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日本媒体大肆渲染“间谍行为”，同时指责这位秘书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进行商业行为——因为收受了一家企图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食品企业的佣金，但日本相关外交和情报领域的专家并未将这位外交人员视为“间谍”。

因为，这位秘书在日本身份注册的手续并不“专业”，极易暴露身份，同时“获取情报需要花钱，并非收钱”。

就在日本仍纠缠于“间谍疑案”受害者角色中的不安中时，境外媒体却报道了中国破获一起美国间谍案件，一名中国安全部门官员长期为美国提供情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人们也无从证实其真伪，但事实上，中美两国之间的“谍战”却由来已久，出现在两国媒体上的“谍战斥责”也从未中断过。

间谍背后的全部

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间谍新闻总能挑起人们的足够兴趣，究其原因，在于间谍行为本身的隐秘性和长期以来文艺作品对其过度地渲染。但事实上，间谍行为并不是情报工作的全部。

情报工作的标准流程分为：计划与指导、搜集、加工、制作与分析，以及最后的通报。间谍获取秘密信息，只是搜集工作的一部分，甚至只能称作为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因为搜集过程首先来自公开来源、其次才是秘密间谍和技术系统获取。

回到情报的本质，情报只是从目标国家地区或行动的一个或若干方面所能得到的，对制定计划具有现实或潜在意义的一切资料进行搜集、评价、分析、综合和诠释的产物。

在对秘密间谍行为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并不能脱离公开渠道获得的情报，即通过对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技术和学术刊物、书籍、政府报告，以及外交官员和军方官员有关公开活动的报告等所有公开资料。因为，秘密情报是公开情报的继续，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在回忆录中，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透露，在其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实际上的驻华大使，在1974年前后中美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情报界针对中国 的公开资料收集相当重视，在其联络处就有专业情报分析人员对中国报刊广播等公开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来获得中国领导人健康状况、权力地位的微妙变化等诸多 重要情报。

尽管如此，所有国家总是要把他们的部分活动隐藏起来，如果想使对其政策建立在充分而正确的信息上，就必须会寻机刺破其伪装，探出实情，这不可避免地要采用 各种各样的隐秘手段和方法，其中就包括派遣间谍。秘密情报填补了“公开情报”的不足，但相对公开情报获得的合法手段而言，秘密情报充斥着风险和随之带来的 政治风险。

在1949年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计划寻求在中国建立“第三势力”的可能，就是派遣自己独立于台湾国民党政权之外的谍报人员。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派遣华人间谍潜入中国境内成为现实。

这一计划主要是通过空投将特工送入中国，联络各地的游击武装，搜集情报，最大限度地搞颠覆活动和心理战，利用无线电向上级汇报。这一源自二战欧洲经验的行动模式，在中国遭遇惨败。

1952年4月，美国派出了第一支4人小队，从华南地区跳伞潜入后，从此便杳无音信。三个月后，另外一只5名小队组再次空投到吉林，随后得到“成功”的回复，等再次派遣人员接应这支小队时，却变成了“请君入瓮”的陷阱。

尽管两名美国特工在1971年后中美关系升温转暖后被释放，但在长达二十年间，美国在和中国外交接触时，始终背负着这一特工被扣押的政治压力。

面对当时中国封闭且一元化的社会生态，美国情报人员难以深入中国，但并未停止对秘密情报的搜集，通过侦查卫星拍摄军事设施或侦听战略通讯等技术手段成为当时美国感知中国的重要途径。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中美两国没有直接联系，美国对华情报体系并不完善，这使得美国情报部门在战略上误判了中国，尤其是对中苏关系的误判，这一情况直到中美两国关系转暖才发生改变。

随着1980年代中国国内政策改弦更张和中国民间社会逐渐开放，美国对华秘密情报的收集才真正得到了实质性进展。事实上，中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的工作也从未中断。在美国对华秘密情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部分人员叛逃美国后，中国对美的秘密情报工作才陆续被世人知晓。

事实上，中美两国情报部门并不只有对抗，在苏联尚未解体之时，双方还进行过成功的合作，由美国提供相关技术在新疆建立两座监听站，中方管理，情报共享。在苏联轰然倒塌之后，这种合作关系宣告终结，两国之间的情报暗战又再度升级。

2001年，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延缓了这一情报战的继续升级，但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将战略中心调整到亚太地区，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

