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前帮上海电视台做一期有关食品安全的节目，很意外地获悉，将近9年前发生在辽宁、震惊全国的“海城豆奶案”，实际上卫生部专家组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看法：造成学生们各类症状的，显然是群体性癔症，与豆奶基本上没有关系（最初的病例更可能是一种偶合）；但由于害怕引起更大的民意反弹，“有关部门”没有让这些专家将这个结论告诉公众，仅有一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露了一句“不排除心因作用”。
透露这一信息的是国内食品工程领域一位著名专家（因谈论这一问题时并非正式采访，笔者不便透露其名字），在此问题上他没有说谎的动机。看来，笔者去年发表的《再审“山西疫苗案”与“海城豆奶案”》中所言“令人略感意外，当时参与调查的众多专家，在检测结果与学生群体‘中毒’的实际情况出现如此明显的矛盾之时，却并未往群体性癔症这个方向考虑”，是严重低估了专家组的专业能力，也低估了“有关部门”对他们口风的控制能力。
“海城豆奶案”仅仅是一场群体性癔症，这对当年参与报道“海城豆奶案”的媒体——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国内绝大多数知名媒体都关注了此事——来说，恐怕是一个颠覆性结论。在笔者看来，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将近9年，但对曾经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管理机制的这一重大事件，媒体依然有重新调查真相的必要。
但这篇文章要讨论的，却是另一个主题，那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寒事件”（更多人称其为“方韩大战”）。方舟子及众多网友对于韩寒及署名“韩寒”的作品所做的分析，也给了公众一个颠覆性的结论。
本文着重讨论韩粉们的心态。之所以把“海城豆奶案”扯进来，是因为铁杆韩粉们盲信韩寒神话的心理状况，与“海城豆奶案”中的患儿极为类似，属于一种非医学意义上的“群体性癔症”，两者对比，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另一方面，两者均与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所不同的是，“海城豆奶案”中，媒体人是作为观察者被表象欺骗；而韩寒事件中，许多媒体人也在病中或者曾经在病中，他们的作为更严重地助长了这个癔症群体。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署名“韩寒”的作品的真实水平。笔者最早是在2000年CCTV对话韩寒的时候听到这个名字，那时看过他文章的几个同事指出，他的作品显然有人花大力气去润色过；同时有人认为，他背后很可能有一个运作团队。
因对一个小孩的作品不抱太高期望，笔者没有立即去关注这个“天才少年”，没有去读他的文章。但后来，“韩寒”名声越来越响，出于一种好奇，笔者去韩寒博客稍作浏览。最先读到的是一篇有关赛车的文章（具体是哪一年的比赛记不大清了），约略记得是他刚刚拿了一个冠军，提及自己的对手，为对手惋惜云云。当时笔者觉得，这篇文章辞不达意，病句迭出，文字功底奇差；又浏览了几篇时评，倒是觉得还不错，文字通顺，大致具有网络上一般评论文章的水平——但从中并未看出有什么真知灼见。其博客文章的数十万浏览量和上万跟帖，想来属于明星效应，不足为奇。
再后来，身边有人提起韩寒的“祭坛”“花圈”之说，笔者付之一笑，这类俏皮话，属于网络文章惯常的文字游戏，论坛上见得多了。至于有人将韩寒喻为当代鲁迅，笔者视之为小儿之见，也是一笑置之。
直到韩寒事件发生之后，大量媒体人站出来为他辩护，其中还有人又将韩寒与王小波相提并论，笔者才真的大吃一惊：难道本人此前所见均为偏见，韩寒真的如此了不起？要知道，媒体人整天与文字打交道，对文字水平的鉴别，当属于专业所长。忐忑之下，笔者再次上了韩寒博客。然而几篇文章一读，再次失望，不谈本次论战中糟糕的回复文章，任意翻阅他以前的时评，看到的依然是那个不上不下的水平。
于是开始翻看春节期间“方韩大战”的过程（老家不能上网，笔者此前对于春节期间的论战一无所知）。方舟子和众多网友的分析文章，展示惊天悬疑的同时也指出，署名“韩寒”的文章，水平远未高明到一些学者及媒体人所鼓吹的那个程度。但笔者更感兴趣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神话为什么会骗倒那么多文字工作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文字水平至少不在“韩寒”之下，为什么始终对韩寒的文学水平做超高评价？
让我们分析、推测（仅仅是推测，是否合理读者自己判断）“韩寒”影响力形成过程中，其读者的心态：他先是以一个因七门功课挂红而退学的学生身份，却写出早期那几篇文章和小说，这个巨大反差在媒体渲染之下吸引了人们的好奇心，进而产生大量读者；最初的这批读者，以一种针对少年人的标准来衡量“韩寒”的早期作品，自然会对其文字的成熟、作者的见地惊叹不已；而以“叛逆”形象出现的“韩寒”，在接下来的博客文章中选择了针砭时弊的方向，这与他早先的形象契合，同时更契合了民众们长久以来对某一种声音的期望，“韩寒”自然赢得了更多人的赞许；赞许的声音逐步强大之后，从众心理开始发生作用，一些原本未必会给予“韩寒”作品高评价的读者，也慢慢受到感染，不知不觉中产生“他的水平是很高啊”的心态，其中就包括一些文字工作者。
