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的孩子。邓丽君也是眷村里长大的孩子。（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退守台湾。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大量国民政府党团官员、公务员及各省有意迁台的居民合计约120万人，离开自己的故乡，随着历史洪流涌入之前一直不被人关注的小岛。1946年时，台湾人口约610万，到1950年激增到745万。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各地大量兴建房舍，并将这些新移民聚集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了一座座 “眷村”，如果按照大陆人的思维，这些眷村应该算是“国军大院”了，但不一样的是，这些眷村并没有按照大陆人想象的部队大院而存在。
台湾的第一波移民潮发生在17世纪初，以来自福建地区的闽南人为主，接续而来的是发生在康熙年间的以广东客家人为主的第二波移民潮。作为第三波移民潮的国民党迁台，面对的是以闽南人和客家人以及原住民为主的台湾本土流派。
当时，国民党对台湾似乎只存有“过客”的心态。很多国民党军官习惯了在大陆的特权生活，认为军人在台湾坐火车、看戏、看电影不买票不排队是 理所当然。但刚刚从日治时代走出来的台湾人，仍然非常在乎秩序与规则。于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摩擦不断，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加之1947年“二二 八事件”的“添油加醋”，省籍情结与族群对立就此在眷村的边界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宋美龄被眷村人视为“蒋母亲”
上世纪50年代初，除了由日治时期遗留房舍改造的眷村建筑物外，大多眷村都是建设于公有地的简单房舍。国民党当局只是把眷村作为一个临时居住地，搭建的房子极其简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看到了“反攻大陆”的曙光。从1950年6月到1952年6月，他先后三次准备出兵参与朝鲜战争，虽均未付诸实施，但也在加紧部署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台湾只是暂时的“克难场所”，随时要“反攻大陆”。除了高阶军官住在日据时代留下的好房子里，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家庭分 到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很多人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藤制最便宜，将来反攻大陆就可以马上扔掉。据眷村人回忆：当初盖的眷村房子，墙壁是下砖上泥，以 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修建，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因此眷村又被称为“竹篱笆”。
如果按军种分，就包括陆、海、空等三类眷村。但并不是所有军人都有资格住进眷村，在申请眷村房屋时必须要有主要申请人和妻子，至少要有一名 以上的子女，房舍的分配依眷户人口数、考绩、结婚年限来分配。眷村初建时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皆隐含军种或省份涵意。例如，以“陆光”为名的眷村，全来自陆 军家庭；“宪光”则是专门为宪兵建的眷村；而“大鹏”很明显就是空军眷村。
据台北市中心新村自治会会长张聿文回忆：早期的眷舍都没有自己的厕所和浴室，厨房也是几家共享的，煮饭做菜轮流使用灶台。村子里有一座公共 厕所和温泉浴室，上厕所、洗澡全在自家外面，原来只有一间洗澡间，男生洗女生等，女生洗男生等，后来加建成男女各有一间，从傍晚开始，大家都端着脸盆去洗 澡。
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决定在1955年反攻大陆。但作为台湾后盾的美国，其态度忽然在1954年发生了转变，不愿出兵帮助国民党，只愿提 供核武器，而蒋介石坚决反对对大陆使用核武器。1956年，因蒋介石与美国对于“反攻大陆”的方式没有达成共识，计划逐渐搁浅，两岸局势随之日趋稳定。
随后，军中禁婚令解除，许多青壮军人希望可以传宗接代，军眷房舍的兴建因而受到重视。台湾当局开始有目的地发动民间捐款并由财政拔款，大举 兴建眷村，民间捐款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宋美龄所主导的妇女联合会，当时在全台湾共协助募款筹建完成5万多栋眷舍。妇联下面附设托儿所，很多眷村孩子都在这里 长大，马英九也曾透露，自己幼时在宋美龄办的托儿所里就读。很多眷村人对宋美龄都心存感恩之情，她被眷村人视为“蒋母亲”。有人说，很多政治人物都有可能 挨眷村人的骂，但惟独宋美龄不会。
“军二代”眷村人的自我解脱
进入五六十年代后，台湾政治经济环境逐渐恶化，蒋介石开始倡导“克难精神”，寄望通过全台湾人的努力，使国民党政权得以存活。“克难精神” 也反映在眷村生活上。家家户户练就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功夫，手巧的眷村妈妈靠着裁缝手艺，帮客人换拉链，修改裤长、腰身。国军部队里淘汰的旧军 服变成居家服，孩子的衣服则是手足之间一个传一个，妹妹接收姐姐的，弟弟捡哥哥的，要是破了，加上补丁又可以再穿几年。美援物资也是不少人的衣着来源， “净重五十公斤”的面粉袋内裤、教堂的外国神父提供美国百姓捐赠的旧衣，也陪伴着许多人度过春夏秋冬。
在克难的同时，台军方陆续成立军人子弟学校，专门招收眷村孩子。投身军旅多年的父亲们，对于子女就读军校的态度有两极化现象：有些家长强力主导他们念军校，期待严格的军事化教育能重塑性格与人格，但也有些父母坚决反对子女步其后尘，只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知识。
