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柴绍锦 发自阿布扎比）阿拉伯起义烽火烧到了叙利亚。2011年3月中旬，抗议行动的星星之火在南部小镇达朗被点燃。随后两个月里，抗议活动以“农村包围 城市”之势，向贝尼叶斯、阿勒颇、大马士革等大城市扩散，大有燎原之势。抗议者起初总体上比较和平，口号是取消持续48年的紧急状态，启动政治改革。然 而，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在略作让步之后，立即强力镇压，示威口号也从争取个人自由和政治改革变为推翻政权。部分抗议民众不堪政府军坦克和大炮滥杀 无辜，已经拿起轻型武器对抗。据外电报道，截至6月初，已有超过1000多人死亡，1万多人被关押。整个国家基本上被军队封锁，尤其是几个爆发抗议活动的 城市都被坦克部队包围，国际媒体根本无法进入叙利亚，出入该国的通信都要受到当局的监视和排查。由于信息缺乏，叙利亚的下一步形势发展更显扑朔迷离。
成立现代主权国家之前的历史风云
以色列政坛有这样一个说法，没有埃及的参与，不会有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全面战争；没有叙利亚的参与，不会有中东的长久和平。叙利亚自古就是中东地区政治甚至全球地缘政治的交叉点。
具有4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叙利亚，位于亚非欧三大洲要冲，是几大文明发源和交汇之地。传统上的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 坦，黎巴嫩以及约旦，是闪米特人的发祥地。闪米特人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引以为祖先的迦南人，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犹太人一度曾在这一地区的东地 中海沿岸建立过国家，后来亡于罗马帝国，犹太人也因此散居世界各地，在近2000年里没有自己的国家。大叙利亚地区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直到公元七 世纪，基督教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导文化。至今这一地区还有12%左右的阿拉伯人是基督徒（东正教及其他教派）。636年，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 大叙利亚地区。阿拉伯人的第一个大帝国倭马亚王朝（公元661年至750年）建都大马士革，由此扩张至从西班牙到波斯的广袤区域。
在中世纪多次十字军东侵期间，叙利亚首当其冲，惨遭十字军蹂躏。12世纪晚期，伊斯兰历史上的传奇英雄萨拉丁以叙利亚为基地，将十字军逐出了耶 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对所有宗教开放。1260年8月，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艾因贾鲁之战中，被伊斯兰世界的最后一支武装， 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骑兵击败，伊斯兰世界因此免遭灭亡。1516年，叙利亚的马穆鲁克骑兵被奥斯曼帝国打败，标志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又迎来了新主人。此后， 叙利亚作为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取自“亚述”（Assyria）的一词。尽管同为穆斯林，高傲的叙利亚人并不甘心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当 然，奥斯曼统治者也未曾放松对叙利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这为后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提供了土壤。
叙利亚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地。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西方殖民势力开始渗透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在大叙利亚 地区蓬勃发展。一些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相继建立，如“青年阿拉伯协会”“盟约社”等。这一阶段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泛阿拉伯主义，强调不论宗教信仰，不论 民族，凡是讲阿拉伯语的都是一家人，旨在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阿拉伯联邦。尽管此时的叙利亚深受族群分裂和阶级分化之苦（例如，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依靠当地 的逊尼派精英、欧洲殖民者扶持马龙派基督徒等），泛阿拉伯主义还是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世界“共主”的名义，号召穆斯林、尤其是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同协约国展开“圣战”。英国为了防范后院起 火，也为了攫取中东这个名义上尚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要地，积极寻求当时在麦加的阿拉伯领袖谢里夫·侯赛因的支持。侯赛因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 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也急需英国的支持，于是，双方结为军事同盟。侯赛因承诺对奥斯曼帝国作战并在今后给予英国特殊待遇；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则表示，英国 准备承认并支持侯赛因所提议的所有阿拉伯地区（包括大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的独立，保证麦加免受外来侵略。