据美国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抽调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将组成新的国防秘密行动司。这个新的机构将和中央情报局合作，重点收集中国等亚洲地区的情报。可以想见，未来中美之间的情报暗战将更加激烈。

于此同时，在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不断普及，双方情报交锋的范畴也将更加广泛。

网络时代的冲击

如果20世纪可以被称为是“核时代”的话，那么21世纪绝对应被称为“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一个国家能力的强弱不再以硬实力为衡量标准，而是以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软实力为根本。

有效的情报系统已经成为力量倍增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这也正是美国积极筹建网络中心战的目的所在。在网络时代情报系统的边界已经从过去接近国家秘密的官员、军人、外交人员延伸到普罗大众。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以往传统以朋友或敌人划分的国家利益的理念逐渐被消融。国家和国家之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之中，传统意 义上的历史、文化联系的痕迹将逐渐被淡化，这将使得国家利益的边界变得更加灵活和宽泛，而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情报工作也将失去固定边界。

互联网使得情报工作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进行整合，而情报工作中最隐秘的间谍行为也变得更加轻易和难以防范。

过去，对于在目标国收集秘密情报的间谍而言，窃取秘密并不是最危险的，和服务国的情报机构或上线进行联络才是最危险的。以美国1985年抓获的约翰·华尔 克以及1994年抓获的阿尔德里奇·阿麦斯这两名苏、俄间谍为例，他们都是在和上线联系时被抓获的，因为过去和外界通讯的手段容易被监控并且也能轻易成为 呈堂证供的铁证。

但网络时代，这一弱点被有效化解，隐秘的代理技术、复杂的加密技术，成为网络时代的间谍最佳的通讯手段。尤其是加密技术，可以将秘密信息附在语音、音乐或视频信号中，在互联网中流动的海量信息中，即便拥有世界运算能力最强大的计算机也无法发现这些隐秘信息。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让间谍工作变得轻松，同时招募间谍也变得更加简单。

在前网络时代，情报机构只能依靠直觉和知情人透露来判断哪些人可以招募为新间谍，经济状况不佳者、具有合适的认知形态者都可能是间谍招募的主要对象。

如今，在网络时代，情报机构可以通过黑入银行系统，来对目标人群进行信用检测，还原他们的消费习惯、负债情况、医疗记录以及工作变更情况。通过分析这些信息，来确定招募对象，并根据其“弱点”对症下药。

此外，情报机构还可以通过收集目标人群使用搜索引擎的痕迹，来判断目标的认知形态，因为已经有研究显示，只要对任何人使用搜索引擎三个以上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就能准确洞悉使用者的意图。目前，一些商业研究机构正在购买搜索引擎的数据来研究消费者心理和特点。

如果借助搜索引擎的痕迹数据，情报机构不仅能够准确判断目标人的认知形态，同时也能帮助寻找合适的策反目标。

网络让秘密间谍活动的范畴变得越来越大，这一新趋势也让反间谍工作的范畴“同步放大”，在各方情报战争的你来我往之中，公民权益成为了最受伤的角色。

“情报战”中的公民权力

20世纪80年代，数字革命的兴起已经使得监控变成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尽管你可能只是一个过着平凡生活，甚至是有些封闭和乏味的人，但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处在某种程度的监控下，或是被监视、监听、录音或是被跟踪。

如今互联网时代，这种监控变得更加如影随形。“私人生活”、“公民权力”成为各方情报战争下的牺牲品。

早在1999年，曾经为美国《生活》杂志工作过的英国著名记者约翰·帕克，写了一本名为《全面监控》（Total　Surveillance）的书，书中讲述了那个时代情报机构对民众各种各样的监控。

这种监控程度甚至让作者同样感到惊讶，因为在其写作过程之中，美国国家安全局始终对其电话以及电子邮件进行秘密监控，以控制其书籍内容是否危害其“国家安全”。

如今十余年过去了，互联网伴随着即时通讯软件、电子邮件、微博、社交网站、手机移动网络几乎渗透到每个人生活中的核心位置。

监控发展到何种地步，处在被监控位置的我们始终不得而知，但是观察大洋彼岸美国的《爱国者法案》的变迁，可以知晓这种监控已经蔓延得更加深入。

早在2001年，时任总统的小布什签署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以反恐为名，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警察机关有权搜索本国公民的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减少对于美国本土外国情报部门的限制。

11年后，反恐战争结束了，但这一涉嫌违背美国宪法的法案却得以继续延续，并且依然没有收敛情报机构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