深深植根于大陆文化的戏曲是眷村人重要的精神寄托，有不少眷村子弟被送进隶属军方的陆光剧校、海光剧校、复兴剧校、左营豫剧队等，学习“长枪、短打、身段、唱腔”，在“生、旦、净、末、丑”中学习做人与做事的道理，同时也在为父辈们寻找逝去的精神家园。
自此，眷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后代教育都自成体系，鲜少受眷村外环境的影响。即使渐趋搬离眷村的“军二代”，在国家观念、伦理概念、家族意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上，总会和台湾本土社会有区别。
在早期眷村，虽然居民来自大陆不同省份，语言上是南腔北调，却带来了各地特色口味家常菜，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背景与出身，所以住户间的情感 联络频繁，邻里之间经常交换自家的私房菜。各省家常菜的“微缩景观”都聚在了眷村，也为台湾带来了多元的饮食文化，使之融汇成了一个“大陆美食城”。
很多眷村“军二代”从识文断字开始，父母就强制他们必须要背会大陆老家的地址，福建、江浙、山东、内蒙古、东北，虽然这些名称只存在于想象中，背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当时谁也不知道，踏上传说中故乡的那一天会不会来。但逢年过节时，遥祭大陆列祖列宗的繁复程序却是一样也不能少，晚辈双手拄香在胸前，似懂非懂地听长辈们操着家乡话喃喃自语。与其说是传承家族精神血脉例行仪式，倒不如说是眷村人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的自我解脱。
消失的“竹篱笆”，还在的“贫民窟”
上世纪70年代之后，蒋经国确立“国军眷村改建”原则，由军方提供土地，与各级地方政府合建国宅，对眷村进行改建，大多眷舍主体由此成为砖 造，并具有私人厕所、浴室、厨房及主梁、屋瓦与电线线路等设备。自70年代末期起，台湾房地产升温，并大量新建改建房舍。但是眷村碍于所有权等因素，无法 改建成高层住宅，而且每户除庭院外，居住面积仅6至10平米。这就造成了砖造平房与高楼大厦“遥相呼应”的情形。
20世纪 80年代，伴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土地成了最珍贵的资源，许多眷村开始改建，情况好的兴建居民区，每一户都能分到一所房子，从原本低矮的小平房住进高层公寓里，居住面积也较过去宽敞。“国宅”盖起来了，老“国军”们都有了共同的“新家”。
但是并非所有眷村住户都能得到妥善安排，也有部分眷村当年兴建的土地属于公有地，依照城市计划可能是公园用地，为了市政建设，台湾当局决定 收回这些土地，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便是如此。1980年，台湾“国防部”根据《国军老旧眷村重建试办期间作业要点》对老旧眷村改建。1982年，全台兴 建完成879个眷村，达到98535户，能容纳46万多人。
1996年，由“立法院”通过配合眷村改建的《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法条正式生效。改建条例中最主要精神则是，利用政府财政改建眷村，并 将兴建后的住宅小区无偿配售原眷户。每户配售的平米数和户型以原眷户现任或退伍时之职阶为准。虽说是配售，但该条例也明确说：“眷村需以市场总价20%以 下价格售予配售住户，其不足部分，由改建基金补助。”这就相当于无偿配售予原眷户一户一屋。
此政策一出，马上引来民进党苏焕智等50多位立法委员的强烈不满，认为政府动用公款向一小部分人输送利益。50多名民进党立委向“司法院” 声请释宪，要求确认眷村改建是否违反“宪法”第7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主条文。苏焕智认为：眷村 改建独厚特定少数原眷户，几乎形同政府立法赠送原眷户一户一屋。之后，“司法院”作出解释，明白指出《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符合促进民生福祉之基本原 则，与“宪法”第七条之意旨无抵触。
2002年，台湾传统眷村逐渐被高层住宅代替，“军二代”也从平房搬到了楼房，随之老眷村的文化保育运动也渐渐兴起。新竹市由环保局旧建筑 改建的全台第一座“眷村博物馆”启用，为全台第一座保存眷村特有文化与生活特色的博物馆。2003年，台北信义区眷村“四四南村”的4栋眷舍被正式列为历 史建筑物，并作为“信义公民会馆暨文化公园”对外开放。这座公民会馆，就在101大楼这一台北标志性建筑的笼罩下，诉说着眷村的前世今生。
眷村文艺作品唤起对眷村岁月的怀念
有关眷村的文学作品出现在70年代，兴起于80年代，其创作见证着台湾社会环境的变迁，从早期的召唤集体记忆到后期的正视族群、省籍问题都 有涉及。1975年，《联合报》副刊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分别刊载了两篇短篇小说：朱天心描述眷村青梅竹马的《长干行》与孙玮芒描写老兵与小孩保卫眷村 老榕树的《斫》。这是最早以眷村为主题的两篇文学作品。2004年齐邦媛、王德威编著的《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纪录了1949年后赴台国民 党老兵的故事。2008年，一部以眷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创下收视高潮。众多的眷村文艺作品，唤起了更多台湾人对眷村岁月的怀念。
如今被保留下来的眷村里，只剩下年迈的“国军”。虽然他们被国民党授予“荣民”的称号，但在台北市爱国东路闹市区的眷村，150多户国军老 兵至今仍住在阴暗、拥挤的房子里，全村共用一个公厕，每人每月只有一万多元新台币，仅能维持生活。“荣民”已成为台湾最贫困的阶层，眷村也被称为“闹市里 的贫民窟”。
60多年前，百万大陆民众在政治的裹挟下，流落台岛，被迫选择了充满不确定感的生活。“乡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常深刻而又无法言喻的感受，造就台湾眷村的时代，显得无奈而又痛苦。那一代又一代交织着苦闷与救赎的故事，将伴随着台湾人的记忆，历久弥新。