然而英国两面三刀，在1916年和法国秘密签署了瓜分阿拉伯地区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议定由法国“委任统治”今日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 区，英国“委任统治”伊拉克中部地区和巴勒斯坦的两个港口，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1918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和谢里夫·侯赛因次子费萨尔王子率领的阿拉 伯半岛联军并肩作战，将奥斯曼帝国势力逐出了大马士革。1919年，在“一战”结束之后的凡尔赛和会上，费萨尔要求英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兑现诺言，允许大叙 利亚独立，但英法拒绝了费萨尔的要求。此前，英国政府于1918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之 家”。
1919年的第一届叙利亚国民大会拒绝“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以及英法“委任统治”。1920年，第二届叙利亚国民大会宣布叙利亚独立，立费萨尔为国王。法国军队悍然进攻叙利亚，叙利亚军民寡不敌众，费萨尔被逐出大马士革。
法国殖民统治期间，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叙利亚、黎巴嫩分为几个各自为政的独立地区，大力取缔政治组织，严厉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挑起教 派、族群纠纷，加剧了叙利亚内部的族群和教派冲突。以族群而言，叙利亚约有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另有10%左右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生活在与伊拉克和 伊朗接壤的山区。以教派而言，叙利亚约有70%左右的逊尼派穆斯林，12%的阿拉维教派，12%左右的基督徒（以东正教为主），5%左右的德鲁兹派和1% 左右的伊斯马仪派（两者都是什叶派穆斯林分支）。这些教派和族群之间因为殖民者的挑拨，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等因素，各种矛盾犬牙交错，暴力冲突 频繁，有人称之为“地中海东部的小南斯拉夫”。
面对殖民统治和族群分裂的危险，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点变成了争取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在1925年至1927年间，叙利亚爆发 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民众起义，却被残酷镇压。此后传统的地主阶级和城市新兴资产阶级一度结成了民族主义联盟，建立了民族党，继续争取独立。直到1947 年，随着国际局势的剧变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大退潮，叙利亚才在法国撤军之后获得独立。
复兴党的崛起与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时期
1947年，叙利亚民族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力量另外组建了人民党，以保护民族产业，实现社会公平为宗旨，并在1948年赢得全国选举，执政至 1955年。但是，由于叙利亚资产阶级对国际资本的依附性，以及西方国家干涉和卷入阿以战争所导致的区域安全恶化，这一独立初期的民主萌芽终于在军事政变 中夭折。
此后一段时间里，叙利亚政权频繁被军事政变颠覆，国家认同混乱，经济社会问题严重。面对上述危机，1963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复兴党实施“紧急状态法”，解散了其他政治力量，严厉限制宗教活动，在叙利亚开始了长期的一党统治。
复兴党所要复兴的是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的辉煌，具有泛阿拉伯主义立场，其纲领是整合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建设阿拉伯 -叙利亚特色的社会主义。1947年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一半以上的土地分给人口不到一半的犹太人，后者于1948年在叙利亚门口建立 了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叙利亚的传统精英被证明无力应付这一变局，而复兴党坚持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赢得了绝大多数叙利亚人的支持，成为复兴 党未来40多年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由于叙利亚传统精英极力避免服兵役，军队成为此前受到歧视的阿拉维派升迁的惟一渠道，复兴党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也主要来自这一教派。阿拉维派 （Alawi）是九世纪起源于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混合宗教组织，其教义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传承有相似之处，也吸收了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和佛教的一些信仰和 概念，因此与正统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义有较大差别，如并不严格坚持穆斯林的五大戒律（念、礼、斋、课、朝），除了开斋节、宰牲节和什叶派共同节日，还纪念 圣诞节、复活节等基督教节日，在祈祷时进圣餐、饮圣酒。阿拉维派自称是什叶派穆斯林，很多正统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却认为他们是非穆斯林或多神教徒，也 有一些著名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领袖承认阿拉维派也是穆斯林社区的一员。严格地说，即使以穆斯林的最少定义来衡量——即一个人是否心口一致地承认“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其先知”——阿拉维派也不算是穆斯林，因为受基督教影响，他们将真主、阿里以及他们的导师视为三位一体，更不用说他们在此之外又加上 了一些有违正统伊斯兰教的东西。法国殖民者曾经利用这一点鼓励阿拉维派脱离伊斯兰教，成为一个单独的宗教，以便分而治之，不过，阿拉维教徒仍然坚持了自己 的穆斯林身份。阿拉维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组织异常严密，信徒对首领绝对服从，并具有一定神秘性。这在叙利亚复兴党的高度纪律性和集权化等方面也有所体现。
