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眺宣礼塔》这本书中，已故的不为人知的埃及作家Alifa Rifaat这样开始讲述一个故事：一位妇女与丈夫行房时的反应相当冷淡，因为他只关注自己的愉悦。房事过程中，她发现墙角的蜘蛛网，想到该打扫卫生了，还想到他的丈夫为什么总是不愿意让过程持续得更长，以便她也能享受高潮，“好像是有意剥夺她的快乐”。这一天，他的丈夫又欲草草了事，突然祷告的时间到了，丈夫虽然欲罢不能，但也只好暂时离开。她清理身体之后，全身心投入祷告仪式，这个过程令她如此满足，以至于她都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次祷告了。她从阳台望向街道，呆呆地出神。然后，她拉回思绪，开始给丈夫准备午睡后的咖啡。当她拿着咖啡走进卧室时，发现丈夫已经死了。她于是让儿子去找一个医生。Rifaat写道：“她回到起居室，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她很吃惊自己为什么这么平静。”

Rifaat仅仅用了三页半的篇幅，就提到了三个重大问题——性、死亡、宗教。这简直像一个无坚不摧的推土机，碾碎了阻碍我们洞悉中东地区仇视女性问题的各类障碍。用不着美化，她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由而憎恨我们，就像美国人在911之后不厌其烦地提到的观点。这位阿拉伯妇女从心底呐喊出，因为他们仇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自由。

是的，毋庸讳言，他们憎恨我们。

有人或许会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提出这个话题？无论是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传统仇恨，以及民众对自由的要求，已经让这个地区走上了崛起的道路。难道在女性要求得到特殊对待之前，不应该先让所有人得到最基本的权利吗？性别和性又和阿拉伯春天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准备讨论隐藏在黑暗角落和卧室中的性，有一半人民被当作动物对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必须与让这个地区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暴君一起被消灭掉。我们的怒火不仅应该针对皇宫里的暴君，还要包括街道上和家里的暴君，我们的革命旅程尚未开始。

当然，全世界都存在女性的问题。美国还没能选出一位女性总统，很多“西方”国家都有物化女性的倾向（我就居住在其中一个国家）。当你要讨论阿拉伯社会憎恨女性的问题时，往往会冒出这些言论。

让我们先把美国人对女性的作为和不作为放在一边，随便给我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名字，我能列举出一长串恶行，没有人敢触及恶行背后那些罪恶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唯恐冒犯神明。当埃及90％以上的女性——包括我的母亲和她的6个姐妹——都以端庄的名义被割掉生殖器时，我们必须痛斥这种制度。当埃及女性必须要接受耻辱的“处女验证”而不敢反抗时，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当埃及刑法条例中规定，如果殴打妻子的丈夫有“良好的意图”，就可以免受惩罚时，竟然让我相信这个国家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去死吧！真主请告诉我，什么是“良好的意图”？在法律上，所有殴打都是“不严重的”、“为保全脸面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中东女性的地位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是相当相当糟糕。即使在“革命”之后，国家所有方面都有向好的迹象，只有女性依然黑纱蒙面，被禁锢在家中，不能拥有自己的汽车，出门前必须得到男性的批准，不得到男性监护人的同意，就不能结婚和离婚。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排名进入前100名，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全世界一块顽固的垫脚石。无论贫富，一律仇视女性。例如，国土相邻的沙特阿拉伯和也门，GDP不可相提并论，但在报告中的排名只相差4个身位，阿拉伯第131位，也门在135个国家中位于最后一名。摩洛哥经常提到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家庭法律（西方“专家”在2005年称其为“穆斯林国家融入现代化社会的实例”），它排名129位。据摩洛哥司法部提供的数据，2010年，有41098名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

也门排名垫底的原因显而易见，那里55％的女性是文盲，79％的女性不参加劳动，310人组成的议会中只有一名女性。一个12岁的女孩曾经在分娩时死亡，类似这样的消息丝毫未能阻止这个国家童婚的趋势。支持童婚的声音盖过了反对者的声音，宗教势力宣称，反对国家恋童政策的人都是叛国者，因为他们声称穆罕默德在与第二个妻子阿以莎结婚时，她就是一个儿童。

但至少也门女性可以驾车。这样的权利当然不能让她们停止抱怨，但这象征着自由。这种象征在沙特阿拉伯最能引起共鸣，那里也有童婚现象，无论女性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如何，她们永远是边缘人群。大学校园中的沙特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却眼睁睁地看着少数男人如何控制她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

