚徒甲与囚徒乙在同时被抓进去之前彼此所做的各种承诺，虽然很廉价，却会使囚徒困境产生多态性均衡点，在真实的社会中，囚徒的最优解不再是唯一的招供，而是与个体所处的特定环境相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OK，有了“凭空产生”的信号系统之后，另一个更为关键的要素则是位置，即空间。斯科姆斯用模型证明了，在很多人围着的大圈中，个体与相邻的两个人交流越多、越热衷于模仿邻居的最优策略，则群体产生合作的可能也就越大，个体的平均收益也就越高。

 

　　从上述结论中，我得出另外一个推论：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对公民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