复兴党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军队中建立复兴党支部，将复兴党支部和地方行政统合起来，确保军队和各级政府共享复兴党的意识形态，避免政治 分裂；同时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监视军队中的各级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复兴党大力推行“左倾”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重创地主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将 一小部分财富重新分配给中低阶层，自身掌握了大部分财富，尤其是曾经来自穷苦阶层的阿拉维派军官和高级党员变成了 “新贵族”。在社会政策上，复兴党通过建立国家领导的职团组织，加强控制和笼络劳工、农民、工商业者等各社会阶层，对叙利亚境内惟一敢于与其对抗的组织逊 尼派穆斯林兄弟会则铁腕镇压。在“冷战”的大格局下，复兴党在外交上亲近苏联阵营。然而，复兴党虽以号召反对以色列作为合法性基础，却在1967年的第三 次中东战争中惨败于以色列，丧失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
1970年，以先后担任叙利亚空军司令和国防部长的哈菲兹·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务实派，因为不满复兴党中央过于激进的“左倾”经济政策而发动政变。阿萨德从此担任总统直至2000年去世，成为20世纪后期中东地区在位最久的国家元首。
阿萨德上台后，在维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谨慎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逐步引进外资，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发展旅游业。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 价格暴涨使得叙利亚拥有了一定财力，能够在发展私人经济的同时，兑现财富再分配的民粹主义承诺。他还一度推行了有限的政治变革，开始议会选举，并建立“全 国进步战线”，以期通过政治协商和社会联盟来实现多党参政议政。然而，这一政治转型在1980年左右完全停止，部分原因是叙利亚政府和穆斯林兄弟会矛盾激 化。1982年，阿萨德大举出动军队，在以贫穷保守闻名的哈马城围剿穆斯林兄弟会，据说打死了5000至10000人。穆斯林兄弟会遭到重创，阿萨德的铁 腕统治也从此变本加厉。
对外，阿萨德虽然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但开始更多考虑叙利亚自身的国家利益。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单方面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 背弃了埃及和叙利亚共同抗击以色列的盟约，使叙利亚不得不独自面对以色列超强军力的威胁。在东面和南面接壤的伊拉克，虽然也是复兴党长期一党执政，与叙利 亚复兴党同根同源，但由于政治主张的分歧以及争夺泛阿拉伯主义领导权等原因，两国关系一直不睦。1979年，萨达姆政权清洗了伊拉克国内的亲叙利亚力量。 当时叙利亚不得不面对刚刚失和的埃及、交恶的伊拉克以及强大的宿敌以色列。
为了摆脱这一险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叙利亚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朗对抗伊拉克。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叙利亚加入了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借此削弱伊拉克的地区霸权，尽管这样做间接伤害了巴解组织。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叙利 亚又与埃及一道，同海湾六国共商战后海湾安全安排问题，并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这些做法已经完全背离了叙利亚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纲领，叙利亚复兴党 的意识形态也悄悄转变为叙利亚民族主义。
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1975年黎巴嫩内战，三万叙利亚军队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从此，叙 利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际控制黎巴嫩，直到2005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被暗杀，被国际社会普遍怀疑为幕后主使的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此外，叙利亚大 力支持哈马斯、吉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在大马士革为这些组织设立办事处，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激进力量与 以色列抗衡，使之成为对以色列和美国斗争的有效筹码。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重启和平进程，叙利亚和以色列开始和谈。尽管叙利亚在外交辞令中仍然大谈特谈巴勒斯坦解放，在谈判中从国家利益出 发，淡化巴勒斯坦难民和耶路撒冷问题，强调其首要任务是收复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要求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前的边界线，并坚持“先撤军， 后安全”的原则。因此，大多数以色列人对充满个人魅力的阿萨德心怀敬意，赞赏其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巴勒斯坦人和怀有传统的“神圣沙姆”（Sham Al-Sharif, 即认为叙利亚是圣地耶路撒冷的守护者）情结的叙利亚人看来，叙利亚政府背叛了巴勒斯坦的解放和建国大业。
巴沙尔·阿萨德统治时期与叙利亚的未来