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一个被轮奸的女性竟然被判刑入狱，只因她坐上一辆与此事无关的男性驾驶的车，而且还需要国王的特赦。沙特阿拉伯，一个违反驾车禁令的女性被判10下鞭刑，也需要国王的特赦。还是在沙特阿拉伯，女人仍然不能投票，也不能参选，皇家承诺在2015年赋予女性象征性选举权的表态竟然被视为是一种“进步”。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境遇如此悲惨，以至于一点点家长式的赞扬都会给她们带来莫大的惊喜，就好像身后站着一位威严的君主。阿卜杜拉国王被一些本应头脑清醒的人——比如《新闻周刊》——吹捧为“改革家”，还被列为2010年世界最受尊敬的11位领导人之一。想知道他的行为有多么恶劣吗？这位“改革家”回应遍布中东地区的革命的方式是，用慷慨的政府施舍来麻木他的人民，尤其是针对伊斯兰原教主义狂热分子。只有在他们身上，沙特皇族才能找到立足之地。阿卜杜拉已经87岁高龄，下一位统治者是刚刚度过中年的纳耶夫王子。他对女性的仇视和狂热行为，让阿卜杜拉国王看起来就像是苏珊•安东尼（译者注：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在19世纪为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恨我们？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处女膜，是进一步的原因所在。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极端主意分子总是针对女性，但事实的确如此，无论这些人来自哪个国家，信奉什么宗教。”（讽刺的是，克林顿所代表的政府，曾经公开支持那些仇视女性的国家。）这些政权对女性的控制，总是源于一种猜疑，即如果不加管束，女性会难以抑制自身贪得无厌的性欲。Yusuf al-Qaradawi是半岛电视台最受欢迎的保守派节目主持人，在阿拉伯春天革命期间，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坚信这场革命最终将推翻长期折磨、压制他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君。

我可以给你找来一大批声称女性会诱惑男人的变态，但我的主流意识，是和拥有大批听众的Qaradawi一致的。他说女性生殖器切割术（他所用的措辞是“割礼”，似乎是希望与男性的包皮切割手术相提并论）并非“强制性的”，但在一本书中，他披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当前环境下，我个人支持这种做法。相对温和的观点认为，割礼可以降低女性对男人的诱惑。”所以，即使是“温和的”观点也会认为，女性的生殖器应当被切割，以便让她们的欲望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他就是这样认为的。Qaradawi后来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女性割礼。可是当埃及在2008年禁止类似行为的时候，竟然有一些穆斯林兄弟会立法者反对这项法令。当然也有一些人支持，包括一位著名的女议员Azza al-Garf。

可是，在街道上无法控制自己的难道不是男人吗？从摩洛哥到也门，性骚扰如此普遍，正因如此女人才戴上围巾。开罗地铁有女性专用车厢，保护我们免受咸猪手侵害。沙特有很多女性专用商场，禁止单身男人进入，除非有一个女性陪伴他。

我们总是听到，中东地区糟糕的经济形势让很多男人无法成家，甚至有些人以此来解释街上性骚扰呈上升趋势的现象。埃及妇女权益中心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埃及妇女说曾经被骚扰，超过60％的男性承认骚扰过女人。可是我们从未听到过有关晚婚对女性的影响的报道，女人难道没有性欲吗？很明显，阿拉伯的陪审团完全搞不懂人类的生理基本知识。

让我们回到Rifaat精彩的故事中，宗教让人祈祷，让信奉者升华。就像一个政府指派的神职人员，用正义的承诺——当然还有适婚的处女——来抚慰国家的穷人，让他们不要总想着生活中这个独裁者的腐败和裙带关系现状。因此，男人不但憎恨女人，而且还宣称上帝与他们站在一起，女人只好沉默。

我痛恨沙特阿拉伯，不仅仅因为我15岁时在这个国家遭受的创伤让我投身女权运动——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措辞了，还因为这个厚颜无耻崇拜一个厌恶女性的神祗的国家，竟然从未遭到过报应。或许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两个优势吧——石油和伊斯兰教的两个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之后，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现在，沙特电视台的牧师对女性和她们身上的洞很感兴趣，尤其是从洞里出来的东西。我永远无法忘记，电视上说，如果一个小男孩冲你小便，你可以穿着沾有尿液的衣服去祈祷。但是如果一个小女孩冲你小便，你必须要换一件衣服。我不明白，女孩的尿液到底怎么玷污你了？
女人的仇恨

沙特阿拉伯到底有多么憎恨女人？2002年麦加的一场大火导致15个女孩丧生，因为“道德警察”阻止她们逃离着火的建筑物，也不让救火员接近她们，原因是这些女孩没有戴头巾，也没有披上斗篷。之后一切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责任，受害者家属也没有抗议。这起恐怖事件唯一的后果是，当时的阿卜杜拉王子从沙拉菲狂热者手中收回了女孩的教育权。尽管如此，后者依然掌控这个国家大部分的教育体制——这已经不仅仅是沙特现象，我并非对这片与世隔绝的沙漠怀有仇富心理。对伊斯兰女性的仇恨已经遍布了整个地区。

