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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前校长陆平忆文革:开始左的人被打倒后很惨

时间:2012-10-15 03:43:55  来源:凤凰网  作者:

核心提示: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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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 图片来源:光明网

本文摘自:光明网,原载于《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洁,原题:父亲是知识分子

陆平:1914-2002,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入北京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担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文革后任航天部副部长。

采访手记

几乎每隔十来分钟,就有电话或来人打断我们的讲述。我没想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总居然有这么多事,也没想到陆莹在回忆的痛楚和现实的干练之间切换,居然很自如。

陆莹穿得非常职业化,而且显档次。她快步走向办公桌接电话时,高跟鞋“嘣嘣”地磕,香妃烟色的套装有飘逸之风。坐下来谈话时,她双手交叉搁在膝头,上身很分寸地前倾,侧坐,双腿并拢,或者文雅地架着腿,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丝一毫都符合礼仪。

但她还是几度“失礼”了,泪流得太多的时候,人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飞快地擦着泪,想继续谈话,但努力失败了。她干脆用面巾纸掩了面,啜泣。我猜,这个力图体现优雅风度的女人本来是想号啕大哭的。

什么时候都沉默

我父亲进北大时,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但当时中央还要加强党的领导,要补划右派。他就是那时候去的,周总理跟他谈,跟他说了两个地方,一个 是北大,一个是外交部。他对外交部兴趣不大,因为他的外语已经扔了很多年,那时候中国又封闭,很少跟洋人打交道。他选了北大,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 的。他在北大读书时,主修教育学,副科是语言学。另外,我姑姑一家都是搞教育的,对父亲来说,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父亲去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 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 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 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

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后来是因为批马寅初的事,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父亲觉得特别冤,他都已经84岁,还受这不白之冤。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父亲在中宣部也说了,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

后来李海文约父亲谈文革,他就意外地答应了。一来李海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父亲看来就是组织行为,二来海文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 琪,文革中被逼自杀了。为了准备这次谈话,父亲用两个月的时间查笔记、列提纲,列了9个大问题,计划每个问题谈一小时。2001年终于谈了第一个问题,因 为太刺激,两天后他就住院了,后来再也没计划完成拟定的谈话。他到最后也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他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包括我父亲,他有没有左的地方?也有的。你说他当时思想认识有多高,也没多高。有些事情他也许想到,但不可能多深。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对党绝对没有怀疑,“反右是不是反错了?”他不可能这样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就是犯愁,学校划了这么多右派,以后怎么开展工作?父亲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没有往更深处想。

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时时讲。他心里有点犯嘀咕,共产党都夺取政权了,还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吗?但是我很难说父亲的嗅觉敏锐。 1964年春节茶话会,毛泽东请了16人,其他都是高层,级别低一点的就蒋南翔和我父亲。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学制要缩短(那时大学学制有的5年有的6 年),教育要革命”,教育方面左的东西,都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的。“瓦特没上过大学也发明了电灯”就是那次讲话时说的。

那次清华和北大都有一个汇报。毛主席对文科、对北大更感兴趣。他对北大的教育不满意,而且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了。可父亲绝对没想到在教育文化领域会爆 发那么一场他首当其冲的大革命,万没想到会来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把那么多人打倒在地。善良的人万想不到政治的残酷能到这样的程度。父亲去过延安,知道过 去的一些事,但总的来说不是很了解。

现在大家说北大批这批那,但他没办法,他尽量做了些缓冲,但很多时候抵挡不住。毕竟很多人受了冲击,有的耽误了学业,他们对我父亲有意见和看法,这也正常,可以理解。不管他个人认识是什么,他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要执行党的路线。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

比较起来,当时北大的步幅比人大慢多了。读人大的根本没上两天学,都在搞运动。我父亲还老压着要上课,老想增加课时,老想开展科研,那些年北大发展 了很多新的学科,成立新的系,中央对我父亲是不满意的,他正好夹在中间,两头很难办。他往上要牵扯多少人,往下不能推卸责任,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受不了这刺激。但北大百年校庆时,他一定要去。当时他小便不能控制,是带着尿 不湿去的。他心里真的憋了很多话要对北大说,但说不出来。他对北大很有感情。有一回我跟他说,我一定要给你写一篇文章,把你在北大的事写出来。当时父亲的 泪就流下来了。他一句话都没说。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

什么时候都坚强

父亲不说他文革中的遭遇。只是那时候我妹妹住校,另外文革结束后北大清算四人帮,有别的受迫害的人发言,专案组的罪行交待之类的,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惨。

但毛泽东时代也赋予了父亲坚强性格。父亲的外号“大炮”。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 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晚上,收音机不停的播《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我们几个孩子当时都没判断能力了,听 党的,父亲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可是父亲从来不反党。那晚,一伙中学生跳墙入院,大叫“黑帮陆平出来”,父亲把他们放了进来,他们也没干什么。

这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他们说父亲是假党员,他过去上下线联系的一个人,就是不肯证明,说想不起来了。父亲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打得大小 便失禁。连续多少天不准他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他,胸前挂块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江西农场劳改两年,他就跟 小卡好。小卡是北大生物系的一只狼狗。父亲被下过病危通知书,但他挺过来了。

全家都遭罪。父亲被专政时,母亲在送去的香烟里夹了个条子,写了几句话,“一定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结果被发现了。那天事情赶到一起了,妈妈成了 “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哥哥陆征的同学来斗他,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年轻力壮,喊“打倒法西斯”。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 车拉走了。哥哥被打得脑震荡,昏死几次。他多少年从不参加十九中校庆和同学聚会,不能想起那些事。

