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挺帅的，个儿挺高，思维很开放，思辨能力很强。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一直以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体打交道，很能创造关注度。这次在重庆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重庆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里（第195页）这样形容薄熙来。

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破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一次小范围的交流，我早就到了会议室，黄奇帆市长也在了，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空着的。看着离我大约5米的那个位置，联想着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从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听说过他们眼里的薄熙来，他们感叹说，“薄熙来先生很重视对外交往，很认真地倾听我们外国企业想在他管辖的地方做什么，当然，他也会直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会议室内，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似乎有些紧张。我靠近一名男官员，询问“书记在重庆的地位这么高啊？你们都紧张成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这 位先生很小心，看着周围，确认没有一个同事“监视”后，悄悄回应说，“我们开会都是这样的。书记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视形象和成果的人，我们不能有任 何失误，否则麻烦了。”

自从2012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后，我与曾在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与薄熙来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交流，听听他们对薄的印象：

“他喜欢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领导，不太重视部下的意见，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决定。”

“执行力超强，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

前些天，我与了解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情况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说：“薄熙来一直以来想要的，不仅是进常委，还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风与手腕不是能够令其他中央领导人接受的，他会得罪太多人，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许，这是围绕“薄熙来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释。

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四个阶段：一是极权政治；二是威权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划分的标准是这四个具有 不同风格的体制的统治者具有多大权力，抑或哪些群体或阶级在统治社会。就中国大陆而言，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一阶段；邓小平时代属于第二阶段；从江泽民到胡锦 涛时代，据我理解，属于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阶段。

从这一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角度出发，当前中国政治舞台能够容纳的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具有纯粹极权或威权的“政治家”，而是在基于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下能够“读懂气候”的“优秀官员”。

时间在走，令人沉思。

过了一阵子，薄熙来带着几名保镖和部下，高调地进到屋子里，走路速度是在我见过的官员里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显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头问了一些官员，他们介绍说，“书记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与薄熙来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干，从来没握过如此没有温度的手。“是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坐下来，开始讲话。声调波动得很清晰，观点表达得很生动。他动不动就展示自己对重庆的喜爱。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高调地对我说。

他紧接着阐述“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他强调高度重视重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从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来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凌晨的街头、广场，我去与那些唱红歌的中年太太、先生们交流，“你们唱得好开心啊，你们这些年快乐吗？”她们明显享受着快乐，纷纷回答说，“快乐！开心啊！”

我也去问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你们如何看待现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说，“要经常唱红歌，麻烦呢”；“没什么，挺好的，经济发展快嘛”；“重庆受关注，还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看，当时，重庆市内是平安的，稳定的，快乐的。

对于近年以来城市GDP增长15%以上、农村GDP增长20%以上之成就，薄熙来很自豪说，“这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黄奇帆市长的功劳”，并拍拍黄市长的肩膀。

黄市长没有反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过意不去。书记与市长之间展开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别扭，给人一种“两者不配”的幻觉。

迄今为止，薄熙来已离开重庆，黄奇帆则继续施政。

着力谈论重庆改革的薄熙来，显得有些疲惫，记性却不差，不看稿子，随时拿出数据来支撑改革成果。不可否认，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官员当中最有个性的，况且，也是唯一可称得上的政治家。

违背他心愿的恐怕是这个时代。

我几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干次到重庆做过调研的《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交流，他在凤凰卫视的化妆室里对我说，“重庆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后来，我亲自 到重庆考察的过程中“体验”到，对“重庆模式”来说，“唱红打黑”才是支撑“注重民生”的强大后盾。薄熙来是拿着前者的果实，巩固权力，迎合民意，自上而 下地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最能体现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战略领域，包括公租房建设。我在与薄熙来的面对面交流中一直等着他大胆谈论“唱红打 黑”的伟大，却始终没有谈，直到座谈结束，他离我而去，表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涉及这个话题，还是时间不够；是因为有什么因素使他有意避开谈到那个话题，还是与王立军不在现场有关……

今天，重庆迎来了全新的面貌，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抛弃的抛弃了，该恢复的恢复了。听重庆当地的年轻朋友说，“没什么人讨论打黑唱红了，也没什么人议论薄熙来了”。

有一名曾在重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人对我表示说，“我原来离开重庆媒体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个‘红色模式’，彻底摧毁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良心，根本无法去做媒体该做的正常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而只好服从领导人唱红的政治需求。”

我问他，“现在情况变了，还回重庆吗？”

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 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本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 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 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候。

造成这三点问题的责任或原因不仅在于薄熙来本人，也不局限于重庆当局，更不限于中国执政党，问题反映的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识（public mind）。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