但一般程度的“从众心理”依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在这次事件中，笔者还看到了一些人盛赞韩寒的钢笔字，此前还有人因喜欢他的字而请他为新书题名。平心而论，在书法风气较盛的江浙一带，韩寒的硬笔字在中学生中也就是中等水平。吹捧韩寒的字（还好，没有将其上升为“书法”），这是明显的追星心态。
在这样的心态之下，韩寒在赛车等其他方面的成就，也都成了其神话的一部分，并且更让其粉丝们对其文字作品刮目相看。随后，韩寒的一切作为——七门功课不及格、面对镜头谈论文学创作时的木讷、谈论美女时显示出来的粗俗和猥琐，都成为“他是一个天才”的注脚。到了“他是天才”可以解释一切、可以无视最基本的逻辑之时，韩粉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癔症状态。
而在方舟子们的眼中，这一切反差（七门功课包括语文挂红却能写出成人水平的文章、不喜读书却能在小说中旁征博引、讨论美女和赛车时口若悬河却对文学创作难置一词等等）都必然地成为质疑韩寒神话的素材。
“海城豆奶案”中，即使种种证据（见“再审”一文）都指向“群体性癔症”这一结论，处于癔症中的病人依然很难相信自己“其实没病，只是心理有问题”这样的诊断（这也是当年“有关部门”不愿意让专家告诉大家真相的重要原因）；同样，今天处于另类“癔症”中的韩粉们，也难以相信“其实韩寒并非天才，只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这一结论。方舟子等人的解释工作，很容易让中间群体看明白；但他另外还要面对一群病人，解释、劝服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这个解释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就如同“海城豆奶案”及稍晚发生的“泗县甲肝疫苗案”，对群体性癔症的定性和解释可以帮助患者更早康复，并避免更多人陷入其中。
在这一论述基础上，还可以推断：韩寒事件中，除了少数心知肚明、却出于一些特殊原因而混淆是非的捣乱者之外，与方舟子论战的这群“病人”，他们很可能是真诚的，就如同“海城豆奶案”中那些无辜的患儿们一样——这也就解释了韩寒那些“猪一样的队友”的行为，他们不断拿出不利于韩寒的素材来“力挺”韩寒。因为在他们眼中，再怎样荒唐的素材，都能证明韩寒是“天才”。“海城豆奶案”中，患者表现出各种症状，以及各种所谓的“后遗症”，这一切都让患儿及其家长、以及当时参与报道的众多记者进一步认为“豆奶有毒，而且毒得可怕”，而稍具医学常识、重视基本逻辑的旁观者却会提出质疑：谁能造出毒性如此复杂的豆奶，莫非是丁春秋或欧阳锋驾临？
春节期间路过杭州，跟一位老画家闲聊，他对于书画界的一种歪风甚为愤慨：一些原本在业界估价仅几千元的作品，经过一系列手段，可以炒作到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画作者的身价也因此飙升。然而，这些炒作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行骗一时，一个画家的身价终究需要接受同行评价和时间考验——画家小群体中没那么容易形成“群体性癔症”。
但在方舟子出手之前，十多年来韩寒神话却没有受到太激烈的挑战（一战即退的麦田也不足以对其构成威胁）。这有几方面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个神话催生的癔症群体太大，众多媒体人及社会学者被囊括，他们还以公器的力量进一步助长癔症群体；在此前提下，即使有人对韩寒产生了一点点怀疑，也很容易因为不敢相信如此众多的文字工作者会被骗而放弃质疑（依然是一种从众心理）。
因专家组未在第一时间将“癔症”结论公开，“海城豆奶案”迷惑公众9年，并且可能继续迷惑下去——笔者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下表达自己对此案的判断，但终因孤掌难鸣而收效甚微；没有同行的进一步调查，本文透露的信息也很难让所有读者信服。风行13年的韩寒神话，实际上也早在《三重门》出版之际就已显现端倪，序言作者、身为语言文字专家的曹文轩（无意中）给出了一系列重要提示：“而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韩寒的成熟，可能会使人觉得他有点不合自然规律——而不合自然规律，则要使人生疑，甚至觉其不够可爱”等等。曹长青在《韩寒是石头，不是金子》一文中，更展示了十多年来这个神话一而再再而三露出的破绽。可叹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粉丝读者、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却一直无视、忽视如此多的破绽。
所幸，中国还有一个方舟子，还有众多具有求真精神的文字工作者。这一轮揭露之后，韩寒神话能否彻底破灭、这个癔症群体能否彻底解体？这是一个比澄清“海城豆奶案”真相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因为它关乎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话的破灭、一个群体的心智解放，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已经崩溃的诚信体系的重新建立，拷问中国民众是否还愿意重新建立这个诚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