在科威特，伊斯兰主义分子为女性的选举权问题争吵不休，他们揪住4名进入议会的女议员问题不放，说其中两个人没有戴上头巾。科威特议会在去年12月份解体之后，一名伊斯兰议员要求新的议院——其中一名女立法员也没有——讨论他建议的“得体着装”法律。

在突尼斯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宽容的国家，去年秋天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赢取了国民代表大会大多数席位之后，女人长出了一口气。党领导人宣誓遵守突尼斯1956年的个人地位法案，其中包括“男女平等”和废除一夫多妻制。但一些女性大学教授和学生抱怨，在那以后出现了一些针对不戴头巾女性的攻击和恐吓。很多女权主义者怀疑，对伊斯兰法律的讨论将会怎样影响到他们在突尼斯后革命时代所生存的法律环境。

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诺重新启用利比亚已故暴君的一夫多妻制禁令。你可不要以为卡扎菲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要知道在他统治的年代里，那些躲过性骚扰或者疑似犯有“道德罪行”的女人，都被丢入“社会康复中心”。这其实是一所监狱，直到有男人愿意与她们结婚，或者家人把她们领回。

还有埃及。穆巴拉克总统下台后不到一个月，取代他的军阀以“保护革命胜利果实”为借口，让我们想起女性所真正需要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在驱赶塔利尔广场的抗议者之后，军方逮捕了几十名男性和女性抗议者。我们知道，以前的暴君会压制、殴打、折磨他们。但是这些军官还要对女性抗议者进行“处女检查”——实质上的强奸——医生用手指插入阴道，探索处女膜。（医生曾被起诉，但在3月份被判无罪释放。）

在这个像7世纪一样，完全由男人主导的埃及新国会中，女人还有什么希望呢？国会席位中的四分之一有沙拉菲掌控，这些人认为只要模仿穆罕默德的做法就能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女性完全被冷落，即使她们的声音那么具有诱惑力，所以她们静静地坐在埃及议会中，从头上到脚下裹在黑袍里，一言不发。

埃及的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女人同男人一起，为了让这个国家摆脱最高级别的家长——穆巴拉克而牺牲、被殴打、被枪击、被性侵犯，但我们还在遭受其它低级别男性的欺压。占据了新议会超过一半席位的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女人（或者基督教徒）不会成为总统。一些参与兄弟会政党“女性委员会”竞选的女人说，女人不应当外出游行或者抗议，因为让她们的丈夫或者兄弟来代表她们会更“严肃”。

对女性的仇恨深植于埃及社会中。那些走上街头游行和抗议的女人，不得不冒险走进性侵犯的雷区，侵犯者包括政权和它的奴才，甚至有时候还有革命同志。去年11月的一天，我在塔利尔广州附近的穆罕默德街道，遭到至少四名警察的侵犯。在此之前，就在广场上，有男人摸索我的身体。我们都在迫切期望推翻这个政权，当遭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侵犯时，我们立即会认为他们是政府的走狗或者流氓，因为我们不想玷污这场革命。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要停止伪装，大声疾呼我们的仇恨，拒绝文化相对主义。必须认识到，即使在一个发生革命和起义的国家中，女人依然是最廉价的讨价还价的条件。身处外界的你被告知，之所以这样对待女人是“文化”和“宗教”的原因。请了解，说这种话的绝不是女人。阿拉伯春天的导火索或许算是一个男人——突尼斯自焚的小贩布阿齐齐，但将会在女人手中结束。

16岁的摩洛哥女孩Amina Filali被强迫结婚并殴打之后，喝下了毒药，她就是我们的布阿齐齐。第一个公开反抗“处女检测”的埃及女人Salwa el-Husseini、第一个登上法庭原告席的Samira Ibrahim，以及站在她身边作证的Rasha Abdel Rahman，她们都是布阿齐齐。我们不能等到她们付出生命的代价。Manal al-Sharif因为违反了女性驾车的禁令而被关押9天，她是沙特阿拉伯的布阿齐齐，她以只身之力对抗仇恨女性的惊涛骇浪。

我们的政治解放运动永远不会成功，除非思想同步得到解放——在我们的头脑和卧室中推翻穆巴拉克的社会、性和文化革命。

3月8日，当我和Ibrahim步行几个小时前往国际妇女节大会时，她问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强迫我们做处女检测吗？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闭嘴，想把我们赶回家中。但是我们哪里也不去。”

我们不仅仅是头巾和处女膜，请听听我们战斗的声音，让这一地区的愤怒之声越来越响亮，直刺男人仇恨的目光。曾经，伊斯兰主义者有埃及和突尼斯最脆弱的政治地位，现在变成了女人，历史永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