家里就剩姐姐、我和妹妹,1968年,姐姐陆微徒步去山西绛县插队。走了一个多月,极其艰难。我去云南。北京家里就剩一个10岁的妹妹。学校让一个 贫下中农大妈照顾妹妹,每周炖一锅白菜给她吃七天。后来她脑血管痉挛。任何刀子剪子、血、带刺的东西都不能看,看了就痉挛。吃中药,现在好多了。

我也一样,到现在也不能看知青的东西,看了就头剧痛,泪流满面,受不了。在云南,我一开始就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从来不跟黑帮说话,但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开始我坚信父亲一定会昭雪的,可七八年过去了,我有点扛不住了。

文革真的值得好好思考。全民族都跟疯了似的,完全失去理性。挺可怕的。就像季羡林说的,他最初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后来他认为人性本恶。我们的民族基因里透着些什么,个人崇拜走歪了,我们的斗争哲学,这些都要反思。

什么时候都相信党

父亲党纪观念特别强,他在北大工作时,毛、邓、刘、贺、彭的孩子都在北大读书,都是凭考分考上的。刘少奇的孩子从北大转学到东北,后来想再回北大,父亲愣不同意,要他们按程序走,再经过一次考试。根本没有走后门一说。

邓朴方跟我说过,“那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你父亲就把我们几个高级干部的孩子召集起来,教训一番。”年年开个这样的会,要他们和工农的孩子一起。

我们家孩子从小都是自己洗衣服。公家的信封信纸都不让我们用,公车没坐过。建国后几十年,母亲和父亲的出行路线一样,但从没搭过他的车,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1971年,母亲才51岁,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一年多,后来慢慢能动了,看病都是自己搭公交。有一次还被别人挤下车,摔裂了尾骨。去世的当天上午,她去医院看病也是乘公交车去的。

父亲从来不反党,永远信任党。1958年,他去浙江考察,对大跃进有点怀疑和看法,但居委会上门让大家献铁,他还是很积极。他觉得,对党的路线有看法,可以在组织会上提,但是行动上不能和党不一致。

文革后父亲带我去看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萧克。文革中父亲的党籍都停了,我是走资派黑帮后代。但我憋着一口气,坚持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后代,表现很 好。当地老百姓很纯朴,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对我还好。有一天听说上头来人了,就是萧克,要开会,通知我去。我没怎么在意,那时成天干活,衣服也脏脏 的。坐在会场角落里,觉得这个会跟我没关系。有人同情我,就向萧克反映,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人,第一张大字报打倒的黑帮的孩子,人表现不错,申请入党, 能不能让她入?

他看我的目光特别凄楚,战友的孩子就在眼前,他却爱莫能助。他看着我眼睛,说,你长得真像你母亲。我也不知道在根据地的时候,他常和母亲见面。他又 说,党是有政策的,无论家里成分如何,重在他本人的政治表现。文革中的患难之交,特别让人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眼光,那凄楚,刻骨铭心。我现在有时还 去看萧克的爱人,她也是知识分子。

父亲和萧克谈得来,其实他们级别差得挺多的,但萧克是军中的文人,书香门第,父亲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共同语言。

什么时候都敬畏知识分子

父亲非常尊重知识分子。我家住在燕南园时,父亲一再嘱咐我们,咱们的邻居都是泰斗级知识分子,他们要做学问,一定要安静。他在北大那种情况下,还增 加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西班牙语等十多个学科,建了十三陵等几个理科教学基地,办了北大附中。他一个想法就是搞科研。他总认为学校应该安静、是读书的 地方,那些年北大起起伏伏,连绵不断的运动,对教学冲击太大。父亲一直是教育救国的思想,他闹革命的时候,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6年在北大读 书时,他去樱桃沟参加军事夏令营,刻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那块大石头至今还在。教育救国在当时不行。到了和平年代,就应该发展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在 父亲那里根深蒂固。这观点他没法说出来,但他深受这个影响。他说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赶超莫斯科大学,不就是发展教育吗?当时提“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他就明确反对。他是想保知识分子的,但无能为力。

1958到1959年,马寅初被批斗,家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哥哥当时读小学,好奇,也跟同学去看热闹,回家后父亲非常生气,训了一大通,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去马家捣乱,也不准写大字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别的不准做。

父亲特别希望我们读书。读书是我们全家的一块心病。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没有满足父亲的期盼。

我文革中参加过一次考试,就是张铁生那一年。我作文本来很好,在学校老师都当做范文的。考试时作文写到一半,突然想到,我一个黑帮崽子,怎么可能让 我去读书。一下子心情全毁了,一个字都写不下去,我用钢笔在考卷上戳了六个点,没再写了。就这种情况下,我分数还算靠前的,被录取到重庆大学还是成都大学 的桥梁隧道专业,学校招生的时候,发现我是教育界的黑帮子女,就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让我上学,我不干,我坚信我是共产党的后代,军代表劝我,管它什 么身份,先上学再说吧。我说不,我就不去。我哥哥也是。他也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到一个大学,也放弃了。

我知道我们是被毁了的一代,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考的。后来我考到北大分校――我跟你说我父亲的心愿。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反应特别快,是家里遗传。可 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反应不行,人都呆呆的,木木的,成天不说话。我北大分校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木木唧唧的,就说,“我们家也有大 学生了”,连着说了三遍,就那么一句话,多一句话没有。他就希望我们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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