2000年，阿萨德去世，其子巴沙尔承继父业，成为叙利亚的新领导人。巴沙尔对外开始和西方国家以及亲西方的邻国土耳其修好，对内启动了停滞已 久的政治改革，允许一定的新闻和结社自由。广泛的公民社会运动在2000年至2001年间启动，成立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多元的政治反对组织“复兴公民社 会委员会”，公开讨论民生和民权问题。这个运动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取消自1963年复兴党上台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要求恢复个人自由，实行新的选举 法，结束一党专政，解决作为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的公民权问题等。委员会甚至邀请了一些复兴党成员参与讨论。但是，当部分复兴党成员表达了他们对委员会的同 情和关注之后，巴沙尔立即宣称公民运动破坏了稳定，莫须有地指责运动背后有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推手，随之镇压了此次运动。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埃及、约旦等国在美国“新中东”计划的压力下，开始了政治改革。2005年，叙利亚被迫撤出黎巴嫩所导致的政治 动荡，迫使巴沙尔在复兴党代表大会上承诺开放议会选举，允许其他党派参选。但是，新的改革实际上仅仅是为一党专政穿上了一个多党政治的外套，新通过的宪法 和选举法并未取消复兴党的领导地位，并未废除紧急状态法，而且不允许建立基于教派和族群的政党。这使得反对力量无法有效地组党参选。在2007年议会选举 中，新成立的政党只获得了两席，纯属点缀。
叙利亚传统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油气工业和旅游业，政府通过对价格补贴，维持低工资、低价格和“铁饭碗”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后期， 这一经济体制陷入困境。巴沙尔上台后加快了私有化步伐，发行政府债券，引进外资，放开油气价格，变农业补贴为农业基金，加快发展出口贸易，同时鼓励私人投 资房地产、金融业等。
然而，由于复兴党把持着资源调配和政策审批的大权，缺乏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和有效遏制官商勾结的渠道，私有化实际只让少数人先富了起来。那些曾 经长期对阿拉维派和复兴党充满敌意的传统逊尼派上层穆斯林，发现新的私有化政策有利于他们寻租，开始转而支持巴沙尔政权。在出口导向和公私兼并的私有化进 程中，更多财富流进了叙利亚“官二代”和“裙带党”的手中。比如，巴沙尔一位堂弟的家族企业垄断了建筑业，资产高达230多亿美元；另一位堂弟则垄断了电 信业。
对外开放以后，叙利亚传统的工农业产品在土耳其和中国的进口产品冲击下一落千丈，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开放中受益的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里的贸 易业和旅游业，它们往往被具有复兴党权贵背景的家族所控制。失业率大幅攀升，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可以说，复兴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已经名存实亡，正在滑向权 贵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对外，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05年从黎巴嫩的撤军行动对叙利亚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却也导致了叙利亚民族主义的高涨，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政权赢得民众支持。2006年，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有效抵抗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得叙利亚的安全环境有所改善，再加上它在土耳其、伊 朗、伊拉克和沙特之间灵活斡旋的外交手腕，其外患似乎有所减轻。但是，在最棘手的与以色列关系问题上，叙利亚还是一筹莫展，既不能通过和谈收回戈兰高地， 也未能给予巴勒斯坦各方实质性援助。
此次叙利亚的抗议运动一是源自叙利亚内政外交的危机，二是受到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变革的影响。笔者认为，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叙利亚局势都还将进一步动荡。
目前，巴沙尔政权赖以支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的复兴党三位一体的党政军体系，他们害怕政权倒台会遭受秋后算账，因此会凭借其强大的 组织和军力作殊死镇压。与埃及军队的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公信力不同，叙利亚军队本质上是复兴党的军队，除非内部分裂，否则不会倒戈。二是这一体系之外的“沉 默大多数”，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支持抗议行动，而普通的叙利亚人则出于社会稳定的希冀和对以色列威胁的担忧，不愿冒险加入到这一不确定的行动中。尽 管他们和抗议者一样不满高压统治、失业和贫穷，但他们并未看到清晰的目标和替代方案。军队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愤怒，不过，由于信息封锁和控制，他 们无法有效协调，抗议行动难以形成统一的反对力量。安全部队对清真寺的严密控制，以及大多数宗教领袖的暧昧态度，使得每周五的穆斯林聚礼日未能发挥组织动 员的功能。除非抗议领导人能够提出更打动人心的口号并采用新颖巧妙的斗争策略，他们无法动员更多民众参与。
然而，情况对巴沙尔政权而言更为不利，强力镇压也许会暂时躲过一劫，但却关闭了政治谈判和社会和解的大门，使叙利亚社会更加两极化。叙利亚的政 治正在滑向内战的深渊。巴沙尔近日做出的一些善意表示，如释放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所有政治犯，被境外流亡的反对派力量视为“不够”或者“太迟”，后者 要求巴沙尔“直接走人”。
鉴于叙利亚地缘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显然不会坐视不管。身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尤其担心叙利亚会出现动荡、流血事件和 难民潮。如果届时联合国不能达成共识授权实施军事干预，则要么是北约单方面行动，要么是国内的各方力量寻求境外支持，叙利亚将再次变成各种国际力量搏杀的 角斗场。这不仅会对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造成深远影响，也将给全球政治带来极大冲击。 ■
（本文发表于2011年第7期财新《中国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